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至正六年（1346），每年往大都输送米粮五百万石，堪称大元王朝“主动脉”的会通河上，上演了一幕雷景象：一伙只有四十人阵仗的马贼，竟在千里会通河两岸来回驰骋，前后竟劫掠船只三百多艘，简直抢得盆满钵满。守卫运河的元朝官军呢？每次只要马贼出现，立刻齐刷刷玩失踪。两淮运使宋文瓒悲愤疾呼“请选能臣率壮勇千骑捕之”。可元王朝呢？史料里就回应了冷冰冰俩字：不听。

被打劫成这样，元王朝能不心疼？之所以“不听”，是因为宋文瓒热切盼望的“能臣”与“壮勇”，这个真没有啊。

这年，距离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大起义，已经只有五年。

其实，这类“小贼闹出大动静”的雷事，放在这时的元王朝，也不算是新鲜事。同是至正六年，茅山上毕四等三十六名贼寇，就凭着一处道观，就与元朝官军来回周旋了三个月，“杀伤官军无数”。而在徐州地区，郭火你赤率领的三百盐徒四处流窜，纵横徐州宿州各地，饶是元王朝喊破了嗓门，调集大军围追堵截，可各路元军大眼瞪小眼，纷纷跟着看热闹。结果“虽乘急传皆后时无及矣”。全叫人家牵着鼻子走。

为什么对付区区“小贼”，曾打下空前版图的元朝军队，竟废柴到这个地步？这事，首先得问问元朝的军官们。元朝的军队，素来讲究“将帅袭其父祖旧部”，也就是打得好不如生得好，结果就是“例皆膏粱乳臭之子”，坐在将帅位置上，基本就是不学无术的二世祖。这帮人掌了军队，也就如元朝民谣所说：“飞殇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可想而知什么样。

于是，在这群废物军官的折腾下，元朝军队也加速腐化，至正年间时，就连拱卫元大都的“八卫”，理论上的大元朝最精锐部队，竟然都连兵员都凑不齐。一旦有事，都是强抓市民农夫入伍凑数，就靠抓壮丁凑阵容。战斗力？那更是“不能弯弓发一矢”。这样的队伍，哪怕碰上几十个捍卫，可不是照样乖乖闪？

而如此雷景象，也恰恰戳中了元朝亡国，一个奇葩却致命的死因：官越大越傻。

虽说历代王朝末世，“官员素质低下”都是重要原因，但放在元王朝，那真是官员傻到突破底线。像元朝军官们这类雷表现，基本都是小儿科级别。官场各级衙门的高官们，那更是一个赛一个秀下限。

为什么会这样？可以再看看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另一个叫人哭笑不得的雷事：当时元朝南方名士张伯淳，给元世祖“上论事数十条”，其中有一条就是“罢冗官”。这话刚说出口，元朝权贵们就炸了窝：“何物远人，欲夺吾官”——敢夺我官位？跟你拼了。于是这事也就不了了之，元朝的官僚机构，从此也像膨胀的气球，一代比一代猛涨。

比膨胀更可怕的，就是官员智商一代比一代差：元朝的近一个世纪里，科举制度停停废废，且大部分名额都留给了权贵子弟。而且就算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元朝官僚体制里，也只是非主流，主流的都是贵族子弟。这些人含着金钥匙出生，躺着就有官做，哪怕工作一塌糊涂，只要关系够硬，熬够年份也照样升。

于是，在元朝这种特殊制度下，元朝的官员们，也就一窝不如一窝。高层的权贵子弟们，大多数都文化低下，好些人竟然连字都不认得。以《元史》的形容说“省臣无一人通文墨者”。这还是在作为元朝统治重心的江淮行省，省级的官员们，竟然是文盲扎堆。府县级的官员更是“字不辩王张”。能写对几个字的，就是“文化人”。换句话说，在元朝末年碰上穿官服的，十有八九就是文盲。

字都认不全，日常事务怎么办？绝大多数的元朝官员，基本都是甩手掌柜，只要拿着想拿的钱，那就爱咋办咋办。于是日常的行政事务，基本都交给了小吏们，这些在权力体系中原本“不入流”的小吏，这下可逮住了“商机”，趁着手里有权，各种巧立名目大捞。各级的行政长官，基本都成了收钱的摆设。元末明初学者徐一夔就形容说，在元末的县城里，县令们基本都是木偶，日常事务全是小吏们做主，官员们除了盖章，基本“唯唯不敢一语”。

如此“官傻吏奸”的雷景象，就成了元朝末年的基本社会形态，高官们搂钱装傻，小吏们狐假虎威，只可怜苦老百姓们，挨宰成了常态，以至于“官人与贼不争多”。父母官？那和土匪没两样。

大元朝的民怨，也就在这“官太傻”的雷景象里，一年一念的累积，直到元末黄河边一声呐喊后，引爆成席卷全国的元末农民大起义。因为“官傻”而亡国？元朝，算是发人深思的独一号。

参考资料：邱树森《元末肃政与腐败的历史启示》 周良宵，顾菊英《元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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