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平国刻石”位于新疆拜城东北150公里的黑英山乡哈拉塔山麓的博孜克日格沟口。作为一位采用汉族名字的龟兹少数民族将领，刘平国带领着汉族、羌族同胞一同修建亭障。这个距今已有1863年历史的石刻，是中国最西部、存世最早的汉文印记。碑上“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子孙”的铭文，反映出远在两千年前各族人民交流融合、共同开发西域的历史事实。1879年，刻石首次被发现；1957年，被列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在中华文明中的意义正在被逐渐认识。
      
2021年6月12—16日，作为“文物映耀百年征程”主题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活动之一， “刘平国刻石与西域文明学术研讨会”在新疆拜城县召开。与会学者聚焦这一世人瞩目的汉文印记，为丝路文明研究增添了许多动人的细节。

 

 新疆拜城·博孜克日格沟口

刻石的发现、保护与流传
      
博孜克日格沟口的道路是天山以北的游牧部落与天山以南的绿洲居民相互交通的要道。北京大学历史系朱玉麒、拜城县文旅局吐逊江将玉开都维村的沙拉依塔木烽火台、赛开塔木古墓群所在高地上的戍堡遗址与刻石联系起来，指出此地作为南北“天山廊道”与“警备候望、交通安全、邮传往来” （王炳华语）的人类活动的关联，并详细考证了在戍堡遗址采集的石刻残片，识别出“徐鼎藩残石”，确认徐鼎藩就是参与了刘平国刻石的早期发现、保护和捶拓流传的新疆地方官员。
      
上海博物馆陶喻之则讨论了徐鼎藩之外，另几位发现刻石的先驱。他认为，光绪五年驻防刘平国刻石所在地阿克苏一带的张曜及其嵩武军下属王得魁，熟悉道路交通的王廷楫，以及学术意识强烈、敏感于金石文字的随行文人施补华，共同推动实现了对刻石从发现存疑到决策试探，再到鉴证确认的过程。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9份刘平国刻石拓本及若干相关文献。汤燕以铭文第二行“秦”字为考据字，区分出其中属于第一期的拓本7份，属于第二期的2份；另有翻刻本2种4份。国家图书馆亦藏有刘平国刻石的诸多拓本。据卢芳玉介绍，国图藏拓本13种，其中原刻12种，翻刻1种，并认为依据《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二版）第一部分第五章的规定，这通摩崖的规范题名应为“刘平国治亭摩崖”。

刘平国刻石·清晚期初拓本

吴昌硕、杨岘、张度 跋

 

鲁迅摹绘辑校的刘平国刻石文字

自清末被发现起，刘平国刻石即得到多方关注。而关于其发现时间、发现人以及保存状况等方面的信息丰富繁杂，不同描述体现出不同语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张瀚墨探讨这些不同描述间的相互影响及其产生原因，提醒历史研究中对材料性质需自觉甄别。
      
刘平国这位龟兹少数民族将领以汉朝国姓“刘”为姓，叫重名率很高的“平国”，铭文中又有明确的汉代纪年——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黄纪苏就此指出，与匈奴相比，汉在西域的核心竞争力更为多元，除了“兵威”，还有“汉家仪”。他还从日用经济、政治制度、称谓文化三个方面深刻剖析了西域文化中的“中国故事”，这对理解汉朝西域治理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吴洋则从文学角度分析了刻石铭文。他认为“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子孙”七言颂词，尽管与中原地区的汉颂时代接近、结构相同，但结合句式和词汇看，刘平国刻石的七言更接近汉代的镜铭，而非来自颂词多为四言的石刻传统。此外，关于刻石第八行末尾残存的“仇披”二字，吴洋指出东汉时期仇氏似乎比较活跃，善于作颂书文，此“仇披”或为书文者。而刻石第二行中的“秦人”二字，引起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王子今的注意。他认为战国秦代秦人在西北方向的历史文化影响，使得匈奴等西域人习称中原人为“秦人”，从刻石文字看，这一称谓在东汉时依然使用。而中原人称中原人使用“秦人”称谓，尤其引人注目。这一文化现象可以说明丝绸之路的作用在秦人于西北方向形成影响的时代已经显现。“秦人”，是可以说明中华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具有典型性意义的语言标本。
      
丝路贸易的基础之一是欧亚大陆上的道路网络，而道路安全保障是丝路上各个政治体的主要任务。上海博物馆王樾认为刘平国刻石最直观地反映出，公元2世纪中期，西域都护府在强力控制着龟兹地域的道路交通。另外，古代新疆也是欧亚大陆东西往来的重要中间地域，以农业文明为主的东亚地区，与重视贸易获利的西亚中亚地区，在“道路”问题上的认识大致相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郭物通过分析刘平国刻石遗迹、吉木萨尔县小西沟遗址、奇台县石城子遗址、巴里坤汉代石刻等资料，阐明汉代中央王朝在西域扼守天山一线，是为防御游牧人群对绿洲城郭国家的侵袭，也是为了维护丝绸之路的平安。

