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开会时偶遇上海社科院的熊月之先生，聊天间提及任建树先生，熊先生告曰： 任先生已于前段时间去世了！我不禁惊呆。在座位上坐定后，打开手机一搜，即看到了上海社科院历史所马军先生一周前所写的《悼念任建树研究员》的文章，从文中得知，任建树先生已于11月2日去世。我顿时陷入难以排遣的悲愁情绪中。

任建树

生于1924年的任建树先生于95岁高龄离世，按说已算高寿，我之惊呆，在于今年9月中旬，我曾和陆宗寅老师约好去看刚出院不久的任老。不料约好的那天下午我临时有事没去成。陆老师当天发来他到任老家时与任老的合影，说任老虽已出院，但基本已无法完整说话，而且也很难认识来人了。陆老师劝我抽时间要去看看他。我最近工作和家事交织，正计划着找时间去看任老时，却得到任老已去世多日的消息，虽然对此已有预感，但还是忍不住惊呆和深感遗憾，遗憾错过了最后的见面机会。

任老与陆宗寅合影（摄于2019年9月）

说来我和任老年龄差了五十多岁，隔了差不多两代人，而且任老主攻的中国现代史和陈独秀研究并非我比较熟悉的学术领域，但由于一些机缘巧合，有幸在近十几年间与任老有一些交集，我认为这些来往从情感上也大大超出了作者和编辑的关系。这也是我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时悲愁不已的原因。虽不善笔墨，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记述一下和任老的十几年机缘，以此作为对先生的纪念。回想起来我大概是2004年因《陈独秀大传》而得知任建树先生的大名，但真正与他开始接触是2006年夏季，缘起于《陈独秀著作选编》。记得那次，陆宗寅老师（我当时所在编辑部的主任）让我到他办公室里，指着旁边一位满头银发的老者说：“介绍你认识一下，这位就是陈独秀研究权威任建树先生。”当时任老已80多岁，虽头发全白但称得上精神矍铄。他连连摆手以浓重的口音笑眯眯地说：“什么权威不权威的。”当时任老联系了安庆党史研究室负责人，来我社商谈将上世纪80年代由他参与主编的三卷本《陈独秀著作选》扩充改版的事宜。此后我们就有好多机会见面，要么是到他家取材料，要么是取校样或讨论交流。当时就觉得他为人谦虚、实在，改稿时字迹工整认真，言语间涉及学术问题时又毫不含糊，浓重的口音往往更增加了语气的力度。

由陆老师统筹协调，我和毛志辉任责编，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在2008年底由我社出版了六卷本、近280万字的《陈独秀著作选编》，这是当时、也是迄今收录文章最多、规模最大的陈独秀论著汇编。我清楚记得，在2008年最后一天拿到样书，我和陆老师便拎起一套刚拿到的样书去任老家。动身时，我对陆老师说：“明天就是元旦了，我们应当带点礼品或水果过去吧！”陆老师指指样书说：“放心吧，有了这套书，对任老来说就是最好的新年礼物！”果然，到任老家后，任老接过新到的样书忙不迭地拆开，喜不自胜地翻翻这本，摸摸那本，连连说“好！”并执意要与夫人一起带我们到附近吃火锅，以示庆祝。我记得那天傍晚时分寒风朔朔、雪花飘零，但现在想来却满是温暖的回忆。《陈独秀著作选编》出版后，我和陆老师又推动任老对他的代表作《陈独秀大传》进行修订，除增加内容外，还增配了近百幅图片，于2012年出版了第3版。这本书是任老的代表作，缘起于1989年他和唐宝林先生分写一册合并而成的《陈独秀传》，后他把他写的分册扩充改写成完整的陈独秀传记于1999年以《陈独秀大传》为名出版，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后面的两次改版，虽然每次改动幅度都不太大，但他都非常重视，所有改动均字斟句酌。

