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身处一个事事“求快”的时代。评论要抢“沙发”，寄信要“特快专递”，拍照要“立等可取”，坐车选择高铁，做事最好名利双收，理财最好是一夜暴富，结婚有的还要现房现车……这似乎就是一个个客观且真实的现代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人们的心头被一种求快怕慢的焦虑包围着。 有人问我：“岩松，你是不是也会有焦虑？”其实，焦虑当然会有，尤其在二三十岁的时候焦虑感更强。现在也会焦虑，但更多的时候会劝解自己，努力去抑制焦虑，因为我发现焦虑并不起作用，焦虑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却往往是一个糟糕的结果。 因此，现在依然会焦虑，但慢慢地学会跟自己对话了。比如，在我二三十岁的时候，跟别人聊天，腿经常会不由自主地抖动。可能很多人有这个习惯，下意识的。我是这几年慢慢跟自己对话，现在我可以做到腿不动了。 其实这是心里焦虑的一种外在的表现。 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我们现在所感受到的焦虑是进步中的痛苦，而非退步当中的痛苦。因为我们是在经历一个很特殊的时代——一个非常低水平的瓶颈被打破了，但是高水平新的平衡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焦虑的背后是有“求快和急功近利”的因素，但是这背后更深的背景是我们过去太慢了。

举个我自己的例子。我的家乡在内蒙古海拉尔，呼伦贝尔草原，那时候还归黑龙江管。在我小时候，我能看到的报纸是三四天以前北京的报纸。因此当很多人问我，白老师你是不是从小就喜欢新闻，我说对我们那儿的人来说没有“新闻”这个概念，因为我们读到的报纸都是三四天前的，哪谈得上是“新闻”。那时候到一趟北京需要几十个小时，而且慢车偏多。没有电话，要找朋友聚会完全凭运气。比如你约了几个朋友在哪儿见面，他要是没在家，你就得在家门口等着，但是好在那时候人们的生活半径很小，大多时候都能等得到。 总体来说，我们那时候处在一个低水平的平静当中，但是改革开放迅速地来了。其实，1978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也在焦虑着传统的、非常低水平的慢。2007年我去日本了解到一个细节，邓小平当年去坐新干线的时候，当时日本人蹲在那儿给他介绍新干线，邓小平一直没有接话，他的思绪已经完全飞走了，他在想自己的事情，突然间他说了一句：“我们现在很适合坐这个车。我们太慢了，我们走都不行，我们要跑。” 因此，中国的改革是以打破那种低水平的慢开始的。于是有了邓小平的那句名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还有启动中国改革的一个著名的标语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被称为“深圳速度”。 我曾做过一组节目叫“中国标语批判”，其中第一个就是这个。不是说它有什么错，而是它在过去30年是对的，但是这几年我们要重新反思，它不一定成为我们永远的标语，但是一定要记住，现在所有的问题都是进步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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