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22年，博望侯张骞从西域满载而归，同时也给长安带去一条十分重要的情报：在中原王朝的西南，有条鲜为人知的古老通道。通过那里的蜀地商旅，可以将蜀锦和邛杖卖到天竺，然后再卖到中亚的大夏。

正是因为这条情报，云贵高原的神秘世界才再次进入中原视野。那里也的确有着一个古老而神秘滇国。当地人将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生活场景都铸造于青铜器上，创造出一曲古朴而雄浑的史诗。

奇异的风俗

根据司马迁的《史记》描述，西南高原早在战国时就被楚国将领庄蹻占据。然而，由于秦军在稍后截断其返程路线，迫使其带兵在滇地自立为王。但从目前的滇池地区考古发掘来看，并没有发现像楚式武器和礼器那样的证据，支持这段楚人的殖民历史。

滇池当地的文物风格融汇东西、多姿多彩，但就是没有楚文化的影响痕迹。对于一支人数过万的移动大军来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何况在庄蹻入滇的153年后，司马迁才再次记载滇国情况。期间的空白也很难用焚书坑儒来作遮羞。

此外，滇人的服饰和发饰，都与热带环境格格不入。比如戴高冠、戴帽的奇特服饰，贵族们的皮靴，还有巫师们全身裹着的皮毡和皮制披风，以及骑手们的游牧式马裤和长发鞭。因为典型的热带居民，往往是赤裸上身或者穿相对宽松上衣，下身打赤脚或者绑腿。还会蓄椎发，以防止头发被水完全打湿。但这些风俗都没有在滇国的文物形象中出现。

除了服饰，部分富裕的滇人战士甚至有贵重金质与铜制护臂。这在当时的东亚武库中非常罕见，却在中亚和西亚是比较常见。滇人那种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的青铜艺术和黄金雕刻，在当地也缺乏等量齐观的同类。但这种高度写实的艺术风格，却很容易在北方的斯基泰文化中寻觅。包括典型的猛兽相搏纹饰，有着精美纹理雕刻的金剑鞘，还有顶部有着人马、动物立体浮雕的贮贝器，以及金质当卢和绿松石项链。乃至武器、动物纹饰和马具都符合典型的斯基泰三元素。这都在暗示滇国人有着浓厚的亚欧草原传统。

北方来的骑士

其实从文物风格来看，滇国统治者应是游牧在甘青高原西北的羌氐系牧民。他们又和吐火罗系的月氏人、属于斯基泰系的乌孙人有千丝万缕联系。后来的滇王名叫尝羌，也是对王族属性的一种暗示。

公元前8-7世纪，斯基泰文化的扩散让中亚草原有了飞速发展，物质产品和精神文化皆快速增长。最突出的成果，就是马具完善和兵器的日益多样化。也是在这一时期，他们同时被发源地两头的世界所记载。

斯基泰扩张 对东西方两头都有巨大影响

在西方，斯基泰人驱逐了更为落后的辛梅里安人，并将他们追击到小亚细亚半岛。此后，他们更是与如日中天的亚述帝国开战。而在东方，则出现了西申联系犬戎击败西周的超级变局，开启了诸夏世界的春秋战国。部分小部族也从两个方向前进，长期参与后来的许多战争。

至于生活在河西和甘青的羌氐系牧民，便和一些南下的斯基泰人合流。由于秦国的西扩压力，他们在公元前5-3世纪左右，顺着四川和青藏高原边缘的藏彝民族走廊南下。在经过了一个个游牧民聚落和沿途的羌氐山地城寨后，跌跌撞撞的迁入云贵高原。在这里，他们的少许武力优势，会被闭塞的地理环境给进一步放大。

滇国青铜器上的杆栏式建筑物

这些草原流亡者发现，当地土著是滇越人和濮人。他们善于铸造带有古越和南岛文化的青铜鼎，还建造了很多神秘的祭祀铜柱。在生活方式上，这些人不住毡房，而是建造杆栏式建筑物。上层给主自己居住，底部则用于蓄养牲畜。为了适应多雨气候，他们特地为建筑物修建了高耸的尖角屋檐，用更加通透的建筑结构加强室内通风。

