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塘沽路与大名路相交的街区,即为历史与空间上的“虹口源”。自19世纪末新来虹口的外侨与各地移民,为上海城市化做出各自贡献的同时,身上同样留有深深的虹口烙印。】
近代史界有句俗语:“一部近代史,半部是上海”,这里既是发生历史的场所,又是被叙事的对象。当然,上海城市空间绝非演绎近代史的静止的“容器”或“平台”(借用列斐伏尔的名言),其自身拥有时空上的多重因缘;正是多元的城市发展脉络,注定了今天上海多彩的精神与空间线索。
近代虹口的源点
作为现代城市的上海,严格意义上始于19世纪中叶;之前的松沪府县乡保、“东南壮县”的历史,只能算作1843年开始的“近代上海”的前史。上海开埠后的1845年10月,苏松太道宫慕久与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共同公布了第一次《土地章程》,划定上海县城外北郊的租界“外滩”,这里日后诞生了包括英领馆、各大洋行在内的近代建筑群,并逐渐扩大成面积巨大的英租界及公共租界。“重返江南三耶稣会士”之一的南格禄(Claudius Gotteland)则在1842年7月,于胜明阁老徐光启的葬地附近筹建新式学堂、教堂,把徐家汇建成“(上海县)西乡一大市”(民国《上海乡土志》)。“外滩源”与“徐家汇源”今天业已成为上海重要的城市景观。相似的例子不在少数,近代城市多元共生的特质,同样适用于苏州河北岸。
明清以来,松江府上海县与北面苏州府嘉定县及所析宝山县,以吴淞江古道“旧江”为界。明代中叶吴淞江潭子湾以东,改走新濬宋家港河段,即今市区潭子湾以下的苏州河,“旧江”与苏州河间隔断了一片属上海县的狭长土地:县二十三及二十五保,两保以虹口港为界。“虹口港”因吴淞旧江泄洪口得名。
开埠后,略晚于英国人来华的美国人发现此处水陆交通便利。圣公会文惠廉牧师(William Jones Boone,1811—1864)在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抵达上海。他先在上海县城内,后至苏河以北,建起虹口救主堂(Church of Our Savior);沪北近代城市正是沿着救主堂为中心的街区向外发展。救主堂北一条东西向马路文监师路(Boone Road,音译为蓬路,今为塘沽路),即以文惠廉的名字命名,与教堂同时建成于1848年,东起自虹口路、后改百老汇路(今为大名路),沿着苏州河北一直修到了老闸以西。而堂东南的百老汇路,筑成于十余年后的1864年,沿着黄浦江,西达外白渡桥(Garden Bridge of Shanghai)的前身威尔斯桥,东至汇山码头附近。这一带很快建起上海最早的码头船厂“老船坞”(Dewsnap Dock),开设医馆、新式学堂并出现上海最早的集中领事馆区;中国最早的火车站、最早用上电路灯的街区,同样出现在文监师路与百老汇路上。文惠廉的救主堂所在的空间,无疑是近代虹口乃至沪北的源点,今塘沽路与大名路相交的街区,即为历史与空间上的“虹口源”。
“十里洋场”何在
开埠后的上海常被称为“十里洋场”,一度蕴含保守主义者“夷夏之防”的担忧。“十里洋场”究竟只是个泛称,还是曾有所指,关系到早期上海市中心的空间“现场”。1883年出版的《淞南梦影录》载读袁祖志《望江南》“如向十里洋场,采风问俗”;《申报》数据库中,该词最早出现于1886年。此时所指的“洋场”究竟在哪,有学者提出“洋场”与“洋泾”相近,当指洋泾浜;也有指其为“大马路”,皆有难以自圆之处。
吾国人以里程数命名地名的做法,十进制以内的数字以实指居多;如依然为人熟知的“三里屯”“五里桥”“七里山塘”“仓前九里”等等。那么,19世纪80年代的上海城市能否容下“十里”之数,是判定其是否为实指的重要指征。“十里”对于任何一座近代城市来说,都不是一个小数字。观存世1884年上海城厢租界图,彼时租界西缘尚在西藏路沿线,跑马厅属郊外,苏河南北租界东西,无论如何没有笔直的“十里”纵深。英国人设租界后,沿黄浦江滩,筑大马路黄浦滩路,其向南延伸线达法租界外滩的东门外护城河寺浜(今中山东一、二路)。文惠廉去世前一年的1863年6月25日,美驻沪领事熙华德(George Frederick Seward,1840—1910)与继任上海道台黄芳议定美租界划界章程,迅即与南岸英租界合并成为“公共租界”。公共租界北段也沿江修筑了自威尔斯桥至汇山码头的“百老汇路”。两条租界的沿江马路总长竟正好为十里,这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审视“十里洋场”一词产生的背景与意义。南北沿江大道及其周边是上海开埠以来最早建设的城市空间,而其沿线之长,纵深之广,为后来20世纪30年代起的上海城市腾飞打下扎实的基础。
移民与认同
