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税收支持的大学都是在执政党的控制之下。有关当局试图只任命那些准备推进它们自己所认可之观念的人士当教授。由于所有的非社会主义政府如今都坚定地忠诚于干预主义，所以它们只任命那些干预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大学的首要职责是把官方的社会哲学推销给年青的一代，它们讨厌那些经济学家。

然而，干预主义也盛行于许多私立的大学。

按照古老的传统，大学的目的不仅是教学，而且也是促进知识与科学。大学老师的职责并不只是把别人所发展出来的相关知识传授给学生们。他应该通过自己的工作为这种财富的扩展做贡献。他应该是享誉世界的学术研究团体的一位正式成员，在通往更多和更好的知识之道路上的一名创新者和开拓者。没有哪所大学会承认其院系的成员在他们各自的领域中比任何人差。每所大学的教授都会认为他自己比得上其所在学科的所有其他名师。就像他们中的最伟大的人物一样，他也为促进学识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所有的教授都不相上下的观念是——当然是——虚构的。在天才的创造性著作和一位专家的专题论文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然而，在实证研究的领域中坚持这种虚构倒是有可能的。伟大的创新者和头脑简单的按部就班者在他们的学术研究中会诉诸于同样的有关研究的技术性方法。他们安排实验室里的实验或收集历史文件。他们工作的外观是相同的。他们的出版物涉及到同样的主题和问题。他们是可以等量齐观的。

在像哲学和经济学这样的理论性科学中，情形则完全不同。这里没有按部就班者根据几乎千篇一律的模式所能实现的东西。没有什么任务需要那些孜孜不倦的专题论文作者一丝不苟和煞费苦心的努力。没有实证性的研究；一切都必须是依靠认真思考的能力、沉思冥想的能力和理性推理的能力来实现的。没有什么专业化，因为所有问题都是相互联系的。在处理知识之主体的任何部分时，实际上都是在处理整体。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曾经如此来形容博士论文在心理学和教育上的重要性：他宣称论文会给作者以一种骄傲的自信，即在其所学的知识领域里有一个小小的角落，虽然它很小，但他在这个角落里却是首屈一指的。显然，这种效果并不是一篇以经济分析为主题的论文就能够被认识到的。在经济思想的体系中没有这种孤立的角落。

生活在同一时期的人，其工作对经济学作出重大贡献的从未超过二十个。有创造性的那些人的数量，在经济学方面就如同学识的其他领域一样，都是极少的。此外，有创造性的经济学家中的许多人并不属于教学职业。但是，在大学或学院里需要成千上万的经济学老师。但是，学术研究的传统要求的是：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应该通过原创性贡献的出版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而不只是通过编写一些教科书和学习指南来证明其价值。一位高等院校老师的声誉和薪水更多地取决于他的学术著作而不是他的教学能力。一个教授是免不了要出版一些书籍的。如果他没有信心写有关经济学的东西，那么，他就会转向经济史或叙述性经济学。但话又说回来，为了不丢面子，他一定坚称：他所探讨的问题都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而不是经济史。他甚至一定会自诩：他的那些著作涵盖的是经济研究之唯一正当合理的领域，只有它们才是实证的、归纳的和科学的，而“扶手椅”理论家的那些只是演绎性的激动言语都是无聊的推测。如果他忽视这一点，他就会承认：在那些经济学老师中有两类人：一类是他们自身对促进经济思想做出贡献的人；另一类是对促进经济思想并没有做出贡献的人，虽然他们可能在其他学科例如最近的经济史方面工作出色。因此，高等院校的氛围对于经济学的教学就变得很不幸运了。许多教授——幸运的不是他们中的所有人——都存心鄙视“纯理论”。他们试图用那种非系统性地拼凑出来的对历史信息与统计信息的收集来替代经济分析。他们会把经济学分解成若干个综合性的分支。它们专门研究农业、劳动、拉丁美洲情况，以及许多其他类似的分支。

