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意义上说，我是王邦佐老师的“开门弟子”。那是1986年，先生正式担任副教授（此前由于全国职称评审“冻结”，恩师未能及时晋升高级职称），而我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本科毕业，经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而成为政治学专业的一名硕士研究生，先生便成为了我的导师。在此之前，先生给我们本科生上过《政治学原理》等课程，也曾关注我的成长，但个人之间联系不多。成为他直接带的研究生后，交往就比较多了。可以说我是在恩师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一名学者，也见证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如今我已过知天命之年，回眸邦佐师的音容笑貌，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邦佐师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也是复旦大学政治学专业的奠基者。在1980年代初政治学在中国恢复重建之时，先生还不到50岁，国内有一批年长的“元老”，除了张友渔、钱端生等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名闻遐迩的前辈，还包括赵宝煦、夏书章、徐大同、邱晓等上世纪90年代的政治学界“四老”，那时邦佐师正值中年，貌似算不上政治学的元老级人物，所以他本人也曾当着“四老”的面半开玩笑地说：“我这个年龄尴里勿尴尬，说老不老，说年轻不年轻。”但实际上，邦佐师对于中国政治学的贡献是极大的，完全可以被称为改革开放后政治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

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合影，第一排左二为王邦佐

目前不少人提及邦佐师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主要贡献，通常都会说到1982年由他担纲举办的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被称为“新中国政治学的黄埔一期”。但在我看来先生的一个更大贡献，是从1980年开始重建了复旦大学政治学专业，并使其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镇，培养了一批重要人才，地位远远超过1952年院系调整前复旦政治学的水平，不仅对政治学研究和发展具有深刻影响，而且对中国最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政治走向也打下了无法磨灭的烙印。

我的人生道路也是在邦佐师指引下一路走过来的。他不仅是我的研究生导师，更是我的人生导师。我学生时代心傲气盛，考上了复旦大学，就想干一番大事业，并没有把做学问当作自己的人生目标。到大四时，对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依然举棋不定。当时王邦佐和孙关宏两位老师都希望我继续读研究生，正是在他们的鞭策下，我决定考研，最后终于拜在两位先生的门下。三年研究生寒窗，我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在学术上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临毕业时，再次面临人生道路的关键抉择。彷徨之际，恩师又举荐我留校任教。坦率地说，读本科时我没有想过要读研究生，读研究生时我没有想过要当一名老师——我就是在这种不自觉中被恩师引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

虽然邦佐师担任过上海师范大学校长、上海社联党组书记等重要领导职务，但他对自己有一个明确的定位：“我是一个比较努力的教书匠。”在先生的感召之下，我也把传道授业解惑作为我终身的追求，并努力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学者。

邦佐师有一个座右铭——实事求是，留有余地。其实这不是先生的专利，而是从复旦大学老校长谢希德院士那里继承过来的。先生曾经在谢校长任上担任复旦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我就多次听恩师提及谢校长这句话对他的影响，而这个座右铭对我们这些晚辈又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遇事不走极端，不曲意逢迎，不随波逐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坚守一个学者的良知和良心，我想这就是“实事求是，留有余地”的神髓所在。一些学者洋洋洒洒，宏篇大论，之所以不能令人信服，问题的关键就是缺乏“实事求是，留有余地”的精神。我们要从先生身上继承下来的，就是这种实事求是的学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努力不说违心的话、办违心的事。

邦佐师对学生既关心爱护，辛勤培养，又严格要求，一视同仁。他从来不会因为谁是他的学生而给予特殊的照顾。1997年，我准备在复旦大学通过“打擂台”参评正高职称，需要专家推荐，考虑到他是我的研究生导师并且在学界的影响力，我向他表达了我的愿望，没想到被当面拒绝。先生说：如果我给你推荐，那我也要为你的竞争对手推荐，否则就不公平。当时我颇感沮丧，但我明白，他不是那种“护犊子”的老师。不少后辈并不是他的门生，但他都提携有加，不分亲疏，无门户之见，而且乐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特别是力荐后辈学者同自己一道评高级职称，显示了一位师者的高风亮节。

2013年5月22日，王邦佐在复旦国务学院政治学系研讨会上发言

邦佐师自身的成长经历也是一个很励志的故事。他生于湖北农家，家境贫寒，多次跟我说他曾经是一个“放牛娃”，小时候经常连鞋都没得穿，靠亲戚与老师的接济才上了大学，并成为大学校长。所以，当先生功成名就之后，总是想回报国家，回馈社会，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即使在他人生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还不忘立下这样的遗嘱：不举行任何悼念活动（含告别式）；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谢绝到家探访；谢绝家乡亲友来沪慰问；遗体、器官捐献。弟子们闻此，不胜唏嘘！

先生的道德文章，是激励后生前行的不竭力量。邦佐师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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