特雷弗·诺亚（Trevor Noah）又在社交网络上火了。

满世界都在为疫情焦头烂额，越来越多人选择宅家做好社交隔离。作为热门新闻吐槽节目《每日秀》主持人，特雷弗也选择把节目录制地点搬到了自己家中，做起了居家脱口秀，一如既往地开怼总统特朗普，更新时事报导与恶搞吐槽。

在此之前，他幽默犀利的风格早已吸引了不少粉丝。在中国，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为“崔娃”。他也曾因为被央视节目报道而兴奋雀跃：我上中国电视了！我出名了！

这个生长于南非的小伙子，2011年搬到美国发展，2018年被《时代》杂志评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事业上可谓顺风顺水。而这一切与他童年与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密不可分。

崔娃在很多场脱口秀表演中都曾提到自己的父母与故乡。命运给了他最艰难苛刻的开头——出生在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父亲是白人而母亲是黑人。他们的结合不但违反了国家法律，也挑战了社会传统和习惯。小时候，他甚至不能和父母光明正大地走在街上，否则全家都会被警察立马拖走。

在他的自传《天生有罪》中，崔娃讲述了父母与自己的故事。这段经历或许不算愉快，甚至有些辛酸，但同时又是独特、无价的。

1.最严重的罪行

我成长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这其实挺尴尬的，因为我生在一个混合种族的家庭里，而我就是那个混血儿。我的母亲帕特莉莎·努拜因赛罗·诺亚是黑人。我的父亲罗伯特是白人，准确说是瑞士/德国人。

在种族隔离期间，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就是你和其他种族的人发生性关系。很显然，我父母就犯了这样的罪。

在南非，混血儿被当作是一个单独的种群，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而是“有色人种”。政府强迫人民将自己的血统记录在案，有色人种、黑人、白人、印度人，根据这些种族区分，数百万人被迫背井离乡，按规定重新安置自己的家。

如果一对跨种族的情侣被抓，那就只有祈祷上帝来帮他们了。警察会踢开他们家门，把他俩拖出去，暴打一顿，再带回监狱。至少他们对情侣中的那个黑人会这么做，对于另一个白人，他们会说：“呃，看啊，我就说你喝醉了，下不为例，懂了吗？拜拜。”这一般指的是白种男人和黑人妇女的情况。如果抓到一个黑人男子和一个白人妇女发生了关系，男方要不被指控为强奸都算走运。

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如果你是一名黑人，而且又是个男人，那你的工作范围将会是农场、工厂或矿区。如果你是一位黑人女性，你会是工厂女工或女佣。这些是你仅有的人生选项。

我母亲不想在工厂工作，又不擅长煮饭，也无法忍受每天被白人雇主使唤来使唤去。所以，根据她的性格，她做出了一个以上既有选项之外的选择：她报名参加了秘书培训课，学习打字。

在那时，黑人女性学打字，等同于盲人想学开车。这份努力值得尊敬，但是你不太可能会因为拥有这项技能而找到工作。根据法律，白领和技工的工作都是留给白人的，黑人不能在办公室工作。

但是，我妈却是个反叛者，而且很幸运的是，她的反叛恰巧赶上了好时候。

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缓解国际社会对国内暴乱的抗议和对种族隔离侵犯人权的指责，南非政府开始做出一些小小的改变。在这些改变措施中，有一项就是开始在一些低级的白领工作岗位上雇佣黑人，譬如打字员。

通过职业介绍所，我妈找了一份秘书的工作，雇主是ICI，一家跨国制药公司，工作地点在约翰内斯堡郊区的布朗芳田。

种族隔离的终极目的，就是要让南非变成一个白人国家，试图取消黑人的南非国籍，将他们全部安置到黑人家园“班图斯坦”去，那里将会成为一个半自治的黑人领地，但其实还是受制于首都比勒陀利亚的傀儡政权。

不过这种所谓的白人社会，依旧离不开黑人劳动力的奉献，而这就意味着必须要让一部分黑人住在白人社区附近。

2.反叛的母亲

离开小镇到城市去，不论是去工作或去干别的，你都要带好写有身份证号码的通行证，否则就会被逮捕。另外还有宵禁，到了一个特定时间，所有黑人都必须回到位于小镇上的家中，否则也会被逮捕。

