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38年左右,在中亚草原地区发生了一场大旱灾。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该地区爆发局部性的瘟疫。不久,这场瘟疫又通过人员的流动向外四处传播,而传播的起点则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城市——加法。
? 在黑海之滨的克里米亚半岛上,曾有一个叫加法的被意大利商人控制的城市,它隶属于东罗马帝国的版图,而附近则是蒙古人建立的金帐汗国。当时,蒙古大军正一路向西进军,这座小城随时面临危险。1345年,在这座城市里发生了一起偶然事件。一天,一群意大利商人与当地的穆斯林居民在街头发生了争执。由于双方互不相让,致使冲突不断升级。稍占下风的穆斯林便向他们的同盟蒙古人求援,正欲征服整个克里米亚半岛的蒙古人便借此机会发兵,将这群意大利商人和东罗马帝国的守军团团围困在加法城内。不过由于加法城坚固的城墙和守军的顽强抵抗,使人数占优的蒙古大军也一时难以攻克,围困整整持续了一年。
就在这时,几年前发源于中亚草原的瘟疫开始在加法城外的蒙古大军中蔓延,造成了大批士兵的死亡。僵局持续了一段时间后,蒙古人再次向加法城发动进攻。不过这次他们采用了新的“武器”,他们用巨大的抛石机将无数染病身亡的蒙古士兵的尸体发射到城内。很快,加法城内到处堆满了死尸。面对这些已被瘟疫感染、正在腐烂的尸体,意大利人不知所措,他们不知如何处理,更不了解传说中的瘟疫到底有何威力。几天后,进一步腐烂的尸体污染了这里的空气,毒化了这里水源,而恐怖的瘟疫也随之爆发了。
加法城中很快出现了许多被瘟疫感染者,患者开始时出现寒战、头痛等症状,继而发热、谵妄、昏迷,皮肤广泛出血,身长恶疮,呼吸衰竭;快则两三天,多则四五天,就纷纷死亡。由于患者死后皮肤常呈黑紫色,因此人们将这种可怕的瘟疫称为“黑死病”。对这种可怕疾病,加法人是一无所知,更不知道它就是鼠疫,一种由鼠疫杆菌引起烈性传染病。不到几天,城内的加法人便纷纷丧命,城里街道边上到处是身上长满恶疮、黑斑的死尸。一座曾经繁华的商业城市,转瞬间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侥幸活下来的人也一个个蒙着黑纱,仓皇逃向城外。
在城外,蒙古人这时也已悄然撤退。至于撤退的原因,则是他们同样饱受瘟疫的折磨,大量人员死亡,再接着围城已是力不从心。就这样,那些尚没有染病的加法人侥幸逃生。他们赶紧登上几艘帆船,踏上了返回祖国——意大利的路程。却没有想到,传播瘟疫的罪魁祸首——老鼠和跳蚤,也早已爬上帆船的缆绳,藏进货舱,跟随这些逃生者向欧洲大陆漂泊。
与此同时,在欧洲大陆,有关加法城被黑死病笼罩的消息已经传遍四方,各国都人心惶惶。因此当这支船队回到欧洲时,没有一个国家敢于接待他们,所有的港口都拒绝他们登陆。就在船队孤零零地漂泊于地中海期间,又有一些水手死去了,他们只能无望地在海上游荡,大部分全船死绝,一片死寂地漂在水上,因此一度被称作“鬼船”。
直到1347年10月,只有一艘船幸存下来。当它航行至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墨西拿港时,船上的人用大量财宝买通了当地的总督,并声明他们并没有感染瘟疫,最终被允许靠岸。登岸后,当地人又立即对船只进行隔离,可惜为时已晚。因为小小的老鼠已顺着缆绳爬到了岸上。就这样,一个可怕的幽灵,悄悄地降临到了欧洲。
