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科研人员在长江口监测到野生中华鲟幼鱼，此后难觅踪影。 （本报资料图片）

1.4亿年前，地球长什么样？中华鲟知道。1.4亿年来，地球经历了什么？中华鲟知道。作为“水中活化石”，中华鲟的超凡适应力正受到环境退化的严峻挑战，其种群数量急剧下降，目前处于极度濒危状态。

日前，《上海市长江中华鲟保护条例（草案）》（下称《条例（草案）》）提交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这也是我国首次对单一物种进行地方性立法保护。

鲟鱼专家表示，为一条鱼立法，想要保护的不仅仅是中华鲟这一珍稀濒危物种本身，守护好人类与所有水生生物共同的家园，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是这一立法的鲜明价值取向。一部法律将让更多人意识到，保护中华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摸清“宜居”参数，支撑长江口环境修复

中华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其科研、生态和社会价值难以估量。2010年，中华鲟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级保护物种，据估测，目前野生中华鲟的数量不足百尾。导致中华鲟极度濒危的重要原因在于环境变迁：无处产卵，让这个与恐龙同时代的物种遭遇了“无后之殇”。

▲野生中华鲟数量已不足100尾。庄平摄

据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所长庄平介绍，距离上海2800公里的长江上游金沙江段，是中华鲟重要且几乎唯一稳定的“产房”，在气候与人类活动等因素叠加影响下，中华鲟不得不沿长江顺流而下寻觅新的产卵场。从对中华鲟的科学监测来看，2015年春夏，上海长江口曾出现大批中华鲟幼鱼，此后难觅踪影。这意味着，中华鲟寻找新“产房”的过程或许并不顺利。

要挽救濒危的中华鲟，首先要了解它的生活史，弄清楚它以何为生，在何种水文条件下产卵、何种水速条件下洄游等基本问题。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中华鲟等珍稀水生生物的保护力度，科研也逐步跟上，庄平领衔的中华鲟研究与保护团队从无到有，经过近20年发展，队伍逐渐壮大。他们对影响中华鲟生存的一系列科学问题做了细致研究，掌握了一套“宜居”参数。

在众多参数中，有一个指标与上海息息相关，那就是盐度。中华鲟是一种在淡水中产卵、在海水中生活的洄游性鱼类，在上海长江口生活的三个月是它从淡水生活向海水生活过度的关键时期，期间的每一天，它们对盐度的需求都不一样。通过研究，庄平团队掌握了中华鲟由江入海前，整个适应过程中的生理变化，以及不同盐度对于中华鲟生长发育的影响，数据精确到天。这为长江口的环境修复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保护一条鱼，实则要保护整个生态系统

中华鲟的“鱼”生轨迹与整条长江息息相关。庄平告诉记者，按照经验，中华鲟每年秋天在金沙江段产卵，幼鱼用大约半年时间沿着长江顺流而下，游到位于上海的长江入海口，在这里栖息三个月左右，然后游入大海，在海里生活20年左右，待性成熟后，将再次逆流而上回到长江上游产卵。

此外，作为体长2至3米、处于长江水生生物系统金字塔顶端的大型鱼类，中华鲟的生活离不开其他小型鱼类的补给和支撑。如果长江中的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它们所能捕食的猎物越来越少，走向灭绝也只是时间问题。

▲专家们正在抢救受伤的中华鲟，长江口已多年未监测到野生幼年中华鲟。（本报资料图片）

“越是深入研究，我们越是发现，保护中华鲟不仅仅是保护这一鱼种，而是要保护维系其生存的所有环境，它们不是靠养在鱼池或某个保护区里就能够救回来的。”庄平说。

正因如此，近年来，庄平团队的科研工作也逐渐从研究中华鲟本身过渡到研究它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比如不同阶段的中华鲟对水环境的要求、水利工程的生态调度、开辟新的产卵场等等。他告诉记者，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研究难度也越来越大，比如跨区域保护如何协调，不同地方的生态补偿如何处理等。

以中华鲟为名，让生态修复有法可依

庄平从事鲟鱼研究已有30多年，对中华鲟的过去和现在如数家珍，其团队也深度参与了《条例（草案）》的制订。在他看来，要阻止中华鲟等珍稀水生生物的功能性灭绝，光靠行政命令还不够，必须从法律层面为保护提供有力支持。

迄今，中华鲟已列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无论是野生动物保护法，还是环境保护法，都向世界宣示了国家立法保护的明确态度。如今，上海地方立法要做的，就是要跑赢中华鲟保护的“最后一公里”，以科学高效、有的放矢的制度供给，让中华鲟在长江之中生生不息。

增设生态补偿、奖励保护者、跨区域协作都是《条例（草案）》中的关键性制度创设。在庄平看来，奖励保护者具有重要意义。凡积极参与中华鲟救助，积极举报违法者的公民，都予以法定奖励，这将让更多人意识到，中华鲟的存亡与我们每个人休戚相关。

庄平强调，为中华鲟立法，其实保护的是整个长江生态系统。也只有长江生态得以修复，未来，我们还能有幸与中华鲟“同饮一江水”。

作者：沈湫莎

编辑：许琦敏

责任编辑：任荃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