使学生从总体上熟悉经济史和多了解一些最近的经济发展，无疑是大学教育的任务之一。但是，所有这种努力，如果不是牢固地建立在对经济学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就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经济学并不容许将其分解为一些特别的分支。它总是处理行动之所有现象的相互联系。如果分别处理生产的每一个分支，那么，有关交换的那些问题就不可能成为看得见的。如果研究劳动和工资而不隐含着要研究商品价格、利率、利润与亏损、货币与信用及所有其他有关的重大问题，那是不可能的。决定工资率的那些实实在在的问题甚至不可能在讲述劳动的课程中被触及到。根本就没有诸如“劳动的经济学”和“农业的经济学”这类事情。只有一个合乎逻辑的经济学体系。

这些专家在他们的讲座和出版物中所处理的并不是经济学，而是各种压力团体的那些学说。由于忽视经济学，他们就免不了变成为其团体谋求特权的那些意识形态的俘虏。即使是那些不公开地站在某个具体压力团体一边的专家和声称保持高尚的中立性的专家，他们也都不知不觉地赞同干预主义学说的基本信条。在专门处理数都数不清的各式各样的政府干预商业之行为时，他们并没有想要去坚持他们所谓的纯消极性态度。如果他们批评政府所采取的措施，那么，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把他们自己的干预主义品牌推荐为其他人的干预主义之替代品。他们没有任何顾忌地赞同干预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命题，即：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不公平地损害了绝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而只为那些冷酷无情的剥削者的利益服务。在他们看来，一个证明干预主义徒劳无益的经济学家乃是大企业之不公正诉求之谄媚的捍卫者。禁止这种恶棍进入大学和禁止其文章在大学教师协会的期刊上刊登是迫切需要处理的事情。

学生们感到困惑不解。在数理经济学家们的课程上，他们被灌输各种描述假定的在其中不再有任何行动之均衡状态的公式。他们会很容易地得出结论：这些方程式对理解那些经济活动无论如何都是没有用的。在专家们的讲座中，他们听到大量的有关那些政府干预措施的具体细节。他们一定会推断这些情况确实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从来就不存在均衡，并且，工资率和农产品价格也没有工会或农民所希望的那样高。他们明显地会得出结论：彻底的改革是不可或缺的。但是，需要的是哪种改革？

大多数的学生都没有任何禁忌地赞成他们的教授所推荐的干预主义灵丹妙药。一旦政府在强制执行最低工资率和为每个人提供足够的食物与住房，或者一旦人造黄油的销售和外国食糖的进口被禁止，社会的境况就会是非常令人满意的。他们没有看到在他们的老师话里的矛盾，这些老师前一天感叹竞争的疯狂，第二天则谴责垄断的邪恶；前一天抱怨价格下跌，第二天则埋怨生活成本上涨。他们拿到他们的学位，并试图尽可能快地在政府或在某个有权势的压力团体谋得一份工作。

但是，有许多非常敏锐的年轻人，他们能够看穿干预主义的那些谬论。他们接受其老师们对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的抵制。但他们并不相信那些孤立的干预主义措施能够成功地达到其所追求的目的。他们一贯地把其导师们的思想推进到它们最终的逻辑结果。他们转向社会主义。他们称颂苏联的体制为一种新的和更好的文明之曙光。

然而，总体上看来，使当今许多大学成为社会主义温床的，与其说是在经济学系盛行的那些境况，倒不如说是在其他系里传授下来的那些教义。在经济学系里，仍然还能找到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其他的老师也可能熟悉一些针对社会主义的可行性所提出的反对意见。这种情况是不同于许多讲授哲学、历史、文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的老师的。他们是根据一种对辩证唯物主义之混乱不清的庸俗化来解释历史的。甚至在因为它的唯物论与无神论而强烈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那些人当中，许多人都受由《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国际的纲领所发展出来的那些观念的支配。他们把经济萧条、大规模失业、通货膨胀、战争和贫穷都解释为资本主义必然固有的罪恶，并暗示这些现象只有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才会消失。

解读：在像哲学和经济学这样的理论性科学中，没有按部就班者根据几乎千篇一律的模式所能实现的东西；生活在同一时期的人，其工作对经济学作出重大贡献的从未超过二十个；经济学并不容许将其分解为一些特别的分支，它总是处理所有行动现象的相互联系；根本就没有诸如“劳动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这类事情，而只有一个合乎逻辑的经济学体系。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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