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李连仲：“我们团医院技术不高，一般都不能手术，就是用急救包，包扎好送后方医院。”

老兵毕德成：“日本鬼子里有一个带洋刀的家伙，死在楼里，也不知是自杀的还是我们打死的。”

年轻的抗日战士。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连红（右一）在访谈中谈抗战老兵王刚。

本报首席记者　郑蔚

80年前的12月13日，南京保卫战悲壮地失败了。保卫南京的中国军队仅10万人，而且多是淞沪战役后撤的残破之师；而日军围攻南京的“华中方面军”则出动了8个师团、24万之众，其全部的装甲部队都用于进攻南京。

“这是一场从兵员到装备均为敌强我弱的战斗，中国军民为保卫南京而进行了一场捍卫中华民族尊严之战。”研究这一历史的南京师范大学经盛鸿教授说，“血战七日，据日军参战部队内部统计数据，中国军队毙伤日军8000余人，这与中国军队的台儿庄大捷消灭日军的人数相近。”

12月13日，南京城破，侵华日军开始了对我同胞实施长达40多天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灭绝人性的法西斯暴行。

中国人民没有被侵略者的兽行所吓倒，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族人民包括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赢得了　自近代以来第一场抵御外侮的战争的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2015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

3个月后，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名单公布，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连红申报的“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课题中标立项。

张连红教授说，1945年抗战取得胜利之时，中国抗日军队有官兵500余万人。72年过去，目前在世的抗战老兵大约仍有2万余人，年龄几乎都在95岁左右，有的已逾百岁。抢救抗战老兵口述史料已经是时不我待，万分紧迫，刻不容缓。

让我们向每一位抗战老兵致敬！

老兵李连仲：我们年轻人为了抗战，都是不怕死的

我叫李连仲，曾用名李培英，1918年出生于河北保定。

转战南京、台儿庄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我们都听说日本人侵略了，很残暴，老百姓很害怕。我那会已经念了两年私塾和小学，到1934年，家里害怕我的安危，爷爷叫我去南方找工作，我就和一个同乡到了湖北省襄阳市。恰好老10军在招考医生训练班学员，我就报考了军医学习班。两年多后我毕业了，1937年分配到第10军41师，在野战医院做司药员。

1937年12月，从四川坐船到南京参加保卫战，在栖霞山尧化门一带布防。我们那会带了很多药品和器械。因为药品太多了，不能跟着部队，少校就让我和另外2人在下关商埠街看着。过了3天，还没有人来接，大概12月11日，上海退兵和逃难老百姓很多，下关乱了。因为我和少校关系好，于是提出我去找部队。先雇了一条船，走了一个多小时找到了部队和少校主任。主任说，上面来命令了，南京不守了，晚上就要过江。我问：“那药品怎么办？”再要坐船去下关，因为是上水，要两个多小时，主任说来不及了。我们师长丁治磐说，我们守的地方是死地，就找了几十只木船，找了1个团长指挥。上完一只船，走一只船，再回来接着渡。留在下关的另外2个人此后一直没消息，到底有没有走掉，至今也不清楚。我们那时1个师有2个旅、4个团，过了江又走了两个多小时，向西过铁路到安徽全椒，整了一下队。又走了十几天，到湖北麻城，又停下来整顿。

大约是1938年正月过年，74军在南京损失很大，第10军抽了几千老兵去支持。我听说74军需要医务人员，于是和另外两个老兵去麻城县城找74军，最后在湖北荆门找到74军51师。大家很欢迎我们，我们3个人，有2个分在野战医院、1个分在团卫生队。

1938年要我们支援台儿庄，军部和58师在徐州下车，51师在铜山下车。下车后，我就去找房子住，医院需要大房子，我就找了个中学。大概下午三四点，9架日本飞机先炸了火车站，后炸了铜山县城。

