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科技创新是各国各地决胜未来的关键。近日，当新华社记者采访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时，吴谈到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是当前中国创新主要集中的三个区域。其中，特别提到到了长三角。

当代全球的国家竞争，是技术创新竞争，这种竞争，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国家的创新集群之间的竞争，比如东京—横滨、波士顿—剑桥、硅谷（圣何塞—旧金山）这样的创新集群。当然，中国也在发展自己的技术创新集群，其中长三角举足轻重。

其实，根据科技部2020年末印发的《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发展规划》，到2035年，长三角就要全面建成全球领先的科技创新共同体。创新集群的重要传统特征，就是高水平企业与高水平高校的跨地域合作。这个特征，也体现在浙江大学与地方政府的合作项目上。比如，浙大先后与浙江省政府共建之江实验室、与杭州市政府共建杭州国际科创中心等。

今年3月，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还和繁星公益基金签署捐赠协议，设立了“浙江大学上海高等研究院繁星科学基金”。此基金是由浙江大学校友、拼多多创始人黄峥及其团队发起的，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则由吴朝晖担任。

这类长三角政研企三界一体化的创新联动，政府因素自然是中国的传统创新优势。而其中值得深思的新现象，则是企业的“技术自觉”。

何为“技术自觉”

何为“技术自觉”，不妨从柯达说起。

1973年，史蒂文·赛尚(Steven Sasson)硕士毕业后即加入柯达，成为一名应用电子研究中心的工程师,他担负起发明“手持电子照相机”的重任。次年，第一台数码相机原型机在实验室中诞生。当时像素只有1万像素，成像非常粗糙，而且，没有电脑，还需要专门的回放设备。有趣的是，当时的储存设备，是用的录音机的磁带。不过，由于担心胶卷销量受到影响,柯达一直未敢大力发展数码业务。

2004年至2013年，柯达仅有2007年一年实现全年盈利，公司市值也从1997年的310亿美元跌到2011年9月的21亿美元，十余年蒸发99%。2012年，柯达提出破产保护申请。

柯达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在东欧和发展中国家市场上，诸如乐凯这样的价格更便宜的胶卷给柯达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更致命的问题是，数码相机严重冲击了成本高昂、使用不便、冲印繁琐的“银盐相机”。

柯达在战略决策方面的重大失误，直接的原因是基于短期利润，回避了“破坏性创新”的痛苦，也错失了机会。其本质是，对技术与市场的关系，缺乏敏锐的洞察。

这是一个“前技术创新”时代的故事。

在农业时代，创新更多是一种自发的过程，在漫长的生产中，逐渐积累。改革开放前护士可以开处方、工人取代工程师……就是一种农业时代的技术创新思维。

到了工业革命之后，为了获得新产品，产业资本、大企业会建立研发中心。传统的“市场——技术”体系中，技术升级的商业模式是：研发、销售、赚钱、再次投入研发、技术升级、销售。这种缓慢的技术升级模式，一方面是资本为了最大化研发的利润；另一方面，也需要积累利润投入研发。也就是说，技术创新是围绕利润的，以利润为导向，所以，“前技术创新时代”，驱动技术创新的，是“利润自觉”。

从利润自觉到技术自觉

在这一阶段，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转型，更多的是市场被动的应需求而产生，而不是主动的去发掘需求，预测技术趋势。所以，像柯达这样庞大的传统科技企业，缺乏对新技术崛起的危机感，缺乏对新技术迅速崛起的速度的认识，所以，往往专注于自身领域，而没有对整个技术发展进程的“技术自觉”。

技术爆炸时代之后，进入IT时代，随着，技术创新在市场中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以及企业对技术创新越来越大的需求。对资本与企业而言，获得新技术，才能生存，才有例如。利润成为了创新的“副产品”，一切围绕创新进行。驱动技术创新的，不再是“利润自觉”，而是“技术自觉”。

到了互联网时代， “融资-上市”模式出现了。这种模式下，新技术获得风投，依靠风投实现技术研发，不再需要等待漫长的“利润——研发”循环。甚至，也不必为了利润而故意延长这个循环。相反，为了在资本上市场获得更大的认可，有些企业会尽量把科技朝前推进。某种程度上，这就是这二十年，市场黑科技频出的原因。简单地说，30年前intel公司，即便有这个技术实力，也不会把CPU的性能每一代暴增300%，但如今，需要资本市场认可的初创科技公司，却会尽量拿出爆款。不管是特斯拉、还是猎鹰火箭，都是基于这样的模式。

所以，如果以前是有利润才去做创新，现在则是，有创新才可能有利润。也正因此，我们看到了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生物技术等多个方面，很多企业可以在资本的支持下，承担长期亏损，进行创新。

政府部门其实比企业，更早地具有了“技术自觉”。

二战期间，科学技术的力量被充分展现出来，促使了美国政府的“技术自觉”，应罗斯福总统的要求，战时研究与发展局局长万尼瓦尔 · 布什完成了题为《科学——没有止境的边疆（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的报告，即著名的布什报告，为战后美国科技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

“布什报告”的基本思想是：基础研究对于人民健康、国家安全和社会福利是必不可少，政府应当承担起新的责任：促进科学技术创新。报告建议：建立一种能保证稳定长期计划、保障维护探索自由的独立的支持机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并把大学作为支持的中心。

随着技术发展，技术自觉开始逐渐从政府向企业转移。

把握创新脉搏

当下企业的应用研发中，会涉及到很多基础科学。比如越来越小的芯片、量子计算机、人工智能，都涉及到最前沿的基础科技；再比如人工智能，就涉及意识等顶级前沿。以往，这些领域都靠政府的“技术自觉”在推动，由国家资金支持，结果被再研发，应用于市场，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已经落后于市场的要求。市场开始主动去促进基础科学的发展。

正如吴朝晖所说：“从国内外的实践看，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将目光转移到科技创新事业，尤其对‘从0到1’的基础研究表现出浓厚兴趣。这种时代趋势，将加速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与社会创新的联动，推动创新成果更好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比如，华为在全球各地建立研究所，在自己的领域内，在人工智能、通讯、芯片方面，直接进入到基础科学层面，以满足自身飞速发展的需要。另一个例子是，陈天桥捐赠10亿美元，资助神经科学研究。2012年，马化腾还与科技行业著名投资人，俄罗斯富商尤里·米尔纳牵头，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吉、扎克伯格一起，设立了科学突破奖，鼓励相关领域的突破性进展。拼多多与浙大则设立了繁星基金，以“计算+”为核心使命，在“计算+生物医疗”“计算+农业食品”和“先进计算”领域，推动多学科、多领域、多行业的交叉融合。

这些基金、奖项关注的基础研究领域，以前都是政府、高校的责任范围，而现在，繁星科学基金这类新事物，则是由政府、高校和市场力量合作的产物。更重要的是，这种合作背后，不是“利润自觉”，而是“技术自觉”。把握住这一点，才能把握住时代创新的新脉搏。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柯达当年主动进行了“摄影+光电”“摄影+储存”“摄影+计算机“的基础研究，如今的手机摄影、专业摄影市场，又会何等景象？（作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东方网

编辑：施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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