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文明展在上海博物馆揭幕，展示甲骨、青铜器等224件文物

良渚文化时期的上海被称为“福泉山古国”；商周时期汉字的日常书写形态并非甲骨文，而是使用毛笔蘸墨汁写于竹木简上；在我国，东汉时期已经盛行养宠物狗……“鸿古余音：早期中国文明展”今天在上海博物馆揭幕，展出的224件(组)甲骨、青铜器、玉石器、陶器、漆木器、印章、钱币和建筑模型等文物，向人们展示上古时代的文字、统治、生活、信仰和葬仪。

良渚文化时期的上海被称为“福泉山古国”

所谓“早期中国”，一般指汉末之前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形成的相对的文化共同体，主要包括了新石器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西汉、东汉。这一漫长的过程交织着古人对王权与统治、礼制与信仰、生存与死亡等重大问题的思考与认知，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文明进程与走向，也孕育塑造了承续至今的中国传统文脉。

本次展览展出了一根神人兽面纹象牙权杖。该权杖长约97厘米、宽9厘米，具体用途目前不清楚，但其上密布的神人兽面纹，是良渚文化中神权的体现。此时，作为统治阶层控制社会的国家机器可能已经出现，因而有学者将这段时期的上海称为“福泉山古国”。

文字的产生是文明成熟的重要标志。虽然文字在中国境内起源的确切时间尚不可知，但在上海出土的良渚文化晚期器物上，已经出现了一些排列有序的组合符号。比如，本次亮相的上海马桥出土的刻铭阔把黑陶杯，杯底便刻有一些符号。学界专家认为，这可能已是某种原始文字。

据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馆员葛亮透露，目前可见的商周古汉字多为铸或刻在青铜器、陶器、玉石器及龟甲兽骨上的铭文。这之中，甲骨文是存世数量最多的一类，但刻字并非古汉字日常书写形态。上古时代的中国人多就地取材，以竹木简为书写材料，偶尔也使用贵重的绢帛。本次展出的一件青铜簋　(饭食祭器)　底部的铭文便是实证。该铭文的大意为：十二月首个吉日的清晨，王来到太庙，将写有任命内容的文书交予“作册”，让其“册命”名“免”之人，授予其辅佐管理周地仓廪　(山林)　的职位。葛亮告诉记者，“作册”指的是掌管简册、奉行告命的官员，“册命”则是宣读简册、封官授职的仪式。由此可见，竹简在商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上世纪80年代从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出土的多方汉代石砚、研磨石、墨丸也证明，当时主要的书写工具是毛笔。颇有意思的是，彼时的墨做成小丸子的模样，仅黄豆大小，颇为袖珍。

国内迄今年代最早金缕玉衣首度亮相沪上

上古时代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　本次展览展出的一系列生活器皿、室内用具、乐器等，多角度地展示了古人丰富的生活形态和审美趣味。比如，一套西汉时期的四灵温酒炉，由耳杯、炉体组成。炉体为长方形，上部有镂空透雕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炉的围栏上有支柱，以承耳杯，炉下有4个作背负状的人形足。炉的一侧短边有曲折长柄。耳杯为饮酒之器，椭圆形，浅腹，口沿两侧各有一个可用于握持的半月形耳，很是精致。

设计精妙的室内用具，如灯、香炉、镇，为研究古人家居形态提供了可贵的样本。上古时代，人们的主要起居方式是“席地而坐”，为了避免由于起身落座时折卷席角和牵挂衣饰而影响仪态，于是出现了压住席的四角的“席镇”。镇除了用于镇席之外，还用于当时非常盛行的一种游戏———博戏，作为博戏投枰所铺之席的四角之压。本次展出的一套鹿形镇就具有这样的功能。这一套共4件，鹿身均为青铜鎏金，而鹿背均镶嵌以虎斑贝。鹿首昂起，似在鸣叫，每个鹿角分为三叉，略有弧度，非常妥帖地附在贝壳上，四腿曲卧。为增加镇的重量，鹿的体内灌满了铅料，生动的造型与实际功用巧妙结合。

参加本次展览的徐州博物馆镇馆之宝——西汉金缕玉衣，是首次亮相上海，为人们展示了古代的葬仪。金缕玉衣是汉代帝王墓葬的一个代表文物。据《后汉书》记载，只有皇帝入葬可穿金缕玉衣，诸侯王、始封列侯、达官贵人依次只能穿银缕玉衣、铜缕玉衣。目前出土的金缕玉衣有3件，均出自汉代，即葬于河北满城的刘胜墓、河北定县的刘修墓和徐州狮子山楚王陵。此次展出的金缕玉衣是国内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玉片最多、玉质最佳的一件，于1995年在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墓中被发现，由4000多片上好的和田玉和1500多克金缕制成，总长1.74米，从头到脚连成一体，非常像古代的盔甲。据悉，当年在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发现这件金缕玉衣时，玉片散落一地，有些已经四分五裂，经过考古工作者600多个日日夜夜的紧张修复，4000多片玉被重新用金缕串缀成一件完整的玉衣。

葛亮透露，上古时代的人们有“事死如生”的丧葬观念，因此墓葬中出土的随葬物品很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比如，本次展览展出了许多弹奏乐器的陶俑，有的吹箫，有的抚琴，说明当时人们热爱音乐。而墓葬中陶狗的普遍出土，证实当时社会养犬之风的盛行。以一件东汉时期的绿釉陶狗为例，陶狗通体施铅绿釉，有宽带绕颈至背结环，应为驯养之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