其实，我本来已经找好防空洞了，但是看房子的人把后门锁了，我就想躲到城门头。我们院长就大喊，不让我躲到城门头，让我去院子大门两边躲。我出门就一直跑，跑到城南找到一个防空洞躲了起来。日本飞机飞走了，我回到住的地方一看，原来想躲的城门头被炸了个大坑，院长救了我。几天后，台儿庄战役结束，74军奉命从徐州到郑州转武汉，又到九江，在九江德安布防，准备武汉会战。

很多伤员救不下来

我们军隶属于第1兵团。武汉会战大概1938年七八月间开打，我们在江南有20个师，日本有三四个师团，还有旅团。打了半个多月，在打一个山头时，51师有个团长带了100人的敢死队从后山翻到山顶上去，下面部队开始进攻，这就是张古山战役。

仗打起来之后，伤亡很大，我每天除了抢救伤员，还要转运伤员。我们医院在德安以南十几里路的镇上，每次要送伤员到修水北边20里路的地方，每天我都要带百十个轻伤员。伤员到医院前，一般在前线团卫生队都处理过。我们医院处理那些没有处理过的，因技术不高，一般都不能做手术，就是用急救包，包扎好送后方医院。受伤很痛苦的，救不下来就死了。万家岭、张古山都是如此，我们担架兵太少，很多人下不来。

因为汽车很少，送弹药去前线的车回程带重伤员，轻伤员都是自己走去的。日本飞机就来了，飞得很低，不但丢炸弹，还用机枪扫射。我们都趴在路边的洼地里，每次飞机来都有人死伤。半个月左右天天如此，这是抗战以来最危险的时期。我们年轻人为了抗战，都是不怕死的，院长也让我们坚持下来。部队经费很困难，各种设备跟不上。医院里一般都是一些救急包，还有夹板。药品一般都是消化道、呼吸道药品，药少，医疗条件不好。

医院伙食很简单，几乎没有荤菜，都是素菜、素汤，吃得都是陈米。抗战时候官兵生活很艰苦，营长以上要好一点，连长以下都是很苦的。1943、1944年前最困难，营养根本谈不上。后来，美国支援我们才有了肉罐头吃。后勤补给也很差，军服一年发两件，夏天单衣、冬天棉袄。有了美援，每人能发一条羊毛的黄毯子。不过，抗战时候部队(官兵)逃亡很少，抗战胜利后反而有很多人回家去了。

万家岭战役打了20多天，结束了，106师团基本被我们消灭了，是最凶的一次战争。74军立了大功。

长沙战役开始后，74军奉命从江西出发支援长沙。部队到浏阳过捞刀河，到了一座三四百米高的交吉岭(音)。日本人侦查到74军从这里过，来了9架飞机轰炸，74军损失很大，超过了在淞沪、南京的损失。我们十几个同事，包括院长都因过捞刀河时船翻了，牺牲了。部队到醴陵集结后，就往长沙开去了。

敌人离长沙四十里的时候，发生了长沙大火，烧死了很多人，城里没有几间房子。当时长沙警备司令叫酆悌，是黄埔一期的，被枪毙了。以后，74军改到了第四方面军，保卫全国最大的、陈纳德搞的芷江飞机场。

老兵毕德成：抓了一个伪师长，奖了一件白布衬衣

我叫毕德成，家住沛县龙固，现在90岁，16岁参加八路军。我们在徐州以北、沛县、丰县这一带活动，那时生活相当的苦，吃的跟着群众吃，没有军装都是便衣。有时一夜挪三四个地方，在一个地方怕敌人来偷袭。我们那时只有三十多个人，跟沛县的鬼子打得最多。

用手榴弹狠狠地炸鬼子

第一次跟鬼子打仗，是大梁寨南的肖庄，中间是一个土公路。我们在肖庄西七八里路的地方住着，两个侦查员回来报告说，有日伪军30多个人，拉了10个大马车往南去，那时我们连长、也叫队长，喊着我们就出发了。我们从肖庄的西头，一直跑步进到那个公路上。日本鬼子都在那个庄街里路上休息，等我们进到街里时，日本鬼子就发觉了，他们全部撤到公路东边沟里去。我们上到公路以后，开枪打敌人；日本鬼子在公路里头，刺刀都安上了。我们刚打了一排子枪，还有的没打完，鬼子端着刺刀就上来了，跟我们拼刺刀。那时，我们哪有刺刀？　一直打着枪。打死打伤鬼子十几个，这次，我们连长也牺牲了，受了损失，这是第一次打仗。

