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岁的复旦大学计算物质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褚维斌日前获复旦大学“基础研究特区计划”第二批立项，得到300万元的项目资助，其计划开展的研究项目有望将常规激发态材料的原子计算数量提高四个量级。如果没有“特区计划”为青年科研人员搭建平台，这个年龄很难作为项目负责人获得资助强度数百万元的科研项目。
作为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的一项创新举措，“基础研究特区”在两年前由市政府印发的《关于加快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提出。上海希望打造一批没有围墙的“特区”，瞄准战略导向、前沿导向和市场导向的基础研究，提供长期、稳定的支持，让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地潜心“磨剑”，实现更多“从0到1”。
“基础研究特区”首批试点单位有三家，分别是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市政府每年向每个“特区”投入2000万元，持续五年，总计3亿元；三家单位以不少于1∶1的经费比例共同投入。截至目前，首批“基础研究特区”基本完成布局，共投资科学家88人，政府已投入资金1.2亿元。
为何要设立“基础研究特区”？上海在全国首创的这一“特区计划”究竟“特”在哪里？经过近两年的探索实践，试点单位初步积累起了各自的经验和做法，也取得了一些收获。日前，记者深入这些“特区”走访调查，试图回答这背后的深意。
充分下放科研自主权，以“颠覆性”作为首要标准
“‘基础研究特区’的最大特点就是将自主权下放到各试点单位。”市科委基础研究处处长宋扬说，“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单位比政府更了解科学家，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优势学科和专业，自由选题、自行选人、自主使用经费。”
从0到1，就是要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在遴选项目时，试点单位无一不将“颠覆性”作为首要标准，一批原本只是年轻人脑海中天马行空的创意，甚至是异想天开的科幻式构想，由此有了试错的舞台。
上海交通大学以“海洋、健康、信息、能源”等领域为重点布局方向，遴选出26名科学家进入“基础研究特区”，他们中年龄最大的45岁，最小的32岁，平均年龄不过37岁。“李政道学者”李数是首批10位入选学者之一，其入选的课题与当今物理学界最前沿的科学问题“暗物质”有关。与常规寻找暗物质的方法不同，李数希望通过寻找传递暗物质相互作用力的媒介粒子——暗光子，建立一套与暗物质的全新“对话”机制，开辟探索暗物质之谜的新路径。在他看来，“特区计划”为年轻人搭建了一座不拘一格、鼓励探索、实现科学梦想的自由舞台。
巧的是，复旦大学“特区计划”实施的第一年，17个入选项目负责人的平均年龄也只有37岁，最年轻的才29岁。由于第一批申报课题不够颠覆，学校甚至还进行了二次动员。
复旦大学航空航天系教授徐凡的宇宙光帆薄膜项目就是在“要足够颠覆”的遴选标准下入选的。这个项目源自著名物理学家霍金提出的“突破摄星”计划，科幻作家刘慈欣还将其写进了科幻小说。由于太过前沿，徐凡一度暂停了研究，当复旦启动“特区计划”后，他才申报了该项目，没想到很快就被立项通过。
复旦大学航空航天系教授徐凡（右）
以颠覆和前沿作为项目遴选标准，风险系数大增，万一项目失败了怎么办？中科院上海分院科技发展部主任赵小龙表示，只要科研团队尽心尽力，即便最终失败，其后续科研也不会受到影响。“只有这样，才能让那些勇闯‘无人区’的科学家和团队真正安下心来大胆闯，避免被传统评价指标束缚了手脚。”
创新人才选拔机制，“区长”把方向“专员”挑人才
“基础研究特区”实行“区长”负责制，拥有充分自主权，复旦大学校长金力、上海交大校长丁奎岭、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胡金波分别担任三个“特区”的“区长”。在“区长”把方向的基础上，各试点单位的人才选拔机制也各具特色。
上海交大为“特区计划”设计了多种选拔机制，包括揭榜挂帅、院士推荐、学院推荐以及项目专员推荐。所谓“项目专员”，就是专门负责挑选某一领域“千里马”的“伯乐”，上海交大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林天全就是由能源领域的“项目专员”推荐入选的。当该“项目专员”了解到林天全从小就有一个将光伏和电池结合起来的梦想，便鼓励其将梦想付诸实现，研发全天候、可移动、超时长的便携式稳定电源器件，于是这就成了林天全申请加入“特区计划”的课题。
中科院上海分院在深入研究所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80余人的基础研究人才库，根据“特区计划”的目标要求，按照“把得住方向、做得了科研、带得了队伍”的标准，遴选出25名科学家进入“特区计划”。34岁的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所研究员田野是他们中最年轻的一位，他将开展基于超强超短激光装置的强场与准粒子耦合研究。
在学科交叉融合趋势不断发展、科研范式发生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复旦大学今年在“特区计划”交叉类项目中新增了“双负责人制”，鼓励不同学科方向的青年科研人员跨领域合作，单个项目的资助经费也相应提高到了300万元。
项目经费提升至“百万+”，支撑前沿领域开展长期研究