我母亲完全不在乎这些，她已经铁了心再也不要回家。所以留在了城里，躲藏在公共厕所过夜，之后，她从一个特别的群体那里学到了操控城市生活的规则，那群人也是硬要留在城市中的黑人妇女：妓女。

城市里很多妓女都是科萨人。她们和我母亲说着同样的语言，并教会了她如何在城市中生存。

她们教她穿上女佣的连体工服，这样在城里走动就不会被拦下来质询。她们给她介绍愿意出租公寓给她的白人房东。这类房东通常是外国人，譬如德国人或者葡萄牙人，他们并不在乎禁止跨种族发生关系的法条，很乐意把公寓分租给妓女，并且还能偶尔和她们上上床。好在我母亲有工作，付得起房租，所以对这类交易并不感兴趣。

经一位妓女朋友的介绍，她认识了一个德国人，愿意把自己的一套公寓租给她。她搬进了新家，买了几套女佣工服。不过，她时不时还是会被抓，原因是下班路上没带身份卡，或者在白人社区停留太久。等待她的惩罚就是要么蹲三十天牢，要么交五十兰特的罚金，相当于她半个月的工资。她会东拼西凑地凑齐罚金，交了钱后直接回去上班。

我妈妈的秘密公寓位于希尔布洛，房间号203。同一条走廊上，住着一个高个子、棕色头发、棕色眼睛的瑞士/德国人，名叫罗伯特，房间号206。

作为前贸易殖民地，南非有着大量的外国移民。人们从世界各个角落来到这里。这里有无数的德国人，还有很多荷兰人。那时的希尔布洛就是南非的格林尼治村，充满了世界主义理想和自由不羁的精神，一派欣欣向荣。

那里有很多画廊和地下剧院，艺术家和演员敢于在这样的地方发声，在成群的观众面前批评政府。那里还有很多餐厅和夜总会，多数是外国人开的，而且面向所有人提供服务，不论是对现状不满的黑人，还是觉得种族歧视很可笑的白人，都可以前来消费。在一些由公寓或空地下室改成的俱乐部里，人们还会悄悄地聚会。集会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行为，但是他们的聚会并不带有政治意味。人们只是聚在一起玩乐，开派对。

我妈妈立刻投入了这样的生活。她总是出去参加聚会，派对、跳舞、见朋友。她是希尔布洛塔的常客，希尔布洛塔是非洲最高的建筑之一，顶层有一个带旋转舞池的夜总会。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但也同时隐藏着危险，因为这些餐厅和俱乐部有时会被关停，有时不会。那些演员和顾客有时会被逮捕，有时不会。就像掷骰子一样。

我妈妈从不知该相信谁，谁又会突然向警察举报她。邻居之间经常相互举报。那些白人的女性朋友有上百种理由去举报一个混迹在他们中的黑人女性——毫无疑问肯定是妓女。

黑人也可以为政府工作。在邻居们看来，我妈很可能是一个间谍，她伪装成妓女，平日里打扮成女佣，潜伏在希尔布洛塔的夜总会里，暗中观察那些有违法倾向的白人。警察国家就是这样运作的——每个人都觉得其他人是警察。

在城市里孤单一人生活，不被信任也无法信任别人，我妈妈开始和一个让她有安全感的人越走越近：那个住在走廊另一端的206房间的高个子瑞士男人。他46岁，她24岁。他安静保守，她自由奔放。她会在经过他房间的时候停下来聊聊天。他们会一起去地下派对，在有旋转舞池的夜店跳舞。火花不期而至。

我知道我父母之间的感情是真挚的，我看得出来。但是他们的关系有多浪漫，或者他们多大程度上只是朋友，并不好说。有些事情，小孩子是不会问的。我只知道有一天我妈妈向他提出了一个要求。

“我想要个孩子。”她对他说。

“我不想要孩子。”他说。

“我没说让你要孩子。我想请你帮我，让我有个孩子。我只需要你的精子。”