第二次打湖里。那时湖里全是种的麦子，日本鬼子带着伪军去抢麦子，我们发动群众，带了几百人也去那个地方抢麦子。那时，沛县的鬼子也就30多个人，有200多个伪军，又打了一次，敌人冲锋三回都被我们打下去了，打的时候都拼手榴弹，打死打伤几十，到最后保护了群众，我们把麦子抢回来了。这是第二次跟鬼子打仗。

第三次，是在沛县以北，有个小张庄，现在叫张庄公社。那个地方住着伪军一个连，鬼子呢，有的说是一个连有的说是一个班。他们在地里头盖楼房，四个角里四个楼房，周围两道沟，两道壕沟。那时，我们叫沛铜大队啦，从东南角里头，一道沟一道沟地爬过去，沟里头还有腿肚深的水。我们组织了三个小组，第一个是手榴弹组，身上前后背的手榴弹，篮子挎着手榴弹；第二组是梯子组；第三是突击组。手榴弹组过去以后，往敌人楼上扔手榴弹，四个角是四个小楼，我们从东南角那个楼上(进攻)，手榴弹组就往里扔手榴弹，他楼上有枪眼。我们从枪眼里头塞手榴弹进去，把敌人打死的打死，打跑的打跑，梯子组架上梯子，突击组从梯子上爬楼上去。但我们爬到东南角楼地上后，发现敌人中间院里头还有一个大楼，鬼子在大楼里面，四个角是伪军，日本鬼子在楼上打得相当的凶狠。我们爬回东南角的楼上，发现院中间是个三层楼，鬼子用机枪往下打。我们怎么办呢？东南楼跟院中楼中间有个连通的小房子，我们从小房子上面往大楼上爬，爬到大楼中间还上不去。上不去只能往上甩手榴弹，甩几个手榴弹，梯子组再架上梯子往屋顶上爬，就这样子把日本鬼子消灭了，把大楼夺过来了。日本鬼子里有一个带洋刀的家伙，死在楼里，也不知是自杀的还是我们打死的。

反冲锋抓了个胖师长

1945年，在沛县西南罗庵子，有个徐州的聂胖子带的一个师有四五千人，来这个地方扫荡，准备消灭我们八路军。那时，我们都改成大队了，配合三分区的八团和七团。七团在沛县以北往丰县去的路上，我们在罗庵子东边有半里路，八团住在罗庵子。八团名义上是个团，其实有六七百人，那时武器相当的孬。天一明，敌人就把我们包围了几层，然后就开打，一直打到下午三点钟，打得很激烈。我们的武器不行，人也少他好多倍。这时很紧急，再打我们就很危险了，手榴弹、子弹都打得差不多了。大队的政委给大队长说，给八团联系一下。隔着半里路全是高粱地，派了三次通讯员给八团送信，一回去两三个，没一个回来。路上、高粱地里都是敌人，所以大队长和政委就相当急。问谁愿意去，我说，我愿意去。他说，小鬼你太小。我那时还很小呢，我说通讯我不怕。又有一个姓崔的，他叫啥名字我忘了，崔啥升，俺俩去了。高粱地里，也有死的敌人，也有死的咱的人，通讯员都在那个路上被打死了，俺俩往那去，走了不到一百米，那个姓崔的被打伤了，我不能把他扔了……我背着他，还背不动，前面有30多米是开阔地，一点隐藏的地方都没有，敌人有几挺机枪在那封锁着。