来自加法的商人登陆墨西拿港不到一个星期,黑死病便在整个西西里岛传播开来。紧接着,瘟疫又从西西里向内陆扩散,横扫整个意大利。瘟疫所到之处,到处都是死亡的人。当墨西拿港开始爆发瘟疫时,一位名叫迈克的芳济会修道士正在那里的教堂当牧师。根据他的记录,当时“如果有人染上瘟疫而死,那么所有拜访过他、和他做过生意甚至把他抬到坟墓里的人很快都会步其后尘。”瘟疫传染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装满尸体的车子像洪水一般涌向教堂,以进行最后的基督教仪式。而据另一位修士的记载,在1347年的威尼斯城,情景同样恐怖:“因为这种恶疾是借助呼吸道传染的,故当人们交谈时,即从一人传染至另一人。所有患者皆感觉剧痛难忍,有的人浑身颤抖;结果臂部及股部皆会呈现豆核状脓疱,它们感染并贯穿至体内,至使患者猛烈吐血。此种可怖症状医治无效,持续三日后即告死亡。不仅与患者交谈可招致死神,就是从患者那里买到、接触到、拿到任何东西,都能受传染而死”。
面对突如其来的瘟疫,人们无法解释,更无法治疗。为了寻求寄托,人们便纷纷来到教堂,期望得到神灵的保护和安慰。在牧师的带领下,他们一起祷告,祈求上天阻止这种瘟疫的蔓延。但是他的祈祷没有任何结果。相反,死者越来越多,人们日夜不停地掩埋着送来的死者,仪式变得非常简短。为了阻止瘟疫的扩散,死者的房子被封闭,没有人敢踏进它们一步。然而瘟疫却仍如洪水猛兽,又扭头向周围的乡村扩散,没有人能够躲过此劫。那位名叫迈克的修道士开始相信,这场瘟疫是上帝的惩罚,人类是无力与之抗争的。于是他便开始绕着西西里岛考察,希望一路给人们以精神的寄托。他看到,每天黄昏,就有人推着独轮车,手里摇着铃到处喊:“收死尸了,收死尸了”,于是家家户户就把死者的尸体抬出来,搬上车,推到城外焚烧。人们甚至已无心将死者送入教堂,为死者举行葬礼,而实际上许多牧师也已命丧黄泉。
每天黄昏,就有人推着独轮车,手里摇着铃到处喊:“收死尸了,收死尸了”,于是家家户户就把死者的尸体抬出来,搬上车,推到城外焚烧。
勇敢的修道士迈克继续如实记述着这幕悲剧。他写道:“受害者发病那一天,水泡和疖子出现在胳膊、大腿和脖子上。他们非常虚弱,备受折磨,只能倚靠在床上。不久,疖子变成核桃那么大,然后变成鸡蛋或鹅蛋大小,那种感觉痛彻心肺。病症会持续三天,到了第四天,又一个孤魂升入了天国”。面对这场可怕的瘟疫,人们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他们仿佛在见证世界末日的来临,上帝在惩罚地球上的一切罪恶。虔诚的人们在祈求上帝:“仁慈的上帝啊,请求你平息你的怒气,请不要以这种方式来毁掉世间所有的人,不要让正义与邪恶一起受到责难”。绝大多数人开始相信,地狱正在降临人间。每天有成百上千人死去,迈克成了少数幸存的牧师之一,还能为死者举行宗教仪式。但这种仪式已不是单为某一个死者而作,而是面对着成堆的尸体。每次下葬要埋掉几百具尸体,地点是城外的瘟疫填尸坑。随着死难者的不断增加,甚至再也没有空余的地下坑穴进行掩埋,尸体遭到了随意抛掷。迈克哀叹道:“还能说些什么呢?尸体被停放在自己家中无人过问,牧师、死者的儿子、父亲和亲属都不敢走进房间。”
实际上,西西里岛并不是黑死病唯一的通道。在意大利北部,瘟疫也已沿着意大利商人的黑海航道抵达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斯坦丁堡。就在1347年10月,热那亚和威尼斯这两座著名的商业城市也成了瘟疫袭击的对象。由于死者人数激增,热那亚政府在恐慌中下令调动全部舰队封锁港口,外来船只有敢入港的,一律以炮火击沉。意外的是,恰有这样一艘来自疫区的商船,由于遭到热那亚的拒绝,被迫沿着海岸线寻找能够容纳自己的港口,最终法国的马赛港接受了它。就这样,瘟疫来到了法国。
鉴于热那亚和威尼斯已成为瘟疫重灾区,整个意大利都开始采取紧急隔离措施,阻止两地公民入境。据说在1348年夏天,一位热那亚人到皮亚琴察去看亲戚,当时天下着大雨,城里的人不放他进去,他只好淋着雨在外面边哭边恳求。到了天黑时分,他的亲戚终于忍不住了,偷偷打开了城门,带他回家过夜。第二天早上,那位亲戚又上街去逛了一番。结果几天之后,皮亚琴察城里就没有活人了。就这样,在几周之内,米兰、都灵、维罗纳、佛罗伦萨等一座座繁华富庶的城市先后遭到瘟疫的袭击。其所到之处,食品匮乏,物价飞涨,道德败坏,家庭破裂,教会崩溃,政府瓦解,完全就是一副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景象。
