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学家的笔下，社会发展多是由于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引发了制度和人类关系的调整，从而有了阶层、矛盾、甚至战争，而总体社会发展的趋势，总是先进战胜落后，民心所向而众望所归。科技的发展最终也是造福于大多数人，如同利器最终是有德者而居之。

辛瑟尔教授年轻时喜欢诗歌和哲学，所以对这些人文主义者的历史观了然于胸。但在最终选择了成为生物学家之后，他渐渐成熟的理性开始与自己年轻时的哲学美学观产生了冲突。在他对细菌、斑疹伤寒的研究中，发现鼠疫等大型烈性传染病的爆发，往往与战争形影不离。但和战争是否正义、指挥官是否有名毫无关系。斑疹伤寒和它的兄弟姐妹——鼠疫、霍乱、痢疾，对战争的影响，远胜于恺撒、汉尼拔和拿破仑。两国大军开战，不受重视的军医、骄傲而无知的指挥官，都往往会使得军营受到野外不知名细菌的感染，从而最终改变了历史进程。

“流感”最开始被称作“昏睡症”，“狂犬病”最早被当做“舞蹈病”，鼠疫最早被称为“黑死病”……人类在突发的“新疾病”面前。除了认识程度不断增加之外，自身的抵抗力也在不断加强。但没有取得进化的，则是人类自身的贪婪和残暴。对照古代医学典籍不难发现，每次疾病爆发时，细菌和病毒自身也在不断进化，传播途径和方式和杀伤力也不尽相同。某种程度上是在提醒人类，地球上还有其他的生命体，随时会对人类的霸权提出挑战。希波克拉底在《传染病》一书中，将其称作为“神的愤怒”。

无论是作为浪漫主义者的诗人，还是作为理性主义者的医生，辛瑟尔教授通过疾病的发展史，意识到战争就是最大的一种传染病--男人们在和平的日子里枯燥无聊，希望自己成为英雄，希望自己成为战争这种游戏的主角，获得最后的胜利，这种游戏的快感一直到精疲力竭、伤病满身时，才会消失殆尽，如同传染病在夺取千万人生命后，才会不治而愈一样。而从医学角度上看，也正是由于战争的残酷和流动，才使得老鼠、虱子这些不起眼的小动物与人类有了更多亲密接触的机会，斑疹伤寒等各种传染病，也因此在欧洲各地辗转流传几百年，有些疾病甚至已经无法得知最初的源头和传染路径。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偶尔听到传染病突然在身边爆发的新闻。如同2003年的SARS，刚刚通报在北京确诊的鼠疫......人类在短暂停止了自相残杀之后，又对大自然举行了“征服”的大旗。无论是森林边的果子狸，还是草原上的土拨鼠，男人都会将其作为食物，女人则将其当做“玩物”，如同战争胜利后对待俘虏一般。而野生动物对人类最大的武器就是永久保有瘟疫和斑疹伤寒的传染性病原体。说到底，传染病之所以成为人类健康最大的威胁，根源还是人类自身的无知、贪婪和残暴。

在这本《老鼠、虱子和历史》中，辛瑟尔教授对人类自圆其说的各种历史观点报之一笑，在他看来，无论人与人的战争、人对自然的战争是否具有正义性，是否最终正义能取得胜利，可以肯定的是，受到威胁的细菌和瘟疫，都能在战争中得到重新抬头的机会。他在书中勾勒出了传染病的发生与发展、以及人类攻克这种烈性疾病的过程，相对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利益的争夺，传染病的爆发往往与环境被破坏有关，医生眼中的传染病对人类的毁灭性，都来自于人类自身的无知、贪婪和残暴，如同战争爆发的原因一样。

所以，一直不被历史学家关注的老鼠和虱子，其实与历史进程高相关。老鼠的生活习惯和物种特性，其实与人类有类似的地方--凶猛残暴、什么都吃、适应各种气候、惊人的繁殖能力。而且老鼠社会和人类社会一样，都很难做到合理分配、平稳发展。一直充满着争斗、杀戮和逃离，并且成为了其余生命的破坏者。

老鼠、虱子和传染病，曾一度如同人性之恶而远离我们。但并未灭绝，如同幽灵一般，随时都会死而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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