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游从来就是了解一座城市的最佳方式。城市漫游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复杂的活动，但却创造了复杂的意义。】

【倘若我们从时间隧道穿回，我们会发现，总有那么一位漫游女子在街上与波德莱尔擦肩而过。】

马泰·卡林内斯库用《现代性的五幅面孔》作为书名，清晰地把五副面孔给了现代性，那就是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和后现代主义，在卡林内斯库之后，很多人都觉得现代性远远不止五张面孔，那些不断叠加上去的面孔里，有没有一张属于女性的面孔呢？芮塔·菲尔斯基在《现代性的性别》一书中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现代性是在历史的范畴中展开讨论的，时间无疑是关键的概念。在马泰·卡林内斯库看来，现代性反映了两套对立的时间价值观念，而且这种对立是无法调和的：一套价值观念认为时间是可以交易的商品，甚至是具有较高价值的商品，这是资本主义文明客观化的、社会性可测量的时间；另一套价值观念则认为时间是个人的、主观的、想象性的绵延，属于“自我”的展开所创造的私人时间。两套时间的价值观念的对立，使得现代性概念从诞生之初就暗含了性别的特征，而不再像表面上那样仅仅是抽象的历史分期。历史知识的事实部分虽然比较刚性，但是史实的取舍，肯定会因为性别的视角受到很大的影响，而社会进程的性质和意义的分析，更会因为性别的视角而大相径庭。

马歇尔·伯曼研究现代性的著作《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与马泰·卡林内斯库的《现代性的五幅面孔》具有同样重要的学术影响，当马歇尔·伯曼选用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和葛丽琴来表述现代性主人公和他所扬弃的对象时，现代性偏狭的男性特征就跃然纸上了。年轻的乡下姑娘葛丽琴是浮士德的初恋，浮士德在短暂品尝了爱情滋味后，无法忍受葛丽琴世界的封闭和狭隘，于是代表因循守旧和保守立场的女性，只能成为奋勇突进和自我塑造的现代主体的超越对象。浮士德挑战传统和权威，力争解放和统治自然的欲望，成为极具男性特征的新兴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征。

除了浮士德以外，《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也常常被标记为现代性自由与发展的男性版本，奥德赛摆脱了塞壬的诱惑与原始的自然欲望，通过打怪升级最终战胜自然。象征现代性自由的浮士德与奥德赛，把女性气质的依附性视为现代性自由的枷锁和风险，摆脱和克服之道成了现代社会中男性获取主导力量的不二法门。但是，芮塔·菲尔斯基却在男性伟岸形象的阴影之下，找到了女性气质与现代性之间的必然关联。19世纪的文学艺术作品和社会想象表明女性气质和现代性具有紧密的相关性，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亲密关系成了现代性矛盾冲突的中心竞技场，个体与社会的矛盾正是在这里得以凸显。无论是以叛逆、解放等外向方式来反抗社会的女性，还是以消极、内向、最终自我毁灭的方式来拒绝社会的女性，都反映了真实自我的塑造过程，私人情感和现代女性气质在本质上反映了私人领域与现代社会发展进程的矛盾和冲突。

在伯曼的描述中，现代性意味着新获自由的资产阶级主体所具有的自主性，体现在不断加速发展的工业生产、理性化和对自然的征服上，这是极具男性特征的社会图景。芮塔·菲尔斯基则认为现代个体还具有另一种更消极、更不确定和更去中心化的特征和视界，这是与弗洛伊德的论域更接近的恋物癖的、力比多的和商品化的社会图景。更重要的是，这些差异性观点并非不可调和，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的辩证法》中，将希腊神话中的奥德赛和塞壬女妖视为欧洲文明的核心文本，认为这是现代性绝境的典型寓言，昭示了现代理性的非理性本质和西方社会的自毁逻辑。

如果说马泰·卡林内斯库关注的是现代性的面孔，那么从波德莱尔开始的都市“游荡者”或者“漫游者”的叙述，聚焦的则是现代性的身影。芮塔·菲尔斯基认为：

读伯曼的书，我们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性的性别实为男性。在伯曼的叙述中，浮士德及后来被他感召出来的波德莱尔式“游荡者”——那些在巴黎的柏油马路上如“植物学家”一样游走的人——这些现代个体都被假想为具有自主性的男性，丝毫不受家庭和社群的束缚……在19世纪，关于现代的许多重要象征符号——公共空间、人群之人，陌生人、花花公子、游荡者——都有明显的性别意蕴。比如，“游荡者”一词就没有直接的阴性对等词，因为如果女人在19世纪的大街上闲逛，她们很可能被当作娼妓。由于我们总是将公共与现代等同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女人被排除在历史和社会变化的进程之外。（芮塔·菲尔斯基《现代性的性别》，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

