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贵州山村的时候，37岁的安德礼两手空空，除了18年在深圳打拼的经验。

20多个昔日的工友和老板把他送到深圳火车站。车站人群熙熙攘攘，罗湖口岸不断吞吐着黑压压的人潮。1989年，他第一次来到深圳时，身上只有7元钱，天还没亮，不远处的香港闪着霓虹。

那时的深圳，地王大厦还藏在规划里，邓小平还未曾寄语“你们要搞快一点”。满城都是农场、村庄和工厂，福田汽车站矮矮的三层楼让这个年轻人失望不已。

他的目的地本是香港，奈何没有通行证，只能拖着坐了四天四夜火车后浮肿的脚，沿路往回走。他迫切地需要找到一份工作来填饱肚子，最终，挂在树上的招工牌“救”了他，他进了农场，成了一名菜农，生产的蔬菜每日运送的目的地，正是香港。

深圳发展的节奏随后开始搅动这个年轻人的人生。农场让地关门，他去了工厂；工厂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他把本村和邻村400多个年轻人带到了这座城市；如今工厂纷纷外迁解散，400多个农民工或“留守”，或奔赴浙江，或返乡。

这个来自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深山的农民工，从车间小工干到了厂长助理，一度赶上了这座国际化都市的发展势头。总价2万元共130多平方米的房子、唾手可得的深圳户口以及融入这座城市的无数个机会纷纷和他打了照面，但很快，又一个接一个地擦肩而过。

他离这座城市越来越远。

深圳还在向前，他的赛跑却到了终点。2006年，37岁的安德礼离开深圳，折返回到了老家贵州兴仁县回龙镇塘山村，一年后，他成了一名村干部。

这个说自己“被时代甩开”的男人，发誓要让家乡不再走自己的老路。为了修路征地，他和村民大吵；试图流转土地，他一次次拿自己“血淋淋”的遭遇劝说邻里；精准扶贫是他眼中最重要的时代机遇，每天从清晨到黑夜，他写文件、入户劝说、建微信群发动村民返乡，几乎没休息过。

他说，没人比自己更清楚那种滋味了——那种梦想、机遇、未来近在咫尺却错过而狠狠坠下又不甘心的滋味。

安德礼参加易地扶贫搬迁共商会。（资料图片）

一

11年了，安德礼还记得刚回家乡时眼前的景象。

泥巴路像一条绳子给被喀斯特山群包围的村子打了个结，拥有600余户3000余人的村子依旧没有通水，土地还藏在山上一个又一个的石头缝里。巨石间生出的罅隙是珍贵的土壤。种植一季，最后长成一根玉米，成为一餐的主食。

他心里有数，在这样的村庄发展大规模种植业很难。他也曾帮村子积极联络一家豆制品加工厂落户，可这里受困于地理条件，水质太差，还打不出地下水，只得作罢。

不过也因喀斯特地貌，这个辖区面积7.2平方公里的村子拥有天坑、地下溶洞和温泉等景观。被推选为村主任的安德礼决定，要推动村子发展旅游产业。

好消息很快到来。通过朋友亲戚的介绍，一位有意投资的老板开着小轿车驶入了通往村委会的泥巴路。陆陆续续考察了半年，对方决定投资2.2亿元，打造一个旅游景区，涉及征用土地300余亩。同时，县交通局也确定将对村子的主路进行水泥硬化。

上级发改委批复文件下来的那天，兴奋的安德礼开着自己那台车灯破破烂烂的吉普车，几乎是一路冲回了村子。

这种感觉他太熟悉了。

当年误打误撞进入深圳那家农场时，他本以为自己倒了大霉，没去成梦想中那个“遍地高楼大厦”的香港，反倒是进了灰扑扑的农场，和老家父辈做着同样的农活，结果第一个月工资下来了，200多元，20岁的安德礼手里攥着票子又茫然，又惊喜。

那一年，老家的教师月工资才几十元，镇上卖苦力一整天几元钱，猪肉1元1斤。

他在农场学会了开车，每天负责满城收菜。老板是香港人，见他和同行的伙伴能吃苦，便对他说，“这里的菜场都很缺人，你们回家过年的时候多带些人来吧。”

那一刻，安德礼觉得自己将会给全村人带来好运。

这个如今秃顶、皮肤黝黑的中年男人清晰地记得，第二年和他一起踏上财富之旅的年轻人一共有98个。他在火车站没有排队，走的是团体票窗口，车站广播里单独让他们进了母婴候车室检票，乘警站在两旁维持秩序。在那个年代的贵州，如此“庞大”的农民工客流还很罕见。

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了，有同乡惊奇地喊着，“外面的房子咋都是白花花的啊！”车内一片哄笑。

这种幸福从车厢洋溢到了农场，以至于让安德礼忽略了深圳发展日新月异的脚步。从农场出来玩时，几乎一周就要变个样，有时候多了一家工厂，有时候多了几栋楼房，还有时候，又关了一家农场。

老板找到他的时候，农场搬离土地越来越金贵的深圳福田已成趋势。香港老板很遗憾地告诉这个年轻人，自己的农场在不久后就要让地关门了，这么多人，都得另谋生路了。

神奇的深圳又一次“救”了他。每日开车的路上，安德礼都会经过猫头山工业区。那时拥有8车道的北环大道还躲在图纸里，泥巴烂路上堵车是常态，两辆车碰面都得倒车让路。他常常看见一群人在车后推车，泥巴路难行，货车不时就会陷在其中。

一次，他碰见一辆陷在泥地里的卡车，一群民工在车后推得费劲。他不忍心，把车倒回，主动系上钢丝绳，帮卡车脱离了泥地。对方的老板站在一旁，安德礼正准备走人，台湾籍的老板走过去拉住他，对他说，“跟我干吧！”

拔地而起的工厂承接了从农场而来的幸福。安德礼很快发现，工厂的收入更高，并且数额随着订单走高一天比一天多，他和同乡纷纷从农场搬进了这个工业区。

那是一段“幸福的日子”。许多工厂刚刚兴建，人员不齐，遇上订单加量，要24小时开工，都得互借工人。作为一群兴仁民工的“老大”，安德礼无疑是红人，他帮着协调人员、处理问题。

再回家过年时，开往贵阳的大巴车直接在村口的省道拉人，他和列车乘务员成了哥们儿。那几年，本村和邻村一共400多人跟着他，从西南深山来到了南海边的这座城市。

厂长办公室在二楼，那会儿，安德礼时不时就会被叫上去接电话，砖头一般大小的“大哥大”只有厂长才有，他是最常用那台电话的人。

电话那头，是不断增加的用工需求和老乡零零碎碎的问题麻烦。他丝毫没注意，曾经在“饿死关头”救了自己的那家农场，已经悄悄消失了。那片土地，长出了密密麻麻的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