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宋朝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期。一方面，各级城市普遍突破原有政治性质所构成的限制，从封闭走向开放，由单一趋于多样，进而实现发展形态和文明结构的重大调整。

另一方面，商业市镇的广泛兴起，不仅推动城镇体系的形成和都市文明的重构，也引发农耕社会的一系列重要变革。在此基础上，中国特色传统城镇化的历史进程开始起步。

摆脱政治束缚：都市形态的转变

宋代的城市变革，表面上看是传统坊市制解体所带来的都市风貌的变化和经济、社会、文化功能的显著增强，实质乃是摆脱政治中心的附属地位，实现由统治据点向文明实体的飞跃。

就经济领域而言，随着商业活动由政府规定的封闭的“市”散布到各个街区，进而越出城墙向外扩散，城市经济逐渐摆脱政治强力的严密控制，走上了产业化和多样化的道路，成为与乡村农耕经济相对应的独立形态。

就社会领域而言，随着以商业精神为核心的城市意识的觉醒，数量日益增加的工商业者，各种商业性文化娱乐业的演艺人员，融入商品经济大潮的官僚士人，乃至部分移居城市的乡村地主和城郊从事商品化经营的专业农户，逐渐超越各自的身份隔阂和职业差异，构成有着共同价值取向和利益关系的社会群体，促成市民阶层的全面兴起，由此改变了城市原有社会结构，推动城市社会关系的重新组合。“行”、“作”、“团”之类的工商业组织和“社”、“会”等文化组织的兴起，正直接地反映了市民阶层群体意识和自主意识的成长。

就文化领域而言，原本高高在上的士人文化走出“唯我独尊”的精英意识和等级观念，融入到普通民众之中，从而实现由“雅”到“俗”的转变。与此同时，原本粗糙自然的民间文化突破下层社会的活动空间，跻身于主流文化行列，由此实现从“俗”到“雅”的转变。这两方面的结合，直接推动雅俗共赏的市民文化体系的形成，进而取代政治文化，成为城市文化的主体。

相对于传统州县城市的转型，各种形式的市镇（包括镇市和草市）的大量涌现，从某种程度上讲有着更值得关注的文明意义。据不完全统计，两宋时期各地先后兴起的市镇，迄今尚有史可考的就超过了3600处，其中2200多处属于较为成型和稳定的市镇。作为新兴的农村商业中心，市镇并不以政治中心为依托，而是基于商业和市场活动兴起，又以商品经济体的形式发展，因而具有鲜明的经济中心的特征。

就发展趋向而言，由于较少地受到政治因素的控制和干扰，市镇有着较州县城市更大的自主发展空间。从起初简单的商品交易和流通活动到较为完整的商品经济体系，从聚散不定的村落交易点到初具专业化特点的商贸聚合地，从形式单一的乡村聚落到结构复杂的商业社区，市镇立足于乡村社会而又逐渐超越乡村文明，成为一种正在形成中的新型经济都市形态。可以说，市镇的广泛兴起和发展，既是城市文明向广大农村扩散的反映，也是乡村社会自我调整与变革的结果。

从城市到城镇：文明体系的重构

进入宋代，伴随州县城市的转型和市镇的兴起，城市文明的内在结构与发展体系发生重大调整。州县城市一统天下的传统城市体系趋于解体，城乡结合的城镇体系开始形成。与此相联系，城镇类型不断分化，城镇关系日益突破严格的政治等级秩序。

城镇类型的分化，突出反映了城市文明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主能力的增强。就州县城市而言，随着政治控制的放松和市民阶层的兴起，原本借助于政治强力而高度统一的发展模式显然已越来越难以维持，取而代之的是由于地域和社会经济环境差异所引发的多样化形态。就市镇而言，由于从产生之时起就具有较大的自由发展空间，并与所在地区的经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而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发展类型，诸如农业型、手工业型、交通枢纽型、港口型、消费型等。

城镇等级关系的重组，意味着城市文明冲破行政体系的束缚，代之以自身的文明阶梯结构。古代早期城市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由各自的政治地位决定的。在一定的行政区域范围内，政治地位低的城市隶属于政治地位高的城市，彼此的等级关系明确而固定。入宋以后，城镇发展自主性的提高和类型的多样化，使其内部的等级关系由政治因素主导逐渐转变为由各自的发展水平所决定，进而形成新的多层次的城镇等级体系。

这种城镇等级体系主要可分为四个层次：一是基层城镇，主要由县城和市镇构成，是整个城镇体系的基础；

二是地区性城市，以府州城为主体，构成了城镇体系的中间层次；

三是区域性城市，包括影响和辐射范围越出所在府州而扩大到周边区域的城市以及具有一定跨区域影响的城市，它们将若干相邻地区的城镇联结起来，形成更大范围的城镇体系；

四是全国性城市，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影响力，而且其影响领域也是全方位的，属于城镇体系的最高层次。如南宋都城临安，作为全国政治、文化、教育中心的地位固不待言，就是在经济领域，也是南宋全境工商业最为发达和市场辐射范围最广的城市。

农耕文明的自我调整与超越：独特的城镇化道路

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角度讲，宋代城市变革的历史意义不只是都市文明的调整与转型，实现由“远传统”向“近传统”的飞跃，更重要的是开启了一条农耕文明时代的城镇化道路。

入宋以后，政治控制的相对松弛和发展自主性的增强，使城市文明走出封闭状态，由内聚转为扩散：城郊都市化现象的出现，意味着城市地域规模的扩大，其结果是城乡空间界限趋于模糊；以工商业为核心的城市经济的兴盛及其以市场活动和商品流通的形式向小农经济内部的渗透，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城乡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引发农村经济的相应变革；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和都市文化的兴盛，推动城市思想意识、社会观念和文化生活的外溢，带来社会思想与文化的一系列调整。所有这些都表明，城市文明不再是农耕文明汪洋中的“孤岛”，而是整个社会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不过，在历史传统深厚的农耕社会，州县城市的发展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以此为依托的文明调整也相当有限。实际上，在宋代社会变革进程中，作为新兴都市形态的市镇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尽管市镇的兴起受到城市转型与发展的外力推动，但就其内在动因而言，实源于农耕文明的自我调整和超越。同时，市镇不仅促成农村市场体系的发育成长和商品经济的空前活跃，也带来农村社会与文化的进一步变革。就经济领域而言，随着商业的日趋兴盛，市镇吸引和汇聚了多种形式的农村经济活动，并以市场为纽带，将这些经济活动整合起来，从而实现由农村商业中心向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商品经济圈的跃升。

就社会领域而言，市镇的发展过程也是多样化的社会群体不断聚集的过程，由此打破了农村社会传统的单一结构和有着宗法特点的社会关系。宋政府将坊郭户制从城市扩大到市镇，正是认识到市镇由乡村聚落向城市社区转变的发展趋势。

就文化生活领域而言，作为城市以外的工商业中心地，市镇将浓厚的商业文化和丰富多彩的都市生活引入乡村，引发农村封闭、单调的生活方式的相应变化。可以说，市镇是城乡文明的结合体，其兴起和发展是乡村城镇化的直接反映，并对后世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作者为浙江师范大学中国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

本文发表于北京日报2016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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