但是土著显然对于马术比较陌生，而且过惯了闭塞而平静的生活。所以在羌氐系游牧民的武力进攻下，这些濮人和滇越就遭到了征服。

滇国的骑马武士青铜像

新的联合政体登场

随后，征服者对原住民的铜器进行了大量修改。比如浮雕上的长发赤裸形象被抹掉，换上刻了穿对襟长衣、戴复杂头饰的牧民。对于越文化的铜鼓，他们也结合斯基泰文化中的兽雕高台。将两个铜鼓合二为一，铸成高台的样式。然后用失蜡法铸造铜锡合金的骑士俑、百兽俑和人物俑，记录自征战或祭祀场景。

此外，滇国王族不出自农耕体系，越人本身也是农猎渔并重。所以在每年春季，都会组织盛大的斗牛仪式。对比将牛视为重要农业劳力的中原，这种原始而激烈的活动简直不可想象。反倒是和早期的米诺斯、迈锡尼等西方文明有相通之处。

滇国人的年度斗牛出场形象

稳定政权后，滇国就以昆明为中心，武力辐射范围包括东川、楚雄，连元江、蒙自和曲靖地区。除了保留母系遗风的女巫，滇国的核心国家机器是由国王、勇士和富人组成的军队。作为暴力机关，他们是保境安民的核心力量。此外，还有臣服于滇王的斯基泰酋长被称为叟夷，以及源头类似的白狼羌、牦牛羌等重要联盟。国家的重要事务，主要是由巫师和工匠记载。他们会在铜片上绘制图画文字，或者进行高度写实的立体青铜雕塑。

此时，滇人部族联盟的主要敌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是境内马下不时叛乱的土著居民。其次，才是同样属于羌氐系游牧的昆明人部族。他们晚于滇人南下云贵，没有发展出类似于的国家组织，保留着各部族的互不统属状态。而且长期骑马袭击周边的定居民族，因此经常和组织化程度更高的滇人发生武装冲突。

从滇国留下的青铜器形象，足以窥探他们与昆明对手的战争场面。身披整片护甲的勇士，头戴船型头盔上场。还有腰间佩戴短剑的骑士正在纵马驰骋。步行战士的盔甲似于迈锡尼风格，手持具有早期斯基泰风格的方形盾牌。与其作战的昆明人，则往往披头散发或包头，只有较为轻装的武备。骑马的滇国王族也保留了草原遗风，将斩下的敌军首级挂在马具上。有些滇人还使用弩机射杀对手，显然与这种武器的西南起源有关。

总的来说，滇人的军事风格和技术，都停留在公元前10-8世纪之间。这让他们看上去像是保留在异域的活化石，也为其后来的消亡埋下伏笔。

滇国贵族的方形盾牌也是早期斯基泰的标配

生机勃勃的小邦

滇国武士手里的战斧也是典型的斯基泰风格

战争得胜后，滇国武士会提着敌军人头和虏获来的牛羊，押解俘获来的老弱妇孺返回。濮人由于较早归顺，一般会被滇人保留为劳动力。但是凶残的昆明人则会被直接杀死，或者用作活人祭品去献给诸神。

在经济上，滇人会用青铜和木质农具耕作水稻，但游牧经济依旧占据重要地位。在这片热带高原上，起伏巨大的地形和多变的气候，足以兼容多种经济模式。这里也正好是一个游牧与农耕经济的交界区。所以在司马相如和韩说初步开发益州郡时，就得到了马牛羊30万匹，说明此地已经具备很大规模的畜牧生产。后来，汉朝军队在汉中获得牛羊3万头、马3千匹，也是游牧经济才具备的贡献能力。

滇国武士的骑马狩猎形象

为了训练骑士，滇国还会组织集团狩猎。首领骑马打猎，多名部下一起配合围猎，颇有波斯和马其顿先民的风采。捕猎成果更是武人补充蛋白质的重要来源，被当地人以各种方式加以记录。