在黑死病的袭击之下,意大利陷入一片恐慌。人们发现:任何人一旦染病,几乎没有可能康复,其传播速度极其迅猛,似乎一个人就足以传染全世界。惊恐之下,人们甚至把仍然活着的染病者的门和窗全部用木板钉起来,最终让他们在里面饿死。根据当时的各种文献记载:由于恐惧深入人心,兄弟姐妹之间、叔侄之间、夫妻之间互相抛弃,甚至更有甚者,父母丢弃孩子而不加照料。人们纷纷抛弃病人,丢掉家产,以期保全自己。更有的人结成小社区,过一种与外界全然隔绝的生活。他们把自己关在没有病人的房子里,有节制地吃着最好的食物,喝着最好的葡萄酒,回避同任何人的接触,隔绝任何关于死亡与疾病的消息和讨论。还有些人正好相反。他们认为及时行乐有利于抵御黑死病。于是,从酒馆到酒馆,他们饮酒放歌,寻欢作乐,不舍昼夜。有时他们也闯进别人的房子,寻找愉悦感官的刺激。由于当时许多人舍家弃产,他们的这种行为得到纵容。结果,许多房舍成了公共财产,这些人使用别人的物品,仿佛在使用自己的一样。行政官吏与司法人员几乎消失,因为像其他人一样,他们非死即病,或干脆把自己和家庭封闭起来,疏于职守。不过情况最常见的是,大批人离弃他们的城市、家园、居所、亲戚、财产,只身逃到国外或至少逃到乡下。就像我们所熟悉的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名著《十日谈》描绘的那样,在黑死病流行期间,一群青年男女躲在佛罗伦萨附近一所乡间别墅中,讲述故事聊以度日。殊不知,这种行为更进一步助长了瘟疫的蔓延。很快,整个欧洲都飘荡着黑死病的魅影
当时的医生为了杜绝感染,身穿泡过蜡的亚麻或帆布衫,头顶戴着黑帽,戴上可过滤空气、状如鸟嘴般的面具,眼睛由透明的玻璃护着,手着白手套,持一木棍,用来掀开病患的被单或衣物、或指挥病人如何疗病,他们深深地相信这样的装备可以保护自己免於黑死病的感染。
欧洲的末日
在蹂躏意大利的同时,黑死病没有放过欧洲的任何一个角落,甚至将其魔爪伸向了欧洲的近邻——中东和北非地区。到1348年,它又兵分三路,扫荡了西班牙、希腊、意大利、法国、叙利亚、埃及和巴勒斯坦等地区。
西路:由一位从巴勒斯坦返回圣地亚哥的朝圣者带入伊比利亚半岛,在西班牙西南部为祸尤烈,仅在马洛卡,就死了30000多人。而威名显赫的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一世,也在战场上死于瘟疫。
西北路:经波尔多北上,进入法兰西北部平原区,弗兰德城邦人口为之下降了五分之一,就连此时刚刚为英格兰占领的加莱也包括在内
东北路:经奥地利传入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埃尔福特死了12000人,明斯特死了11000人,美因兹死了6000人,都相当于它们当时总市民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更可怕的是,可能是由于人口密度逐步上升的缘故,瘟疫在欧洲的传播速度竟越来越快。到1348年底时,整个欧洲大陆无一幸免。这时,只有被英吉利海峡阻挡的不列颠群岛和斯堪地纳维亚半岛能够暂时苟且偷安。
不过到1349年春天,黑死病又突然从法国加莱地区进入英吉利海峡群岛。听到报告后,惊恐万状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听从御医的建议,下令禁止全国人民捕鱼。但即便如此,仍无法阻挡瘟疫的入侵。很快,黑死病以空前的速度长驱直入大不列颠,并迅速蔓延到英国全境,甚至至最小的村落也不能幸免。在英国农村,劳力大量减少,有的庄园里的佃农甚至全部死光。而城市里因人口稠密情况更加恶劣。到5月份,伦敦原有的5万居民只剩下了3万,直到16世纪才恢复原先的数目;英格兰当时的第二大城市诺维奇的常住人口从12000人锐减到了7000人,从此再也没有能重现往日的辉煌;而在著名的牛津大学,三分之二的学生都死掉了!3万名教职员和学生死的死,逃的逃,一年之后只剩下了6000人。当1351年疫情得到控制之时,英伦三岛和爱尔兰已经损失了它们总人口的40%左右,这远远高于它们在英法百年战争中的总损失。