“我是天主教徒，”他说，“我不能做这样的事。”

她回道：“你知道，我可以和你睡完就走，你永远也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一个孩子。但是你一定不想那样。答应我的请求吧，这样我能问心无愧地活下去。我只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我希望你能给我这个孩子。只要你想见他，随时都可以，而且你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你不用陪他玩，也不用给他钱。给我这个孩子吧。”

其实对我母亲来说，这个男人不想和她组建家庭，或说法律不允许他们两个组建家庭，反而增加了这件事对她的吸引力。她只是想要一个孩子，并不想要某个男人介入她的生活。而我父亲那边，我只知道虽然他最终同意了，但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拒绝的。只是他为什么会同意，我永远也无法知道答案了。

3.“不存在”的父亲

在父亲同意后的第九个月，1984年2月20日，我妈妈在希尔布洛医院做了剖腹产。由于她和家人关系疏远，还和一个她无法公开关系的男人怀了孩子，所以自己一个人去了医院。

医生将她推入产房后，剖开她的肚子，取出了一个身上流着一半白人血液、一半黑人血液的婴儿，这个婴儿违反了无数的法条，章程与规则——所以，我生下来就有罪。

医生把我拿出来后的一瞬间很尴尬。他们说：“呃，这个孩子肤色真浅啊。”环视四周，好像没有哪个男人像孩子的父亲。

“孩子的父亲是谁？”他们问。

“他爸爸是斯威士兰人。”我妈妈说。斯威士兰是南非西边的一个小国。

他们很可能猜到了她在说谎，但是接受了这个说法，毕竟他们需要一个解释。

在种族隔离制度下，政府会在你的出生证上打上所有的标签：种族、部落、国籍。所有的东西都要被归类。我妈妈撒了谎，说我生在卡恩瓦格尼，那是供斯威士兰人在南非居住的半自治黑人家园。所以我的出生证上没写我是科萨人，其实我是；也没写我是瑞士人，因为政府不允许。我的出生证上写着我来自另一个国家。

我的父亲也没出现在我的出生证上。从法律意义上说，他从来不是我的父亲。我妈妈曾亲口告诉我，她做好了我父亲完全不管我的准备。她自己在朱伯特公园附近新租了一处公寓，那里离希尔布洛很近，她带着我从医院出来后，就径直去了新公寓。

过了一周，她去见我父亲，没带我。令她惊讶的是，他问她我在哪儿。

“你说你不想和他有关系的啊。”她说。

他之前确实是不想，但我出生后，他觉得自己无法接受儿子就住在旁边，但和自己无关的事实。所以我们三个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勉强组成了一个家庭。我和我母亲住在一起，偶尔会偷偷跑去看望我父亲。

大多数孩子是他们父母的爱的结晶，而我是我父母犯罪的结晶。我唯一能和我父亲相处的时间都是在室内。如果我们去外面的话，他就得到路对面走。

我和我妈经常去朱伯特公园散步。那是约翰内斯堡的中央公园，有花园、动物园，还有一个巨大的棋盘，每个格子上都能站下一个人。我妈妈有次告诉我，我还小的时候，我父亲曾和我们一起去散过步。在公园里时，他和我们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我却在后面追着大叫：“爸爸！爸爸！爸爸！”人们开始看我们，而他吓坏了，拔腿就跑。我当时可能以为这是个游戏吧，所以还在后面一直追着他跑。

我也不能和妈妈一起散步。一个浅色皮肤的孩子和一个黑人女人走在一起，会引发诸多问题。当我还是婴儿的时候，她可以把我包起来，抱着到处去，但很快我就长大了。我小时候长得特别快，我一岁的时候，你会以为我两岁了。我两岁的时候，你会以为我四岁了。她想把我藏起来，但做不到。

于是，就像她是如何租到房子，如何穿女佣衣服在路上走那样，我妈妈又找到了社会系统的漏洞。混血儿（父母一个是黑人一个是白人）是违法的，但是有色人种（父母两个人都是有色人种）是不违法的。所以我妈妈把我当成一个有色人种小孩在养。