刘平国刻石今貌与拓片对比

西域出土文献与历史
      
围绕刘平国刻石，与会学者从各自学科角度，进一步挖掘其中蕴含的西域文史信息。
      
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张廷银介绍了道光《敦煌县志》收载汉唐诗文的基本情况，并分析其编纂旨趣。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孟彦弘指出，在丝绸之路上，就文化的传播而言，断片式抄录的作用和意义不容低估。在商旅通行都不甚畅通的时期，诗歌，这些并非衣食必需之物，却能由长安传到敦煌。文化的传播似乎比商品的流通具有更强的力量。抄录，似乎也比刻本时代书籍作为商品的流通更有生命力。
      
西域文史涉及多种古代语言的文献。北京大学文研院/海德堡大学陈瑞翾指出，从魏晋南北朝时代开始，纸成为西域诸语言佛教文献主要的书写材料，并连带产生了汉文写卷二次利用这一有趣的现象——若干吐火罗语残片是由汉文写卷二次利用写成。北京大学历史系林丽娟证明，吐鲁番出土的叙利亚语医学残篇正是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和盖伦医书的平行文本，这表明叙利亚基督徒早在高昌回鹘时期已将古希腊医学知识带到吐鲁番。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沈卫荣介绍了吐鲁番回鹘文佛教文献的发现、整理和研究，指出将之与《大乘要道密集》和黑水城出土文书进行比较，可以揭示出更多元代藏传密教的传播情况。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白玉冬释读了回鹘四方墓出土的鲁尼文刻铭，指出鲁尼文字体的变化是回鹘文化发展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宗教对文字文化的影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王一丹释读了喀什阿帕克和卓麻扎门楼上铭刻的波斯语诗歌，并依据相关历史文献的记述和实地考察所得，探讨这些诗歌的可能出处。

2019年，“刘平国治关城诵石刻遗址”

被列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丝路考古与西域文明
      
龟兹为西域三十六国之一，是塔里木盆地北缘丝路北道上最大的绿洲古国。古龟兹地区现存27处石窟寺，主要分布在库车和拜城县境内。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苗利辉认为，西域绿洲国家力量的大小对石窟寺建造规模与数量有重要影响。他指出这些石窟均位于交通线附近、临近大河，或者附近有水源及其他遗址，如烽燧、古城、冶炼遗址等，并逐一分析其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李肖介绍了对古代龟兹地区矿冶遗址的考古调查与研究。北京服装学院美术学院魏丽考察了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菱格形故事画，以及西亚地区出现的形式相近的菱格形构图。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庆捷通过考证北齐《刘氏造像记》拓本中刘桀“太延之初，远使粟特”的史实，指出虽未明确记载，但刘桀出使粟特，走的当是龟兹古道。
      
唐、宋之际，北宋和龟兹势力的消长是当时中原王朝与西部广大地区地缘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缩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华瑞从三部北宋地理总志，讨论对于龟兹不尽相同的记载方式及表现特点。无锡市冯其庸学术馆冯有责、沈宏介绍了冯其庸先生以高龄十赴新疆，传播龟兹灿烂文化，振兴和发展龟兹学的艰辛努力。

      
丝路上的文明互动是全方位多层面的。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段晴介绍了犍陀罗佛教艺术中的蛇神，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刘屹探讨了公元前后的塞人分布与犍陀罗佛教的东传。云冈研究院刘建军以最新的实地探查，重新识读并整理云冈造像铭文。故宫博物院孟嗣徽讨论了“护诸童子”信仰及其图像自西域向东传播的路径，复旦大学历史系余欣探讨了《佛说安宅神咒经》在西域的流布，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裴成国探讨了中古时期丝路金银货币的流通及影响。
      
考古学者亦带来各自工作领域的新知识。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张永兵从考古资料分析了吐鲁番盆地史前环境与古遗址变化，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林铃梅介绍费尔干纳盆地考古发现，中国社科院边疆研究所刘志佳介绍古代丝路沿线三十多个国家均存在的地下水灌溉系统，探讨它们给各地社会经济结构、生态与景观带来的变化。
      
学术史的梳理让人得以俯瞰过去，以更好地展望未来。中国社科院边疆研究所许建英梳理了近代外国对中国新疆的考察与研究，新疆师范大学语言文学学院刘长星介绍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在新疆的科考活动。国家图书馆刘波通过解读敦煌遗书近人题跋，讨论了1909—1910年敦煌遗书运京前后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