一向安全的北欧也不例外。1349年5月,一艘英国商船远渡重洋,把黑死病带到了斯堪地纳维亚半岛,而当时控制着波罗的海沿岸的汉萨商业同盟将其散布到了欧洲东部的德意志和波兰北部。更不可思议的是,甚至在北极圈中的格林兰岛都因此遭了殃:长期在冰天雪地中苦苦挣扎的当地居民因得不到欧洲大陆送去的例行补给,没有一个活过1350年。
1352年,黑死病又袭击了欧洲最东端的莫斯科公国,连莫斯科大公和东正教的主教都相继死去。
就这样,欧洲几乎所有角落都被黑死病一网打尽,而瘟疫所到之处,不分阶层、无论贵贱,没有人能逃避死亡的威胁。关于这种残酷的现象,数字是触目心惊的证据。在法国马赛,有56000人死于瘟疫的传染;在佩皮尼昂,全城仅有的8名医生只有一位幸存下来;阿维尼翁的情况更糟,城中有7000所住宅被瘟疫弄得人死屋空;巴黎的一座教堂在9个月中办理的419份遗嘱,比瘟疫爆发之前增加了40倍。在比利时,主教成了瘟疫的第一个受害者。1348年底,黑死病传播到德国和奥地利腹地后,立即就有成千上万的生命被吞噬。维也纳曾经在一天当中死亡960人,德国的神职人员当中也有三分之一被夺去了生命,许多教堂和修道院因此无法维持。在许多地方,“尸体大多像垃圾一样被扔上手推车”。 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葬礼连连不断,而送葬者却寥寥无几”。扛夫们抬着的往往是整个死去的家庭,把他们送到附近的教堂里,由教士们随便指派个地方埋葬了事。
欧洲几乎所有角落都被黑死病一网打尽,而瘟疫所到之处,不分阶层、无论贵贱,没有人能逃避死亡的威胁。
公元1348—1352年是这场黑死病的高峰期,它在欧洲所造成的恐怖一直持续了很多年。巧合的是,《十日谈》的作者薄伽丘正是在此期间写成这部巨著的。作为黑死病的亲历者,他在引言中就谈到了当时佛罗伦萨严重的疫情。他描写了病人怎样突然跌倒在大街上死去,或者冷冷清清在自己的家中咽气,直到死者的尸体发出了腐烂的臭味,邻居们才知道隔壁发生的事情;旅行者们见到的是荒芜的田园无人耕耘,洞开的酒窖无人问津,无主的奶牛在大街上闲逛,当地的居民却无影无踪。
1352年后,黑死病在欧洲的势头开始迅速减缓。不过在整个14世纪,这种令人恐怖的瘟疫仍时常造访。在1361—1363年、1369—1371年、1374—1375年、1380—1390年间,它又曾多次复发。例如在斯摩棱斯克,1386年时竟只有5人幸存!
经过一系列瘟疫的打击,欧洲的人口大量死亡。至于具体死亡数字,当时也缺乏准确的统计,而后世一般估计约为2500万左右,占当时欧洲人口的近三分之一。而即使在14世纪以后的300年间,黑死病也一直没有绝迹,其所造成的恐怖只有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才可比拟。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伯恩斯等人撰写的《世界文明史》一书中,认为经过黑死病和战争、饥馑等灾祸的打击,西欧的人口在1300年至1450年间至少减少了一半,甚至会达到三分之二。
黑死病所造成的恐怖只有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才可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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