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仇秀英老人拍摄影像资料。本报通讯员俞月花摄

■本报通讯员　陈慧　俞月花 驻苏记者　叶志明

高温酷热，南京城市摄影队的摄影师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来到仇秀英老人家中，为她拍摄影像资料。在定格珍贵影像的同时，倾听老人讲述80年前的亲眼所见，再一次触摸惨痛的南京大屠杀历史……

日前，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牵头，南京城市摄影队10位资深摄影师分成10个小组，为最后的100位大屠杀幸存者拍摄影像资料。

抢救保护历史记忆，刻不容缓

7月11日凌晨4时59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王学余老人因病离世，享年89岁。截至这一天，登记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100位。

王学余，1928年5月13日出生，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那年，她才9岁。她亲眼目睹从苏州回南京逃难的哥哥被日军刺死，亲戚家的6个人遭日军杀害。回忆当年场景，老人曾拭着眼泪，嘴里重复着一句话：“血淌得跟水一样啊!　血淌得跟水一样啊!”纪念馆官方微博当天发布了老人离世的消息。这条悲伤的微博在24小时内，有近20万网友在线关注阅读。

80年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们见证了那段惨痛的历史。他们是历史的证人!　去年初，登记在册的幸存者尚有124人。仅去年一年，就有20人相继离世。幸存者是活着的历史书，抢救性保护历史记忆刻不容缓。

用影像资料控诉日军侵华罪行

为幸存者留下珍贵影像资料，就是为这段历史保全如山铁证。7月中旬的一个上午，纪念馆工作人员和南京城市摄影队摄影师孙晨冒着高温酷暑一同来到仇秀英家。仇秀英生于1930年4月5日，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时年仅7岁。

当时，仇秀英的家在南京下关宋家埂。“家里有爸爸、妈妈、哥哥、妹妹，做点小生意。”仇秀英回忆说，当年她的二姐嫁给了一名铁路工人，在日军侵占南京前撤离了。她和爸爸、妈妈、哥哥，还有一位无儿无女的王姓邻居一起，躲进二姐家的地窖里。“那时是冬天，地窖门口放了稻草。妈妈和哥哥出地窖给我们做饭，在返回地窖的路上遇到了日本兵。日本兵就对着妈妈的胸膛开了一枪，哥哥也被子弹擦伤。日本兵还在地窖口点燃稻草，我们差点被熏死在地窖里。后来，爸爸和王姓邻居拼命扒开地窖门，才把大家救出来。”然而，遭到枪击的母亲永远离开了大家。后来，仇秀英逃到难民区，靠每天一碗稀饭、2个馒头活了下来。

仇秀英育有两儿一女，现在和小儿子一同生活。她曾去过日本，控诉过日军侵华罪行。“我告诉他们，我母亲是怎么死的。当年南京中山码头、燕子矶一带，河里的水都是通红的。我看到就哭。”仇秀英痛苦地说。

当天下午，纪念馆工作人员和南京城市摄影队摄影师丁亮一同来到位于石头城的一家护理院，看望躺在病榻上的蒋淑萍老人。老人的儿子说，3个多月前老人的生活还能自理，“但今年4月23日老人突发脑梗，就不能说话了”。蒋淑萍生于1923年12月　13日，大屠杀发生后，她在逃跑时躲进一户农民家仓房的粮屯子里，日本兵烧杀抢掠点燃了粮屯子，但当火焰快烧到她时却熄灭了，她幸运地逃过一劫。

当天傍晚，摄制组一行又来到93岁高龄的大屠杀幸存者史桂芳老人家。老人独自生活，能自己出门买菜做饭。回忆往事时，老人思维还很清晰。

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警醒后人

拍摄幸存者影像的南京城市摄影队，早在南京举办青奥会期间，就留下了大量珍贵影像资料。摄影队里聚集了一批南京摄影爱好者。他们曾用手中相机记录过国家公祭日等大型活动。这些天，摄影队的工作人员还陆续奔赴江宁、栖霞以及句容、宿迁等地拍摄幸存者的影像资料。在这高温酷暑天，背着沉重的相机包、三脚架，自带补光设备，还有黑白背景布，从一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家辗转到另一位幸存者的家，摄影师们付出很多，但他们都说：“这是很有意义的事，再辛苦也值!”

孙晨说：“有这样的机会是幸运的。能聆听幸存者的口述历史，对这段历史，我会有新的认识。”丁亮说，这是一种情怀。“有爱心，致力为南京留下历史影像，这是我们这支队伍创建的初衷。当初纪念馆牵头布置任务时，很多摄影师都报名。最后只有10个名额，有的落选的摄影师，甘愿做助手。”

2015年，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纪念馆馆长张建军表示：“时间不停流逝，记忆可以保存。拍摄登记在册的100位幸存者的影像很有意义。之前做过四五轮幸存者的影像拍摄，这次启动新一轮拍摄，就是希望留下更多的历史影像资料，为了更好地保护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记忆，祈福和平，警示后人!”

(本报南京7月19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