她在有色人种聚居区找了个托儿所，把我放在那里之后，自己就可以去上班了。我们的公寓楼里有个叫奎恩的女人，她是有色人种。我们想去公园散步时，我妈妈就会邀请她和我们一起。奎恩走在我旁边，装成她是我妈妈的样子，而我妈妈走在我们后面几步远的地方，表现得好像她是奎恩的女仆。

我有很多张和奎恩一起散步的照片，我们长得像，但她不是我妈；后面站着的那个看起来好像是闯入照片的路人的黑人女人，才是我妈。

如果奎恩没时间和我们散步，有时候我妈也会冒着风险自己带我出去。她会牵我的手，或抱着我，但警察一出现，她会立刻把我放开，假装我不是她的孩子，假装我是一袋大麻。

4.被关在家里的小孩

我出生的时候，我妈妈已经三年没有见过她的家人。但是她希望我能认识她的亲人，也希望他们能认识我，于是，这位在外漂泊的女浪子回家了。我们住在城里，但放假时，我也会去索韦托和外婆住上几周。我对索韦托有无数的记忆，好像那儿也是我的一个故乡。

所有的孩子都在街上玩。我的兄弟、邻居家的小孩，他们可以打开门冲出去，在外面疯玩一天，回家时还带着满身泥巴。所以我也求过外婆让我出去。

“求你了。求你了，我能和我的兄长一起玩吗？”

“不行！他们会把你抓走的！”

很长时间里，我一直以为她的意思是其他小孩会把我拐跑，但其实她说的“他们”，指的是警察。小孩是可以被抓走的，曾经就有小孩被抓走过。那些皮肤颜色不“正确”的小孩，如果被发现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区，政府会过来剥夺他父母的抚养权，把他丢进孤儿院。

为了维持小镇的治安，政府仰赖着一套奸细网络，一群匿名举报者会随时随地监视各种可疑行为。也有给警察局工作的黑人，被称为“黑夹克”。我外婆的邻居就是个黑夹克。每次外婆把我偷偷带回家或带出门时，都要提防这个邻居，确保他看不见我。

我外婆曾告诉我，在我三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受不了成天被关在家里，就在门边挖了个洞，钻了出去。所有人都吓了个半死，全家出动去找我。

我完全不知道我给大家带来了多大的危险：整个家庭都可能会被驱逐出境，我外婆可能会被逮捕，我妈要蹲监狱，而我很可能会被送到专门收留有色人种小孩的孤儿院。

所以我就一直被关在家里。除了那几次在公园散步之外，我的童年记忆几乎全部在室内。

但我不是个孤独的孩子——我还挺擅长一个人待着的。我读书，玩我的那些玩具，脑子里能幻想出一整个世界。我可以在我的脑子里玩。我现在依然可以这样。此刻，如果你让我自己待上几个小时，我仍可以玩得很开心。我有时还得提醒自己，该多和人接触接触了。

有一天下午，我和表兄玩游戏。我假装医生，他们假装病人。我用火柴来检查布勒瓦的耳朵，结果不小心刺穿了他的耳膜。天崩地裂。我外婆从厨房跑过来。

我表兄的耳朵在流血，我们都在大哭。外婆处理了一下布勒瓦的耳朵，把血止住了。但我们还在哭。很显然，我们心里清楚自己干了一件不该干的事，要被惩罚了。外婆处理完布勒瓦的耳朵后，抽出一根皮带，狠狠揍了布勒瓦一顿。然后她又揍了穆隆格斯一顿。但是却没碰我一下。

那晚我妈下班回来，发现我表兄的耳朵上缠着绷带，而外婆则伏在厨房桌子上哭。

“怎么了？”我妈问道。

“特雷弗太淘气了。他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淘气的小孩。”

“那你揍他呀。”

“我不能揍他。”

“为什么？”

“我不知道怎么打白人小孩，”她说，“黑人小孩，我知道怎么打。你打了，他们还是黑的。但是特雷弗的话，你打他，他就青一块紫一块黄一块红一块。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我害怕会把他打坏了。我可不想失手杀死一个白人。我好害怕。我不能碰他。”