波德莱尔笔下的漫游者是作为都市边缘人来感受种种现代性体验的，本雅明则借助漫游者懒散、逍遥、放荡的城市经历来表征历史和现实；当漫游者用他与现代生活快节奏格格不入的姿态，无目的性的观看和阅读城市的时候，巴黎这座被秩序和商品统治的城市就被予以了疏离与独立的回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之于“漫游者”的现代意义，也因而得到了都市抒情诗人视角的反思。但是，波德莱尔和本雅明都没有注意到漫游者有可能是一个女性的身影。在劳伦·埃尔金看来，“漫游者”既是考察者又是被考察的对象，它像一个具有迷惑性而实质却空空如也的容器，又仿佛是块空白的画布，不同时代在这上面勾画出它们各自的欲望与焦灼。太多相互矛盾的观点共同建构着“漫游者”的概念。倘若我们从时间隧道穿回，我们会发现，总有那么一位漫游女子在街上与波德莱尔擦肩而过。19世纪的女人们外出总得冒着危及她们操守与名声的各种风险，独自外出去公共场所就等于是冒着丢脸的危险。巴黎上流社会的女人们在布洛涅森林乘着敞篷马车展示自我，或是在公园里由人陪着散步。到19世纪晚期，所有社会阶级的女人都能在诸如伦敦、巴黎和纽约这样的城市里享用公共空间。百货商店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兴起，极大地促进了女性在公共场所出现的正常化。到了19世纪70年代，一些伦敦的导览上已经开始标注“在伦敦方便女士们一个人购物之余享用午餐的场所”。19世纪90年代见证了“新女性”观念的到来，独立的新女性骑着自行车去她们喜欢的地方，女孩们在商店和办公室里工作，获得属于她们的独立。随着电影和其他休闲活动在20世纪早期变得流行起来，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女性在街道上的存在便由此确定下来。这也归功于安全的半公共空间的出现。在这些地方，诸如咖啡馆和茶室，女人们能够不受干扰地享受独处的时光。这也同样归功于女卫生间——公共空间里最私密的场所——的兴起。另外，对女性在城市中的独立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有供未婚女子入住的物美价廉的公寓（参见劳伦·埃尔金《漫游女子》，商务印书馆，2020）。

现代性的面孔或者漫游者的身影，会带给我们芮塔·菲尔斯基式的遐思：如果我们主要以女性创作和关于女性的作品为研究对象，而不是把男性经验作为范式，这将如何改变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如果在分析现代文化时，将女性现象放到中心位置，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次要和边缘地位，又会怎样？这种方法会带来怎样不同的结论？劳伦·埃尔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为了重新定义这个概念本身：漫游女子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形象，她是这样坚定又机敏的独立个体，敏锐地应和着城市的创造潜力，以及一次美妙漫游释放出来的可能性。

沙恩·奥马拉在《我们为什么要行走》一书中认为，漫游从来就是了解一座城市的最佳方式，波德莱尔笔下的浪荡子——一个四处游荡的人，观察并记录19世纪的巴黎，感受城市生活的所有尘埃和荣光：气味、景象、人行道上的脚步声、人与人的摩肩接踵、街灯闪烁，还有行人的只言片语。城市漫游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复杂的活动，但却带来了众多的疑问，创造了复杂的意义。在埃德加·艾伦·坡看来，城市漫游者不仅面目模糊，而且身份复杂，他在短篇小说《人群中的人》中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漫游者是追寻者，还是被追寻的人？他想要融入而不被人注意，还是抽身旁观并写下他的见闻？

地理学家段义孚关注漫游所创造的意义，他在《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一书中这样说道：我行走，是因为它给予了，或还原了，一种“地方性”。劳伦·埃尔金同意段义孚的观点，认为当我们通过活动赋予一个空间意义，当我们将这个空间看作是能够感知、理解、体验的存在，那么这个空间就变成了地方。我行走，是因为它莫名其妙地像一种阅读。沙恩·奥马拉则提醒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时间的推移和城市的演变，是否会影响漫游者的行为和意义？“我们的城市如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繁忙的交通占据了城市，浪荡子只得在十字路口的人行道等待通行的绿灯。这种剧烈的城市化进程，对我们城市漫步的能力有什么影响？在城市环境中步行是否感觉轻松？城市行走有什么真实体验？”（沙恩·奥马拉《我们为什么要行走》，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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