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鸣沙山月牙泉，位于敦煌市城南5公里处，最高峰海拔1700米，流沙覆盖聚集成山，造型独特，颇为壮观。沙坡常常发出鼓角震响之声，因此得名。月牙泉古称沙井，俗名药泉。

▲河南新安函谷关遗址，位于洛阳市新安县城东关村以东500米处，始建于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素有“中原锁阳，两京咽喉”之称，是丝绸之路由中原往西行的第一关。

▲陕西法门寺，位于宝鸡市扶风县城以北10公里处的法门镇。镇以寺名，素有“关中塔庙始祖”之称。

▲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位于吐鲁番城西10公里处的峡谷中。因河水交于台地首尾之处，故自汉代起，就有“交河”之名。交河故城南北长约1700米，东西最宽处300米。

甘肃锁阳城遗址，位于瓜州锁阳城城东1公里处，为一座大型寺院遗址。四周有土筑围墙残迹，寺门西南有僧舍台基，寺院中心有大型建筑台基。

▲甘肃莫高窟九层楼，位于敦煌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南北长约1700米，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和元十个朝代，现存洞窟735个。

▲甘肃麦积山石窟，位于天水市东南26公里处的麦积山上。麦积山山高142米，由于山形酷似麦垛，故而得名。石窟始建于秦(公元384-417年)，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朝代。

▲甘肃天梯山石窟，位于武威市中路乡黄羊水库边的崖壁上。石窟始建于北凉，为北魏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之先尊。现存石窟13个。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意外地与摄影结缘，此后三十余年，我的镜头一直聚焦以敦煌石窟为代表的人类文化遗产。是她，伴我成长；是她，使我羽翼丰满；是她，最终让我步入了艺术殿堂。

多年来，我所拍摄的作品题材涉及丝绸之路上的自然风光、古遗址、石窟外景、石窟建筑、石窟雕塑、石窟壁画以及出土文物等。在内容上包括了人文与自然、窟内与窟外、地上与地下；在艺术形式上呈现为平面与立体、时间与空间、再现与表现。

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曾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从而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诸国的一条陆路通道，史称“凿空”。这条通道在19世纪末被德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希霍芬称为“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历史悠久，绵延万里，自汉唐至宋元，几度变迁，几番兴衰，给我们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迹。就丝绸之路中国段而言，灿烂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在这5000公里的古道上，保存了大量人类文明的辉煌印记，如新安函谷关、洛阳白马寺、西安大雁塔、扶风法门寺、天水麦积山石窟、敦煌莫高窟、吐鲁番交河故城、拜城龟孜石窟等。这些文化遗产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其独特的地域特色和建筑形式有着重要的审美价值和实用价值，为我们了解丝绸之路的历史、研究丝绸之路的文明，提供了丰厚的史料。

为了保护、研究、弘扬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遗存，更好地挖掘其文化内涵，进一步推动丝绸之路文化旅游发展，我们努力将摄影技术与艺术独特造型手段相结合，使构建可视化的“影像丝路”体系成为可能。

摄影艺术的构成与组合，就是将形态的要素(点、线、面、体、空间、色彩、质感等)和各种各样的遗址形态作为素材，按照视觉力学或精神力学的顺序，有序组合，追求一个完整的形与空间。这就必须以摄影手段来重新构成与组合，运用非常规视觉摆脱原态，创造新的审美形态。但具体操作时，往往受制于视角、环境、可视信息不完整和遗址的异元结构等因素影响，拍摄难度很高。

摄影艺术是光的诗篇，光线决定了拍摄对象的影调、形状、轮廓、色彩和表面结构以及空间关系，烘托了被摄景物的地域感、空间感和现场感。通过明暗关系，突出了被摄对象的主体与主题以及造型特征。丝绸之路上的古遗址历经沧桑，大多残缺不全，质地粗犷，色彩较为单一，拍摄时不仅要反映遗址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更要凭借丝绸之路的大环境来表现遗址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并通过摄影的再创作，追溯它们在历史长河中的昔日辉煌。这就使色彩因素显得尤为重要，色从光来，色随光变，光赋予大地以生命，色彩给人以精神，色调的变化会引起人们视觉和心理上的不同反应。

两千多年的丝绸之路，给我们留下了诸多中西文化交流的文明印记。为更好地保护、研究、弘扬这一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成果，以非常规视觉，以崭新的、独特的视角，研究、采集和展示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这是视觉艺术的一个创新模式，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我们的重要职责。

摄影、撰文/吴健(作者为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甘肃省摄影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