我外婆对待我，好像我是个白人一样。我外公也是，不过他更极端。他叫我“主人”。坐车的时候，他会坚持让我坐后面，好像他是我的司机。“主人要坐在后座。”

我从来不反驳他，我能怎么说？“姥爷，我觉得你对肤色的看法有问题。”我不会这么说。我只有五岁，我坐车后座。

我妈是我唯一畏惧的力量。她相信不打不成器。但总有其他人在一边帮腔：“不，他不一样。”然后她就会放过我。

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我完全了解白人在这种充满特权的系统里可以过得多么舒适。

作为小孩，我知道人们的肤色不同，但是在我脑海中，白色、黑色、棕色的肤色和不同口味的巧克力差不多。爸爸是白巧克力，妈妈是黑巧克力，而我是牛奶巧克力。但我们都是巧克力。

5.我和妈妈是一个团队

我成长于一个女性掌控的世界里，这并非偶然。种族隔离制度将我和我父亲分开，因为他是白人，但其实我在索韦托认识的几乎所有孩子，也都和他们的父亲分开了，只不过分开的原因不一样。他们的父亲有些会在远方某个矿场工作，只在放假的时候回来。有些父亲在蹲监狱。有些父亲因为打架而被流放。

女人们扛起了生活的重担。在自由抗争时期，她们会唱这样的歌——“Wathint' Abafazi Wathint' imbokodo!”，意思是“当你击打一个女人，你就是在击打一块顽石”。从国家角度，我们尊重女性的力量，但是在家中，女性被认为是要顺从丈夫的。

在索韦托，丈夫不在而带来的空虚感，是由宗教填补的。我曾经问我妈妈，没有丈夫，她一个人拉扯我长大是不是很辛苦。她很自信地回答：“我不和男人住一起，并不意味着我没有丈夫。上帝就是我的丈夫。”

我妈妈的名字叫帕特莉莎·努拜因赛罗·诺亚，意思是“奉献的人”。这也是她一直在做的事。

到了该给我取名字的时候，她挑了“特雷弗”。这个名字在南非没有任何意义，在家族中没人叫过，甚至都不是从《圣经》上来的。这就是个名字而已。我妈妈希望她的孩子不要被命运束缚。她希望我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成为任何人。

她曾对我说：“这是你和我在对抗整个世界。”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明白，我和她不仅仅是母亲与儿子的关系。我们是一个团队。

我妈妈会带我去其他黑人永远不会去的地方。她不会被那些可笑的固化思维限制，比如黑人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之类的。

她曾带我去冰场溜冰。约翰内斯堡还有一个汽车影院叫“顶星汽车影院”，位于城外一处矿山废石堆上，我妈妈会带我去那看电影。我们带上零食，把喇叭挂在车窗上。从顶星影院的位置，可以360度观赏整个城市的风景，城区，郊区，索韦托，一览无余。站在那里往任何一个方向眺望，我的视野都可以延伸好几英里。我感觉自己身处世界之巅。

6.寻找父亲

我12岁的时候，父亲搬去了开普敦，我们就此失去了联系。

在他搬离之前，我们就已经有段时间没联系了，那是由于一系列原因造成的。我那时还是个少年。整个世界在我面前等着我去探索。游戏和电脑对我来说比和父母相处重要得多。另外，我的母亲再婚了，嫁给了亚伯。而一旦知道我母亲居然和前任还有联络，亚伯就会暴跳如雷，所以我母亲决定我们都不要主动去激怒他，这样才比较安全。

我们从生活在种族隔离的限制之下，转变为生活在一个爱施暴的酒鬼的专制之下。

父亲的离开，并没有对我造成什么心灵创伤，因为我完全不觉得我们会失去联系，再也见不到了。在我脑海里，这件事只意味着爸爸会搬去开普敦住一段时间，无所谓的。

然后他就走了，我留下来继续过我的生活，费劲儿地读完高中，费劲儿地度过二十来岁的日子，最后成了一名喜剧演员。

我的职业生涯上升得很快。我成了一名电台主播，还在电视上主持一档儿童冒险真人秀。我的名字会出现在全国所有俱乐部节目的主演名单上。

尽管人生在向前，但关于父亲的那个问题依然埋在我头脑深处，而且时不时地会浮到表面。“不知道他在哪儿。他会想我吗？他知道我在做什么吗？他会为我骄傲吗？”当父母中有一人离去，剩你一人陷于未知，你会很容易脑补出一些负面的东西：“他们不在意我。”“他们好自私。”

