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中的这段话想说的是一部好的文艺作品应该是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近期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以收视与口碑双赢的成绩有力佐证了这个著名论断。该剧通过对历史现场的艺术再现和真实还原，圆满完成了对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大事件的全景式叙事。可以说，《觉醒年代》打造了重大主题电视剧的新的天花板，超越了“寓教于乐”和“文以载道”的常规预期。这一具有史诗气质与文献价值的大戏将我国电视剧中的“历史正剧”这一品类推进到了一个崭新高度，堪称标杆式、经典意义上的、“文质彬彬”的优秀文艺作品。

首先，《觉醒年代》以其高超的叙事技巧讲述了历史视野里的中国故事。

没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没有对百年前那段历史背景的深入了解和对历史人物的准确把握，很难驾驭这类宏大叙事的戏剧结构。辛亥革命后，国家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分裂状态，从1915年到1921年，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山河破碎，风雨飘摇。军阀、政客你方唱罢我登台，“城头变幻大王旗”。而新旧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产业工人等群体则无不在国与家、个体与社会、历史与未来之间苦闷、彷徨、呐喊、挣扎。如何在众多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中做出取舍？该剧遵循“大处不虚、小处不拘”（导演张永新语）的原则，从宏观（国家命运）、中观（历史事件）、微观（个体前途）三个层面开展双主角（李大钊、陈独秀）叙事，在忠于历史的同时合理虚构情节与细节，故事讲述环环相扣，张弛有度，宜繁处浓墨重彩，当简处一笔带过。在保证叙事的完整性和清晰度的前提下，镜头节奏充分照顾到观众情绪，剧中不断运用蒙太奇手法，闪回、穿插叙事，将六年甚至更大时间跨度里发生在中国广袤大地，乃至遥远的日本、法国等广阔世界里的历史事件和事件里的人物做出了巧妙的戏剧安排，故事精彩而不失其真实。

特别要提到的是，该剧主创团队不但深具实力与定力，而且匠心独运。举两个例子。鲁迅先生在其《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曾提到：“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而剧中对此就做了十分精彩的演绎。另外在剧中线索贯串上起着很重要作用的“郭心刚”这个虚构角色，其实也是以五四时期烈士郭钦光为基础原型“半虚构”的。这样的案例在剧中俯拾皆是。“无一字无来处”的严谨创作态度和现实主义精神是该剧一大亮点。

其次，《觉醒年代》以丰富的视听娱乐手段营造了多姿多彩的影像美学。

该剧片头即以一组黑白风格的静帧镜头将观众直接带入特定的历史语境：木刻风格的逶迤长城，古老城池下负重滞行的骆驼，陈旧的车轮碾过深深的车辙，风叶缓缓转动的铁窗，西方列强的坚船利舰，布道者式的文化先驱，觉醒后抗争的青年和民众等等。这组镜头明确了该剧写实与写意糅杂的美学风格，而这一风格十分契合特定的时代气质与社会氛围。剧中少年陈乔年戏弄父亲陈独秀的“坐井观天”的青蛙，陈延年从水杯中细心挑出的卑微渺小的蚂蚁，“春江水暖鸭先知”的鸭子，“螳螂挡车”的螳螂，子美（陈独秀之女）宠养的鸽子英英（源自诗经“英英白云，露彼菅茅”）等等小动物，不时出现在观众的视线里，点缀全剧。这些看似闲篇，与环境浑然一体的生命，构造了一个若隐若现的意象系统，主创们运用象征、隐喻的艺术手法，意在表达，在当时那个“强权蹂躏公理，强者欺侮弱小”的社会里弱小民众的生存境况和他们的抗争。

“赋比兴”是中国传统的诗歌手法，该剧主创在剧中做了创造性发挥。蔡元培对陈独秀的求贤若渴、三顾茅庐和程（陈）门立雪；陶然亭“高山流水”曲调伴奏下的红泥火炉、红梅黄酒，三位知己把酒畅饮；长城之巅高君曼带领孩子们齐颂李大钊的《青春》等等桥段和场景，无一不呈现出无与伦比的东方诗意美学。而这一切，又是建立在反帝反封建的觉醒、启蒙和革命语境下，最大限度引发了观众的共情和共鸣。值得一提的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关键场景，却是在类似列宾油画的光影镜像中呈现，这使得该剧在叙事语言和国际交流上完成了一次交融，极大丰富和拓展了该剧的传播空间。

在细节处理层面，该剧服装、化妆、道具、美术等部门在时代感的还原上可圈可点，而摄影和灯光等工种也成功地营造出特定时空里的理想之光与悲壮色调。可以说，《觉醒年代》不光是给观众提供了故事大餐，同时也提供了一场豪华的视觉盛宴。

第三，《觉醒年代》成功塑造了百年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群像，整体性、创造性呈现了一代启蒙者和文化先锋、革命先驱的精气神，这是该剧的一大亮点。

众所周知，以剧的方式讲述主角为知识分子的故事难度较大。内在精神如何设置为抓人眼球的行动线和剧情，是摆在编、导和演员面前的现实难题。所幸的是，主创们在做了大量功课的基础上，把准了时代之脉，抓住了人物之魂。“行无愧怍心长坦，身处艰难气如虹”的陈独秀，慷慨悲歌的李大钊，宽厚老成的蔡元培，面冷心热的鲁迅，清澈包容的“我的朋友胡适之”等等人物无不形神兼备，在剧中煜煜生辉。一如他们在黑暗年代以如椽巨笔唤醒沉睡的中国，照亮历史的天空。当陈独秀吟诵苏轼之词章：“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当青年毛泽东抱着《新青年》杂志在雨中、在泥泞长街中奔跑；当鲁迅写完《狂人日记》躺在地上眼角流泪时，观者无不心潮澎湃与之共振。剧中泪点不断，自立自强、艰难求索最终悲壮牺牲的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因巴黎和会不能“还我青岛”一夜白头的郭心刚等人物形象也给人以强烈的情感体验，并因此心灵得以净化，人性得以升华。

即便是作为新文化运动对立面出现的辜鸿铭、黄侃、刘师培等保守派人物，在剧中也表现出那一代学人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君子“和而不同”的操守。正是这些人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的丰富长卷。

该剧在人物塑造方面还有一个值得称道的地方是，不仅讲述了这些先驱者艰难的启蒙之旅和开天辟地的创世伟业，同时还通过他们彼此的关系互动，通过他们的家庭生活，刻画出了一个又一个个性迥异、有血有肉的大写的人。

“历史不会忘记，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具有留学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同毛泽东等革命青年一道，大力宣传并积极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电视剧《觉醒年代》的创作团队正是秉承了 “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一理念，带着美学与文化自信，出色地以影像方式还原了一个文化觉醒、思想启蒙的时代。100年过去了，如何爱国？如何继承传统？如何以青春之躯创造未来？该剧以其 “文质彬彬”的卓越品质给当代青年提供了很好的镜鉴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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