近代城市化为“虹口源”带来第一代中外移民。移民不仅迅速融入本地社会生活,也很快成为上海本土精英的代表人物,在公共生活中展示19世纪“上海人”的独特气质。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公共花园”事件,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就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一事。此事经多方演绎、建构,已与实际相去甚远,不过外滩“公共花园”在19世纪80年代因各种理由限制华人入内的行为,确有发生。作为直接回应,在沪国人领袖频繁向英国工部局发起抗议,自1881年4月,八位本地领袖向工部局提出书面抗议,要求允许华人入园,并通过不懈抗争,最终迫使工部局在外滩公园西再建“华人公园”。参与的八位本土士人——唐廷桂、谭同兴、陈咏南、李秋坪、吴虹玉、唐廷枢、颜永京、陈辉庭,皆出自虹口。主事者为时任怡和洋行总买办唐廷桂,同时也是日后著名的虹口广肇公所的创始人之一,余五位为其粤籍麾下,与虹口广肇公所有直接关系(参陈晓平《慈善家唐廷桂与“华人不得入内”》)。而另两位虹口人,则是来自“虹口源”的圣公会华人牧师颜永京与吴虹玉。彼时颜永京已在为新创的圣约翰学院奔波,而其老友吴虹玉则主持了位于虹口的圣约翰学院医学院的筹建,位置就在“虹口源”核心区文监师路上的同仁医院(St. Luke’s Hospital)内,而同仁医院的翻新扩建,也得到李秋坪在内的粤籍富商们的解囊支持。这八位本土领袖与工部局的交涉,可以看作虹口本土精英争取更多华人参与上海城市管理的决心。
同仁医院旧址
早期旅沪的西洋外侨们同样为这座城市贡献力量。作为工部局董事的汉璧礼(Sir Thomas Hanbury,1832—1907),与工部局当局一起在虹口各地创办公学,还曾建议筹建上海第一家室内菜场“中央菜场”,选址在洋泾浜南岸今宁海东路东、近延安路处,此处民国时仍名“菜市街”。尽管菜场计划失败,但其名仍与菜场有着不浅的因缘。由于他对公共租界建设的贡献尤其在慈善方面的投入,光绪十六年(1890),工部局以其名字命名虹口一条马路:东汉璧礼路(East Hanbury Road),其与文监师路在蒙养学堂以西百余米处交汇,并与密勒路一起组成了一个三角形的街区;汉璧礼路命名的次年,工部局便在这片三角形地带建设市内菜场,这大约也是上海最早的新式菜场。
虹口有文惠廉、文恒理、小文惠廉父子留下的圣约翰学院医学院及同仁医院,雷士德(Henry Lester,1840—1926)留下的工学院与医学院,嘉道理爵士(Sir Elly Kadoorie,1867—1944)的犹太人青年学校,虹口圣心堂走出的饶家驹神父(Jacquinot de Besange,1878—1946)及其战时安全区等。更为人熟知的是战时来此避难的犹太人;自19世纪末新来虹口的外侨与各地移民,为上海城市化做出各自贡献的同时,身上同样留有深深的虹口烙印。
“虹口源”的延伸
自19世纪末开始,救主堂沿文监师路以西已遍布新式学校、医院及社区,过吴淞路便是日侨的集中地。其沿百老汇路以南至外滩,除了洋行、商铺之外,则为著名的黄浦路上近代上海使馆区,及1857年于“韦尔斯桥”北堍建成的礼查饭店。同治三年(1864)救主堂西以美驻沪领事名筑熙华德路(Seward Road),同样西南至“韦尔斯桥”,沿途则有著名的芥川龙之介来沪所居万岁馆旅店。相比虹口港西岸高速的城市化,东岸租界则在港口码头、水厂电厂等大型设施方面建设有加。沿新记浜两岸迤西的租界区内,则有蔡元培、张元济、俞明震的旧寓,而文昌宋氏、嘉定牛氏家族更是生长于斯。“虹口源”及周边租界的空间很快趋近饱和。
然而因为苏河以北复杂的行政区划,“虹口源”发展出来的租界被局限在沿江狭长的区域之中。工部局与在沪英商曾经想过办法,拓展沪北纵深,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北境的江湾镇;北四川路、江湾路等多条马路从租界向江湾镇腹地修筑。光绪初年,英商尝试自租界内修吴淞铁路沟通江湾,直窥吴淞,虽然曾一度通车,但仍被当局赎买拆去。不过这次尝试让沪上有识之士看到了沪北城市化的潜力与价值,广袤的“大江湾”之于狭长的“虹口源”,无异于充满希望的田野。
江湾与“虹口源”的缘分并非到铁路出现才建立起来,虬江下游所分虹口港与俞泾、芦泾二浦,勾连起古典时代北外滩与江湾镇间最重要的水路交通。从“虹口源”走出的“公共花园”事件华人代表之一吴虹玉,便曾在江湾镇活动,多位子女皆在此地出生,由于英年早逝,诸子又沿河而下“虹口源”投靠大伯父颜永京,其中二子辗转圣约翰中学、医学院,又在临床实习时回到“虹口源”的同仁医院工作学习,他就是近代著名医学教育家颜福庆先生。
1898年,在第二条铁路淞沪铁路通车后,沪北近代城市空间开始进入发展快车道,由本地士绅主持的铁路工程,把火车站起点搬出租界,放到了旧江故道上,城区首发的前三站皆在江湾城市化的核心区。因为空间相邻及成功的城市化,大片邻近北段租界的江湾土地,在国民政府成立后,划入上海特别市成为“华界”,此后“大上海计划”中上海特别市中心就放在了当时的“新江湾”。即便遇到两次对日作战毁灭性的破坏,日占时期仍将江湾地区作为市中心的首选位置经营,而1946年后,国民政府开启全新的“大上海都市计划”城市规划,仍有强烈的沪北经营战略倾向,从江湾到吴淞的进一步推进,仿佛半个多世纪前从“虹口源”沿水路、铁路北上的延续。
作者:王启元(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
编辑:陈韶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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