文献和考古成果也显示，滇国有这旺盛的对外贸易。当时的主要路线，就是连接巴蜀-滇国-大理-腾冲-缅甸-密支那和印度的西南道。还有通过牂牁江到夜郎与南越，甚至与北方的巴蜀居民贸易。通过藏彝民族走廊，还能与青藏高原地区的牧民交涉。因此在滇国的市集里，经常可以见到西域、南越和巴蜀等地的客商。在张骞代表汉朝打通河西走廊之前，滇国的西南道与羌藏道已经默默运作了几个世纪。

骑马的滇国贵族与他的步行武士

正是通过这些路线，滇人可以引进具有中亚游牧风格的玛瑙、金玉，并将四川地区的邛杖和手工织物贩运到中亚的费尔干纳。

在文化上，滇国基本上不推崇中原的文化礼教崇拜。他们在艺术表现上高度写实，通过等比例缩小的手法，将生活瞬间定格在青铜器顶部。鹰神则是滇国的崇拜核心。滇字本身在汉文中的发音滇，就来源于古代彝语的鹰。农神、生殖与祖先等关乎起源和未来的神祗，也是他们的重要祭祀对象。和很多早期文明类似，滇国人会定期杀死俘虏或者自愿献身者，取悦这些决不能怠慢的天神。

青铜器上的滇国杀俘虏祭祀场面

中原影响南下

秦始皇曾尝试兼并整个滇国

在统治数百年后，兼并六国的秦人也派出军队南下。但除了有限的驻军据点，新来的郡县官吏其实很难管辖周遭地区。因此，滇人就继续在占比更大的空间上繁衍劳作。等到乱世兴起，这里又被视为化外之地而不予管理。到西汉建立后，也只有哪些险中求富贵的巴蜀居民，会不顾官方的要求来贸易。由于收益颇丰，部分冒险者甚至富比王侯。

汉武帝继位后，着手出兵攻打由秦军残部建立的南越国。位于岭南上游的西南夷开始进入他的视野，而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诸国的逐步攻略和恩威并施。特别是在汉武帝意识到滇国的商业重要性后，对整个南方的兴趣迅速扩增。

汉武帝时期的扩张性政策 决定了滇国结局

随后，在消灭南越的战争中，西南夷诸国的部分势力因不愿出兵增员而叛乱，但很快就遭到镇压。汉军顺势击败了滇国附近的小邦，为孤立前者而不断努力。最终，滇王接受了刘彻招安，并被重新赐予了国王头衔。但这也预示着作为独立实体的滇国，已经失去了自由的政治地位。等到这位君主去世，滇人就从历史记载中突然消失。

此后，在汉朝的强力干预下，大部分滇国人都被转化为编户齐民。还有一部分构成了今天的彝族人先祖。倒是曾与滇国势不两立的昆明，则对汉朝有过比较激烈的抵抗和起义。然而，长期的封闭让其人力有限而军事水平固化。面对已坐拥大量资源的长安宫廷，很难有任何决定性的作为。因此，在滇人消失后不久，他们也被郡县制所大体转化。

汉朝赐予的滇国国王金印

至于晚于他们南下的斯基泰牧民后裔，还继续以叟夷的名称存在。在汉朝的几百年时间里，他们都是巴蜀地区的善战兵源。但相比于祖先的功业来说，也已经难在历史上留下值得一笔的作为。

至于文章开头所提到的司马迁著作失误，可能源自他与司马相如都参与过的对巴蜀、邛、昆明攻略。在阴差阳错中，将某个高原盆地和滇国的旧名弄混，从而给现代考古学兴起前的读者指引出错误方向。

斯基泰系的叟夷 到东汉时都是优质兵源

司马迁一贯乐于将四夷祖先全都追溯到中原，其实还有非历史考据方面的因素。由于所有周遭邦国都是前朝后裔，那么汉朝军队的征缴就自然是消灭余孽。因此除西南的滇国，箕子朝鲜、北方匈奴、长江以南的东欧、闽越，以及岭南的南越都莫不如此。这种认知方式的确立，也将对后人的地缘认知，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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