俺一抬头，敌人的机枪就打得很紧。在那个时候，罗庵子里头咱的部队也发觉了，他想敌人为什么往这个地方打？八团远远地看见我们问：“你们是干啥的”，我说，是沛铜大队来送信的，请你们掩护掩护我们。他说行行，用机枪掩护着我们，跟敌人打着，我先爬过去。排长又派人把伤员背过去了。找到八团的苟团长，我向他报告情况。他说，你怎么回去？我说，你派部队送送我不行吗？我得回去给领导汇报。于是，他派了罗庵子东北角的连队，往外突击。敌人包围得很近，百十公尺远。敌人那个聂胖子师长正好去前沿督战，在离罗庵子有半里多路的地方有个大柏树林，送我的这个连队呢，也去那个地方突击。一突击，敌人就往后撤，一下子把聂胖子师长丢在这里面，他大胖子跑不动，就藏在柏树林里坟头的供桌子底下。我跟着连长冲过去就说，“连长连长，那石头底下有个人。”聂胖子趴那不敢动了，我们就把他俘虏过来了。敌人见师长被俘虏了就垮了，我们部队就反击杀过去了，把他的师消灭了，这是打罗庵的事。

我还立了一功，受到军区领导的表扬。那时条件很差，上级奖给我一个棉花织的白布衬衣，这里用红布弄了两个字“英雄”，贴在那上面。

(老兵口述史资料由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课题组提供。)

专家访谈

感受我们不知道的“抗战微历史”

———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首席专家张连红

文汇报：您是怎么会想到申请担纲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的？您当时怎么理解这个项目的意义？

张连红　(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教授)：《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是2015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其实，早在2000年，我们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就开始做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口述历史了。幸存者是个很大的概念，其中也包括了参加南京保卫战的抗战老兵。在做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历史的过程中，我们已经认识到做抗战老兵口述历史的重要性。因为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里，在前面几年，中日双方的实力对比，始终处于敌强我弱的态势，战争环境非常险恶，所以我们抗日部队留下来的档案资料非常有限。我们各级档案和图书馆等部门所藏抗战期间的档案文献资料，大多偏重于记录政府主要领导人、社会上层精英和军队司令长官的活动，偏重于记录政治、军事作战重大决策和重大战役等宏大叙事，而对于诸如抗战期间，士兵衣食住行、奖惩抚恤、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武器装备、情报侦察、通讯联络、医疗卫生、娱乐生活、战场尸体掩埋、战时俘虏等军队生活细节，这些资料在档案文献中很难找到，因此亟需通过口述访问加以补充。我们共产党倡导的抗战是全民抗战，战争的主体是由一个个有血有肉、有父母有家庭的将士组成的，每一位抗战老兵都有一部抗战的“微历史”。在第一线与日寇拼死搏杀的抗日将士，无论是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绝大多数基层官兵都是农民的儿子。他们的文化程度有限，很少有在紧张战斗的间隙写日记的习惯；就连战地书信都十分难得，很多书信可能是让战友代笔的。所以，他们作为个人在战争中经历的一切，胜仗和败仗、苦难和欢乐、绝望和信念、牺牲和爱情，都在他们的心里，能用文字和图片的形式保留下来的很少。这些年，我们采访的老兵大多数都在95岁左右，年龄最大的老兵已107岁。

他们的记忆再不“抢救整理”，对我们民族、甚至对人类来说，就永远失去了极为珍贵的记忆。

文汇报：现在各地有很多志愿者也出于一种自发的历史责任感，积极投身抗战老兵的口述历史抢救整理工作。你们作为一项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在抗战老兵口述资料的抢救整理中，会特别注意什么？

张连红：我们特别注重个人口述历史的“历史价值”。此前，历史学专业人员参与抗战老兵的访谈较少，严重制约了抗战老兵口述访谈的质量。口述史研究不是简单的复原历史，而是与历史对话，是访谈人与受访人的双向互动交流。受访者在讲述历史时，受年龄、记忆和情绪等诸多因素影响，可能出现张冠李戴、前后倒置，以及片面主观，甚至故意颠倒是非等情况。正如上海社科院的熊月之教授说的，“访问者要具备良好的历史学素养、广阔的知识面、熟悉从事某一课题的专业训练，通过提问、讨论、串联、整理，使访谈资料得到补充和完善，使访谈质量得以提高。”

