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谢笑添

看台上球迷方阵熙熙攘攘，球馆上空飘扬着总冠军旗帜，场边坐镇的又是曾经的国字号掌门人宫鲁鸣，目睹NBL(全国男子篮球联赛)　卫冕冠军安徽文一队的新赛季首秀，让人恍然有种置身CBA(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赛场的错觉。更准确地说，即便是在不少CBA球队的主场，也未必能有安徽省体育馆今夜的这般声势。只不过，由于资本间的剧烈冲突，一切都比预定的计划晚来了22天。

去年，港股上市公司智美体育以四年1.4亿元买断NBL联赛独家商务运营推广权，但其与NBL联赛公司恩彼欧体育仅仅维持了一个赛季的蜜月期———按照前者的说法，由于恩彼欧体育未能兑现当初20%的股权承诺，智美体育拒绝支付拖欠的3500万元运营费。冲突并非一夜爆发。据安徽文一内部人士介绍，俱乐部早已意识到停摆可能到来。尴尬的是，这已是NBL过去21年来第三次陷入投资人签约一年便匆匆撤资并拖欠尾款的窘境。

与前两次一样，短暂的危机并未持续太久，在部分NBL球队牵头下，中信国安、玲珑轮胎等投资方组建的全职篮体育有限公司出资揽下联赛商务运营推广权，停摆宣告终结，但在商业价值贫乏的中国第二大篮球联赛，隐疾从未被彻底治愈。

商业价值匮乏是核心症结

两年前，作为篮协实验田的NBL早CBA一步实现管办分离，而由当时联赛九支球队投资人组成的恩彼欧体育正是这一政策的产物。然而，在部分业内分析人士看来，中国篮协之所以放弃入股恩彼欧，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其商业价值与发展前景的担忧，而NBL所遭遇的三次投资人撤资均与这一症结有着紧密联系。

追溯NBL的历史，1996年由香港精英集团打包彼时的甲B与乙级联赛所打造的CNBA(中国职业篮球联盟联赛)　算得上初具雏形。只不过，由于优质本土球星的匮乏，这家香港公司很快意识到，这一新兴联赛的市场号召力不仅无法与作为CBA前身的甲A联赛抗衡，甚至不足以匹配每年上缴给国家体委的130万美金租赁费。

类似的故事亦发生在七年前由被包装为休斯敦火箭、纽约扬基等职业队合伙人的黄健华掌权时期。短短一年的任期内，黄健华效仿NBA推出了大学生选秀等一系列举措，并拉来青岛啤酒、李宁等赞助商。然而与早年的精英集团相似，在意识到NBL整体水平不足以支撑其打造另一个独立的职业篮球联赛后，仅仅当了一年联赛主席的他匆忙解约，还拖欠了高达900万元的未结余款。只不过，这次撤资风波背后暴露的问题很快就被黄健华一系列履历造假丑闻所掩盖。

随着本赛季央视直播的退出，NBL联赛的市场号召力每况愈下，但各球队的运营成本却依然居高不下，收支平衡对大多数球队近乎奢望。在俱乐部创立的第四年，安徽文一终于实现了“告别赠票”。据俱乐部介绍，为了培养后备力量，球队成立了下属的青年梯队，聘请的则是勒布朗·詹姆斯私人教练这样级别的外教。如今球队阵中，除一位由其青年队培养的球员之外，其余本土选手大多有过CBA经历，两位外援则分别跻身过NBA球队的轮换阵容，薪资成本不言而喻。令人有些费解的是，在商务开发上，NBL球队面临着严苛的经营权管控，多个行业的赞助商均因联赛规定被拒之门外，唯一令人欣慰的仅有联赛对赞助商权益的绝对保护。

恢复升降级是最现实出路

从精英集团到黄健华，历任投资人最初掌管NBL时均不约而同地提出了“CBA平行联赛”的发展目标。这曾是不少圈内乐观人士寄予NBL的宏愿，然而讽刺的是，真正改变其发展轨迹的却依然与曾经的上级联赛紧密相关———2004年，CBA联赛升降级制度取消，改为准入制。

按照知名媒体人苏群的说法，这一措施旨在打击利益相关球队间假球横行的乱象，而联赛环境也确实伴随着假球动机的破灭而得以净化。只是，当取得好成绩只能作为跻身CBA联赛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副作用亦迅速显现，大批投资人的热情就此消退。顶级联赛的大门并未完全关闭，CBA的不定期扩军依然为四川、青岛等NBL球队提供了窗口，但“不定期”也意味着投资风险剧增。即便高投入转化为战绩，亦要听命于时机，规则有时甚至会莫名改变———2008赛季，由于在CBA联赛委员会的不记名投票中落败，当年的NBL冠军广东凤铝在与天津、青岛的竞争中无缘CBA。荒谬的“凤铝事件”后，该俱乐部退出篮坛，NBL商业价值也难逃重创。

CBA升降级制度主导NBL走势，潜台词不言而喻，这本就是两个商业价值与曝光度差距悬殊的联赛，所谓“平行联赛”不过是一厢情愿。三年前，在篮协宣布CBA短期不再扩军后NBL大量投资人离去，导致联赛一度从16支队伍缩水到9支，由此就可见一斑。即便是如今已在合肥建立起坚实球迷基础的安徽文一，提及发展目标时依然只有简短的一句“升入CBA联赛”。

至于外界热炒的“类NBA与其发展联盟”的合作模式，其实更为遥远。作为为二线球员打造的舞台，NBA发展联盟球队通常由某支或某两支NBA球队共同拥有。尽管受限于硬性规定，发展联盟顶薪不过每年2.6万美元，但在NBA常规赛开幕前，拥有发展联盟球队的俱乐部会通过与边缘球员签署临时合约再裁去的方式，为其提供数十万美元的“变向补助”。另一方面，只要在发展联盟有不俗表现，球员就能收到来自欧洲的高额报价，这同样是NBL联赛所无法比拟的优势。换言之，若要复刻这一模式，无异于在两瓶“毒药”中抉择———要不由本就商业模式匮乏的CBA球队再负担起运营一支NBL球队的高额成本，要不就只为球员提供低廉薪水，造成人才的大量流失。

在CBA联赛即将进入崭新的商务合作周期、联赛版权价值剧增的当口，或许正如苏群所言，也是恢复升降级制度、为NBL吸引更多资本与商机的最佳时机。至于联赛环境的肃清，通过消除所谓打假球动机　(往往就是球队赢球的动力)　的做法本就荒谬，树立严苛的法规条例并施行法治，才是根治溃烂源头的良方。

(本报合肥6月25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