幸好，我的母亲从来不会说我父亲的坏话，她总是在表扬他。“你把钱管得不错，这点儿随你父亲。”“你和你父亲笑起来一样的。”“你和你父亲一样干净整洁。”

我心中从不会觉得怨恨，因为她让我知道，父亲的离开是因为环境遭遇，并非他不爱我。她总是给我讲她从医院回来那天的情形，我父亲一直问她：“我的孩子呢？我希望我的生活里有那个孩子。”母亲对我说：“永远不要忘记，他选择了你。”所以，当我24岁的时候，母亲才敦促着我去寻找父亲。

因为我父亲太注重隐私，要找到他很不容易。我们没有他的住址。电话簿上也找不到他的名字。

后来，我妈妈建议我去找瑞士大使馆。“他们肯定知道他在哪儿，因为他总要和大使馆保持联系。”

我给瑞士大使馆写了一封信，询问我父亲的去向。但是由于我的出生证上没有我父亲的名字，所以我无法证明我父亲是我父亲。大使馆的人给我回信说，他们无法给我提供任何信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是谁。我开始给他们打电话，但是他们依然回避我的请求。

我持续骚扰他们，最终他们做出了让步，“好吧，我们会收下你的信，如果真有像你描述的这样一个人存在，我们也许会把你的信转交给他。”

几个月后，我的邮箱里收到一封信。“很高兴收到你的消息，你过得好吗？爱你，爸爸。”他给了我他在开普敦的地址，一个叫坎普斯湾的地方。又过了几个月，我去那里看望了他。

我永远忘不了那天。那可能是我人生中最诡异的一天，我要去见一个我认识却又几乎不认识的人。关于他的记忆已经变得很模糊了。我努力去回忆他说话的样子，笑起来的样子，他有着怎样的脾气。

坎普斯湾住了很多半退休的白人老头。我走在路上的时候，这些白人老头会迎面向我走来，和我擦身而过。那时我的父亲已经70岁了，我很害怕自己早就忘了他长什么样。看着每一个从我身边经过的白人老头，我心里都会闪过一个疑问，你是我爸爸吗？

最后，我找到了他的地址，按响门铃，在他开门的那一瞬间，我就认出了他。嘿！是你。我心里想着。当然是你。你是那个人，我认识你。

我们从中断的地方立刻重新建立了联系，他对待我的方式和对待当年那个小男孩的方式一模一样。我的父亲是个保持一贯习惯的人，这次也不例外。“好的，我们该干什么了？我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土豆罗斯蒂、雪碧和焦糖奶冻。”

我在吃的时候，他起身去拿了一个夹子过来，是一本超大的相册。他把它放到桌子上，一边摊开一边说：“我一直在关注着你。”这是一本剪贴簿，里面有我做过的所有事情，报纸上每次提到我的名字，杂志上每次出现我的消息，哪怕是一条微不足道的俱乐部节目清单，从我的职业生涯开始的那天直到这周的消息，全在里面。

我感到身体内的感情汹涌。我需要使劲控制住自己不哭出来。我这十年里的生活缺憾，好像在一瞬间被填满了，好像父亲只离开了我一天。多年以来，我内心有那么多疑问。他会想我吗？他知道我在做什么吗？他为我骄傲吗？但事实是，他一直陪着我。他一直在为我骄傲。因为环境让我们分开了，但他没有一天不是我的父亲。

那天我走出我父亲的房子时，感觉自己长高了一英寸似的。这次的探望，让我更确信是他选择了我。他选择了让我存在于他的生活之中。他选择了回复我的信。我是被需要的。

你能给予另一个人的最大的礼物，就是选择他。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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