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幼的孩子背着大号的书包匆匆上学，读书读得实在太辛苦了。学生沉重的书包何时能够真正减轻?袁婧摄(本报资料照片)

上午九点，走进办公室，手边一杯咖啡，满满的“美好新开始”体验。突然手机“滴答”声响，微信朋友圈亮，社区妈妈群里晒出某家娃拿到的奥数比赛奖状。删去这条对话的同时，前一秒还满满的幸福感顿时减半。

中午时分，刚有进餐欲望，微信圈再度闪起，班级妈妈微信群里分享了一份“寒假兴趣班推荐”。立刻坐不定了———预定的汉堡简化为一份色拉轻食，之后匆匆赶往瑜伽房，想平复一下内心的暗流涌动。

换好衣服，刚在瑜伽垫上躺下，身旁两位妈妈开始交流起各自娃的升学面试经历，以及靠自己强大的“搜索引擎”所收集到的所有升学信息。一想到与自己所“比拼”的是如此“火力全开”的全职妈妈，内心兀自焦虑:人生大抵也就是这样了……

减负减负，为何越减越“负”?究竟是哪里出了差错?

昨天的“两会”会场，面对市委书记韩正所关心的学生减负问题，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试图分析现象背后的成因。其中一点成为共识:减负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缓解全社会的焦虑情绪。

培训机构良莠不齐扰乱秩序

市人大代表、徐汇区教育局局长庄小凤说，现在社会上各类培训机构覆盖面太广，覆盖了很广的学段和人群，从0-3岁的早教一路到考大学———幼儿园补课是为了考进好的小学，而小学补课是为了进好的初中……培训链也拉得很长:以前是后进生有针对性地补课，现在则是绩优生补得更厉害;补课的内容也远远超出了课堂教学进度，甚至有孩子在小学二年级时就拿到了基础口译证书。

但这样的“抢跑”并非教育的标准，从某种程度上更是破坏了孩子的理解、掌握知识的秩序。庄小凤说，但凡问及家长为何给孩子补课，答案几乎清一色:别人都在补，我们不补就会落后。

在培训机构渲染下，越早学就离“优秀”越近，这让“抢跑道”进入了恶性循环———培训机构越教越难，孩子越学越累。

如此情况下，教育部门都在做减法，家长们反而更“恐慌”，认为“学校什么都不教，只能外头学”。

恶果也被带进了课堂。很多老师反映教学越来越难，因为同一个教室里个体差异越来越大———有的孩子喂不饱，有的孩子喂过头。究竟该按照怎样的进度来教学?

市人大代表、延安中学校长郭雄也表示，当前学校在减负，但各种社会培训机构人气爆棚，教育质量良莠不齐;要加强对非学历教育机构的专业监管，建立培训机构的行业准入机制。

微信群催生“焦虑征候群”

市人大代表、黄浦区副区长李原直指学生学业压力重所折射的社会攀比风气和家长扭曲的心态。这当中，微信群成了“帮凶”。她说，有孩子的家长，手机里会有各种微信群，比如:班级妈妈群、社区妈妈群、各类补习班家长群等等，里面整天讨论的就是作业、升学、补习等等。

但凡有家长晒出孩子的优异成绩、获奖证书，其他人就坐立不安了;有全职妈妈晒出各类陪学生活，就有人如坐针毡了。即便是坐到一起，大家讨论的还是孩子，特别是孩子就读的学校。进入名校的，就难掩内心骄傲;而读上普通学校的，家长就忍不住焦虑。

种种微信群助长了畸形的攀比心态，天天熏染之下，很多原本抗压能力强的家长反复被“刷屏”，慢慢地内心便起了波动;原本很淡定的人，也终于坐不住了。

市政协委员、普陀区洵阳路小学校长朱乃楣则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近些年上海教育部门为学生减负做了这么多努力，为何大家还是愉快不起来?这中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弥漫全社会的焦虑情绪。

她说，市教委每年都会对学校调研测评，一些学校家长、学生的满意度甚至达到了99%以上，但普遍的焦虑依然存在。微信群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用综合治理思维看待减负

市人大代表、普陀区华阴小学校长冯迪指出，这些年学校开始控制作业时间，对每个孩子都进行零起点标准评价，去年起学校采用等第制加评语的方式，改变了用分数评价学生的方式。此外，包括集团化、学区化办学等一系列政策都是为了避免孩子因为择校而产生太大的压力。

冯迪指出，实际上，在“幼升小”以及“小升初”的自主招生中，已经不再笔试，而是通过游戏、活动考察孩子综合素养，这些举措都能化解盲目的“抢跑”学习。

他建议，政府一定要打好组合拳，多方努力共同施策。

市政协委员、杨浦区教育局局长邵志勇强调，在教育综合改革背景下，应该以综合治理的思维看待减负。比如，从学校内部控制好课时总量和课时结构，用好等第制，强化育人导向，特别关于作业问题，要有好的样板。对于校外培训机构，非法的要打击，违规的要整治，要有科学的发现、评估、处置机制。目前，杨浦区就以区领导牵头，联合教育、工商等部门对违规办学进行整治。此外，在做好优质教育资源配置的情况下，要培育全社会良好的氛围，帮助家长确立正确价值导向，避免盲目攀比。

文汇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