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角场是上海四大城市副中心之一。随着现代化商务设施、交通、生态等的不断发展，区域整体优势已完全凸显。图/东方IC

杨浦区60多年间持续探索

干部“沉下去”为民办实事以制度化回应时代之需

杨浦区位于上海中心城区东北部，曾拥有市中心城区最大的工业基地、工人新村。上世纪50年代，工人新村构建起上海的第一代社区概念，从城市规划到社会治理，都能窥见“以人为本”的雏形，还诞生了“周四干部劳动日”这一基层工作方法。60多年间，政府机关干部开启的深入一线解决百姓“急难愁盼”的社会治理路径从未被放下；至2005年，杨浦区打出“一线工作法”品牌，探索形成了一套主动了解群众诉求、上下联动解决问题的体系，并不断在工作内涵、服务对象等方面拓展深化，让这块群众工作的金字招牌历久弥新。

从老工业城区转变为上海建设科创中心的重要承载区、全国“双创”示范基地，“大杨浦”的城市治理呈现出罕见的复杂和多变。不过，70年来，杨浦从老工业区奔向创新之城的脚步中，始终不变的是把老百姓的需求放在首位。

上世纪50年代，工人新村里有了干部“劳动日”

1950年，时任上海市长陈毅指出：“目前经济情况开始好转，必须照顾工人的待遇和福利。”工人新村，便是体现当时“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并且首先为工人阶级服务”市政建设方针的产物。

1952年4月，市政府设立上海市工人住宅建筑委员会，在全市统筹兴建二万户工人住宅，俗称“两万户”，其中有一万户建在杨浦——这是杨浦地区首批工人新村住宅。区内大型企业此后也以此为标准建造了一批职工住宅，它们共同构成杨浦工人新村板块，也是上海最大的工人聚居区之一。

工人新村多在工厂附近，有自己的子弟学校、医院等配套设施，在互帮互助、人情味浓郁的生活氛围中构建起初代社区概念。当时，能住进工人新村是一种身份的荣光，而新村在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同时，也将“主人翁”概念落实为具体感受，比如建立起“家属委员会”等群众自治组织，让工人真正体会到当家作主。

政府机构和各级干部也从中摸索着基层工作方法。上世纪50年代，区机关干部就经常深入基层联系群众，进行调查研究，1958年，区里制定了干部必须参加劳动的制度，两年后设立了每周四为干部“劳动日”。一位老居民还记得，当时区长就曾到厂里和大家一起劳动，倾听群众意见。

▲1972年的“工人新村”中凤城新村的三层住宅楼。（资料照片）

▲上世纪80年代的杨浦区航拍影像。（资料照片）

1984年，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面对社会形态的快速变化，杨浦区进一步明确了机关干部一年两次下基层为民办实事的制度，每次至少一周，时间固定在春节前和高温时节。到1990年的七年间，下基层的机关干部达到3000余人次，他们深入一线倾听群众意见，落实排忧解难措施，先后帮助基层解决市场供应、子女入托入学、住房维修、汛期积水、窨井堵塞、环境卫生、社会治安等问题。区政府也根据群众的热点、难点进一步组织了专项调查，在上世纪80年代先后解决了菜场副食品供应、新村商业网点、棚户危房和严重积水地区改造等问题，缓解了一部分突出矛盾。

一线工作法在实践中不断深化

这种从群众需求出发、干部深入一线解决问题的基因在“大杨浦”的发展转型中不断更迭创新。

2003年，随着“工业杨浦”向“知识杨浦”转型大幕拉开，杨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国有企业从1200家锐减到200家，各类社会救助对象列全市中心城区第一，二级以下旧里和棚户区占全市1/4，迫切需要上级党组织回应群众诉求；与此同时，一批机关干部遇到“本领恐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的“三门干部”。

在这样的背景下，杨浦区于2005年推出“一线工作法”，汇总形成一套完整的“知民情、解民忧、聚民智、听民意”工作体系，以制度化回应时代之需。

2005年，时任杨浦区审计局副局长李阳放第一次走进有“穷街”之称的定海街道沈家滩居委会联系群众，当时居民们“逢雨天看海”的景象还未改变，她是蹚水进的居委会。居民们还反映，汛期家里的积水甚至超过膝盖。这一幕场景令她终身难忘。她说：“原来看到的审计数字都觉得是枯燥、冰冷的，现在再看这些数字，背后都是群众的疾苦。”

正是从那时起，“一线工作法”始终把百姓冷暖系心头，展现了历久弥新的生命力。它用十多年来不断自我完善、优化，畅通了干部联系群众的六条渠道，实现各级各类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定时定点定人直面群众，并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工作时间、工作方式、工作范围全面拓展，形成全天候、全方位、全领域覆盖群众需求，让百万群众受益。

▲俯瞰如今的上海百年水厂杨树浦水厂和东方渔人码头。袁婧朱良城摄

亲身参与其中的杨浦区干部们对此深有感触。他们认为，“一线工作法”，强调的是“今天能尽的职责不拖到明天，把好事实事办在群众开口前”，像一条纽带紧紧联系起党组织和群众。

“两万户”旧改14年，一线工作法再促机制创新

行至今日，在工人新村集聚的“大杨浦”，最大的民生工程又一次聚焦群众的居住条件改善——旧改，就是直接影响居民生活的“急难愁盼”问题。面对庞大的旧改体量，发挥旧区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活力和创造性至关重要，到群众中去、拜人民为师的“一线工作法”让旧改成果惠及更多老百姓。

让杨浦人津津乐道的一个案例是长白新村街道228街坊——这里就属于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两万户”。历经近70年风雨，这里的居住环境已经异常艰苦，但受制于种种条件，它的动拆迁史长达14年。2016年7月，作为“老大难”的长白新村228街坊，以杨浦区首创的“三个100%”新模式成功旧改，仅用了3个月，让最后360户居民圆了苦盼多年的搬迁梦。

“三个100%”，即意愿征询率、协商签约率、整体搬迁率均须达到100%。听上去像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长白新村以“整体协商搬迁”化解。

街道干部们首先组成了工作小组，进驻动迁基地一线办公，街道搭建起一个公信平台，由街道干部、居委会干部、居民代表、征收事务所工作人员、民警、律师等组成，专门协调228地块动迁中的各类矛盾。除了开政策宣讲会，街道和居委干部分片包干，一户户走访摸底。当时的街道副调研员黄才友记得，工作组给每一户都制作了一张情况表，将家庭成员关系、可能涉及的矛盾等一一列清。这一创新的旧改模式，背后是党员干部想方设法找突破，也是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克难的结果。

今年初，杨浦区立下打赢旧改攻坚战的“旗帜”：完成旧改征收7000户、收尾6个基地。农历新年刚过，已有好消息传来——江浦街道160街坊基地顺利通过旧改“一次征询”，千余户“蜗居”居民有望尽早告别“拎马桶”的日子。基地规模不算大，但对未来一段时间杨浦旧改工作意义重大——杨浦区正计划在此探索市区联手推进旧改的新机制。而这一创新举措，也是杨浦区适应新时代，依靠“一线工作”精神，解决问题、服务百姓的一个例证。

作者：本报记者 周渊
编辑：施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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