“特区计划”资助的200万元，是34岁的李数拿到的首张“百万级”项目支票。此前，他作为项目负责人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申请到的最大一笔经费是65万元。通常，青年科学家获得的科研“第一桶金”不过二三十万元。记者发现，在“特区计划”的试点中，首批三家试点单位不约而同将单个项目的资助金额定在了百万级。
“李政道学者”李数。
对李数来说，百万级的经费是支撑他开启一个宏大长期研究的“按钮”，如果没有这个规模的经费支持，他可能只会做一些相对简单的课题。比如，在寻找暗光子的征途上，他首先需要搞定仪器设备。李数找到了上海交大物理与天文学院的邬维浩教授，他研发的一种新器件可实现超高速数据传输，满足高频电子打靶实验的数据采集需求。但要将这套设备真正用于李数想要开展的基础研究，还需做很多改进、调试，换言之，这很“烧钱”。
迈上第一个“百万级”台阶对年轻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入选“特区计划”后，李数又申报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原创探索计划项目，去年该项目成为基金委数理科学部仅有的六个原创探索类入选项目之一。
在经费使用方面，上海交大与中科院上海分院采用了充分放权的“包干制”来赋能创新。对林天全来说，“包干制”最大的意义在于这笔科研经费除了能用来买仪器设备，还能用来给课题组人员发放绩效奖金。由于他的项目涉及物理、化学、能源、材料等多个领域，需要引进不同学科的人才，在“特区计划”的经费资助下，他已谈妥引入两位高层次人才，其团队规模也将突破20人。
申报材料只有薄薄两页纸，立项时间缩短至两三个月
入选“特区计划”后，不少科学家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这种轻松不仅仅因为项目没有发论文等硬性考核指标，且宽容失败，更多是因为项目申报流程的大幅简化，将科学家从繁杂的“整材料”“写本子”中解放出来。
“这是我申请过的最‘爽快’的项目，申报材料只有薄薄两页A4纸，其中项目介绍一栏只要求写不到800字。”林天全说，以往他申请过的类似级别的项目，往往需要填写数十页乃至上百页的材料，“非专门配个秘书不可”。
中科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周斌坦言，试点至今，他总共就参加了两次与项目相关的会议，一次是课题申请，另一次是年度学术交流。去年，周斌团队揭示了细胞世界也有“孟母三迁”机制，相关成果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
中科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周斌。
在复旦大学“基础研究特区”，立项过程从半年多缩短至两三个月，且项目材料可全程更改，包括标题和研究内容等。复旦大学科研院基础研究处处长王浩表示，简化流程、减少汇报、允许更改的背后，是基于对科研规律的尊重，也是适应当今前沿科学的发展变化。这些“松绑”举措减少了对科学家原创思想的束缚，降低了不必要的时间和精力消耗，让颠覆式创新可以在更宽松的氛围中冒出来。
上海交通大学科研院前沿创新研究院院长赵一新说：“所谓‘特区’，就是在一段时间内，不对科研人员设考核指标，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放手干、大胆闯。”
激励更多人放弃“短平快”，基础研究热度在回归
“‘特区计划’促使学校对基础研究的态度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赵一新说，过去，由于我国科研项目资助形式多以竞争性为主，项目资助周期短、缺乏连续性、申请流程较为复杂等原因，使得科研人员不得已去搏“短平快”的项目，结果就是一群人在“杠铃杆子”里撞来撞去，“两头”没人做。现在，基础研究的热度在回归。
事实上，“基础研究特区计划”撬动的经费投入远不止6亿元。在1∶1配套投入的基础上，上海交大自筹经费，设立了“交大2030”自主创新计划，通过前瞻布局和自主培育，统筹整合校内自主经费，选拔并长期支持一批优秀青年科学家“提出真问题、真解决问题”。
中科院上海光机所研究员田野。
秉持边探索、边优化的原则，市科委于去年底推出第二批“基础研究特区计划”，新扩充的试点单位包括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他们将重点围绕双碳、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海洋等领域用好科研立项自主权，探索更适合基础研究特点的管理制度，努力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
同济大学科研管理部副部长马彬表示，首批遴选出的7个项目全部聚焦“智能+”和基础学科、特色学科相结合的方向。华东理工大学科研院院长赵黎明透露，学校的“特区计划”将聚焦“碳中和”这一国家战略，开展有组织的基础研究，探索全链条创新新范式。目前，华东理工已遴选出9个具有前瞻性的项目给予支持，项目涉及高值低碳化工过程、新型电池与化学储能、绿氢及利用、能源新材料与工艺、新能源装备及安全等领域。在五年执行期内，学校将免除对研究人员的各种考核，结项后以项目的执行情况作为考核标准。
市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原创性、颠覆性前沿研究难度较高，具有长期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有时候“试错”本身也是一项重大成果。上海将持续有组织推进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让进入“基础研究特区”的科研团队以重大科技问题为牵引，真正放开手脚，敢试、敢闯。
作者：沈湫莎
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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