但长期以来，学术界访问抗战老兵的专业人员参与太少，访谈者主要是记者、作家和众多志愿者。他们虽然进行了一些难能可贵的抢救性采访，但一些口述资料尚缺少“历史价值”，甚至出现一些史实错误。因此，我们的访谈组通常由一位专业老师带领两至三名硕士生志愿者组成，访谈前要进行严格的培训，对抗战史要有必要的知识储备。访谈提纲问题非常具体，分为入伍前的个人基本情况、入伍情况等8个方面，近40个大小问题。

文汇报：在参加抗战老兵的访谈过程中，老兵哪些讲述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连红：只有当我们走进抗战老兵的内心，静心聆听，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当年无数年轻人弃家报国的激情热血，才能真正体验到战争的残酷无情，也才能真正触摸到历史的温度。举个例子，今年暑期我们采访一位老兵徐青(化名)，他的故事令人久久无法平静，无法忘怀!

在访谈即将结束时，徐老经过再三犹豫后，面对我们七位访问者，才第一次勇敢地叙述了他一生最难以启齿的痛苦经历。徐老1922年1月24日出生于山东邳睢县，父亲是私塾老师，徐老在家中排行老五，上面有四位哥哥。1939年11月，徐老已17岁，能歌善舞，报名参加山东八路军南进支队，先做文书，1942年入文工团，是年底入山东青年训练班培训。1944年的一天，支队中10余名文工团干事集中在村中开会研究工作，突然哨兵发现几名日军押送三辆骡车经过，于是战士们决定立即打一个埋伏，几名日军稍作抵抗便弃下骡车瞬间逃走，战士们十分高兴，发现骡车驮运的是很难见到的美食，有酒、有肉，十分丰富。这些文工团里的年轻人，从没有见过如此丰盛美食，便私自决定将缴获的美食聚餐分食。殊不知，这是日军故意下毒，13名文干团干事食用后纷纷中毒，呕吐昏厥而倒。徐老记得真切，他是第二个倒下的。此事发生后，上级立即安排护送中毒者前往陇海路南，分散在百姓家中养伤，一个月后才慢慢治愈。在治疗过程中，徐老同村里负责的妇女主任岑玉兰(时年21岁)，朝夕相处，萌生爱情，便很快结婚。但不知为何，中毒事件后，徐老身体出现异常，虽然结婚，但妻子却不能怀孕。据徐老介绍，中毒的13名战士中多数都出现了相同症状。此事令徐老十分伤心，他自己以及一些知道此事的战友曾多次劝说岑玉兰离婚另嫁，但岑玉兰始终不离不弃，一生陪伴徐老，直到2014年去世。徐老谈及此事，对爱妻内疚之情溢于言表，令人唏嘘不已!

文汇报：通过抗战老兵讲述，对14年抗战的艰辛是不是有新的认知？

张连红：我们在访谈中了解到，无论是国民党军队，还是八路军和新四军，一线官兵大都是一天两餐，很少有老兵回忆一天吃三顿的。平时不见肉，甚至没有菜，八路军新四军的主食经常是红薯，国民党军队的后勤保障大多比较落后。一旦战斗打响，无论是八路军新四军，还是国民党领导的军队，两三天饿肚子和鬼子拼命是常事。

文汇报：从2016年上半年正式启动抗战老兵的口述历史以来，课题组至今总共访谈了多少位老兵？其间，又有多少位老兵离世？

张连红：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课题组在江苏、安徽、山东、河南、陕西、广西等十四五个省市做了访谈，完成访谈的老兵人数已逾千人。其中，我们已知的离世老人超过40位。所以，我们真的是和时间赛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