在编辑《陈独秀著作选编》和《陈独秀大传》改版的过程中，任老多次透露他晚年还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想将他近三十年来发表的文章结集出版。我在汇报社领导同意后，建议他尽量收入与陈独秀研究相关的文章并取名《陈独秀与近代中国》，他接受了这个建议，然后开始了缓慢的收集文章过程（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不时会表示精力不济）。这本收入他80年代以来所撰写的20多篇文章的著作最终于2016年初出版（由鲍静接手任责编），也算是圆了他的一个心愿。

也就是在这本文集出版的过程中，我社计划出版由南京大学的奚金芳、伍玲玲两位老师花巨力整理的《陈独秀南京狱中资料汇编》，任老深知此书的价值，在立项前即积极推荐，在缓慢的出版过程中他又不时鼓励，为此书在2016年顺利出版提供了巨大的精神支持，也让奚金芳教授至今感怀不已。

在这些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我与任老有了比较多的来往，也有机会与他进行无拘无束的聊天。他在建国西路的寓所也成了我经常拜访也非常乐意登门的地方。每次去，他总是热情地倒茶或咖啡，有时还要备上点心。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他提前约好，要我和陆老师到他家吃饭。饭菜上桌后，他拿出茅台酒，自己几乎不喝，就乐呵呵地招呼我们俩喝。那可爱的样子至今还印在我的脑海。也就是在这些愉快的聊天中，我得知任老的经历中还有一段与我“很近”的往事，正是这段往事让我们进一步拉近了距离。任老是河北武安人。据他回忆，1937年11月，离卢沟桥事变爆发仅四个月左右，一路南下的日军打到了武安。兵荒马乱之际，只有13岁的他不明就里准备住北跑，结果南下的人告诉他：“现在日本人打过来了，都在往南逃，你还往北跑什么！”然后他就跟着逃难的人一路往南走，在这个过程中与家人也失去了联系（一直到十几年后他在上海安定后才恢复联系）。中间的过程一片混乱，经过几番折腾，他落脚到了河南内乡县，被安排进入当地的中学读书。据查，1938年，随着日寇加紧进犯，河北、河南等省的20多所学校先后迁入内乡办学，当时的河南省教育厅为将逃散的学生集中起来办学，在内乡黉学创建了河南省战区联合中学，当时开办有初中、高中、高师、初师、音乐班等，名为“河南省战区临时第一中学”。这正是任老当时就读的学校。也正是在那里，任老完成了中学教育，于1943年夏考入南京国民政府位于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而我的老家西峡正是内乡的邻县，两个县城相距不过40公里。当时的西峡也有一所从河北保定内迁的育德中学，这所学校正是我的母校西峡一高的前身。所以当任老听说我是西峡人、从西峡高中毕业时，非常激动地说：“西峡口！西峡口！我那时也去过的！”西峡口是老一代人对西峡的惯称。正因为这层关系，我和任老有了一层不是老乡而胜似老乡的关系，他讲话时带的河南口音也就更让我觉得亲切了。

本文作者与任老夫妇合影（摄于2009年）

任老是著名的中国现代史专家，尤其在陈独秀研究上，他更是有较大影响。关于他的学术成就，学术界自然会给出客观的评价。马军先生的悼念文章中逐年全面罗列了任老的学术成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在我和他交往的过程中，我感觉到他是一个谨慎但并不保守、甚至可以说是思想开放的人。这一点从曾与他同事的章念驰先生的一段留言得到佐证：“任建树先生是比较早解放思想的学者，在陈独秀研究上敢突破禁区，这是我亲眼目睹的！”对任老及中国陈独秀研究状况深有了解的陆宗寅老师曾说过一段中肯的评价：“中国的陈独秀研究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往前多跨一步很可能就会犯错，而任老往往是前跨半步，这就使得他既不致像某些研究者那样激进，又不致抱守残缺、裹足不前，由此他也成为'拨乱反正'后在公开出版物上为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的罪责上鸣不平的第一人，他的见地实实在在地推动了史学界公正评述陈独秀功过是非的研究。”谨以奚金芳教授几天前发来的一副献给任老的迟到挽联作为小文结尾，以此纪念可敬、可亲、可爱的任建树先生： 为人正直，毕生无愧，浩气美德今犹在；成果累累，开拓进取，高风亮节万古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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