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景观：科学如何决定人性价值》

［美］萨姆·哈里斯 著

于嘉云 译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阿尔巴尼亚人有个仇杀的古老传统，叫作“卡努恩”（ Ｋａｎｕｎ）：如果一名男子犯下凶杀罪行，受害者家族就能杀掉他的任何一名男性亲戚作为报复。 一名少年如果不幸是凶手的儿子或兄弟，那他就得昼夜躲藏，放弃正当教育、适当的医疗保健，以及正常生活的乐趣。 甚至到现在，还有数不清的阿尔巴尼亚男子与少年在家里过着囚徒般的生活。我们能说阿尔巴尼亚人用这种方式来建构社会在道德上是错的吗？ 其血债血偿的传统是一种邪恶的形式吗？ 他们的价值观比我们的低劣吗？

大多数人无法想象科学能够提出这类问题——更别说解答了。 我们怎能从科学事实的角度宣称一种生活方式比另一种更好或更道德呢？ “ 好” 或“ 道德” 的定义该由谁来界定呢？ 虽然现在有许多科学家正在研究道德的进化，以及其基础的神经生物学，但他们研究的目的不过是要描述人类如何思考与行动；没有人期待科学能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思考与行动。 对于人类价值的争议，科学其实是避而不谈的，没有任何“官方”意见。

然而，我将论证价值观——亦即意义、道德及生命之更大目的——的问题，其实是关于有意识生物的幸福（ｗｅｌｌ ｂｅｉｎｇ）问题。因此，价值观转换成能在科学上理解的事实： 关于正面与负面的社会情感、报复性的冲动、具体法律及社会制度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快乐与痛苦的神经生理学等等。 这些事实中最重要者注定会超越文化——就像关于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事实那样。癌症在新几内亚高地还是癌症，霍乱还是霍乱，精神分裂还是精神分裂；同样地，我将进一步论证悲悯（ 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仍是悲悯，幸福仍是幸福。而且，如果人们对于如何达到繁荣有重要的文化差异的话——例如存在着相互对立但同等有效的方式来养育快乐、聪明、有创造力的孩子——这些差异也必定依赖人类头脑组织的事实。 因此，原则上，我们能在神经科学与心理学的语境中解说文化界定我们的方式。 我们在大脑的层次上对自己了解越多，就越能明了关于人类价值问题的答案有对有错。

当然，我们必须面对若干对于道德真理地位的古老歧见：自宗教撷取世界观的人一般相信道德真理的存在只是因为上帝将之注入现实架构当中；至于缺乏此信念的人，则往往认为“善”与“恶”的看法一定是进化压力和文化发明的产物。 对于前者，一旦说到“ 道德真理” （ ｍｏｒａｌ ｔｒｕｔｈ），必将援引上帝；对于后者，“道德真理”不过是表达个人的猿猴冲动、文化偏见和哲学困惑罢了。 我的目的是想说服读者，论辩双方都错了。 本书旨在开启一段关于道德真理如何能在科学语境中得到理解的对话。

尽管我在本书中所做的论证势必引起争议，但它却是依托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前提： 人类幸福完全建构于世界中的事件以及人脑的状态。 因此，一定有关于它的 “ 科学真理” （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ｔｒｕｔｈｓ）有待探知。 对于这些真理更详尽的理解，将会迫使我们对社会中的不同生活方式做出清楚的区别，判断某些方式更好或更坏，更多或更少地忠于事实，以及更合乎伦理与否。 显然，这种认识能帮我们改善人类生活的质量——这不是学术争论，而是攸关数百万人生活的抉择问题。

我的意思并不是我们保证能通过科学解决每个道德争议。意见的分歧还会继续存在——但意见会越来越受制于事实。 而且重要的是，我们没有能力解答一个问题，并不代表该问题没有答案。 到底有多少人在过去 ６０ 秒钟内被蚊子叮了呢？ 这些人当中有几个会得疟疾呢？ 有多少人会因此而死亡？ 在所涉及的技术挑战下，没有科学团队能应对这种问题。 然而我们知道，它们的答案很可能只是简单的数字而已。 因为没有能力搜集到所有相关数据，我们就必须同等尊重所有意见吗？ 当然不是。 同样地，我们可能无法解决特定的道德两难的事实，并不代表所有具有争议性的解释都同等有效。 在我的经验中，把实践中无解误认为原则上无解是道德混淆的一大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