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体制教育
郑惟生最初的理想也是考取文礼书院。辗转多家学堂,准备“包本”背完30万字。
背了20万字后,他意识到,一切努力不过是徒劳。“我不是怕困难和枯燥,是怀疑这么做没有意义”。
在海南一家学堂,他把书一扔,干脆跟着渔民出海去打鱼。
不仅是郑惟生,从读经学堂出来之后,很多学生都不愿意碰书了,他们忘掉失败感的方式,是迷恋电子产品,一个学生有一个诺基亚手机,俄罗斯方块他玩了一个冬天。手机没电了,就充着电玩。也有人看韩剧,一看就是整天。
2015年,郑惟生终于下定决心,准备自考。自考、艺考,回到体制教育,这也是大多数读经孩子最后选择的路。
同年,近十位读经孩子的家长陆续找到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柯小刚。柯小刚穿布衫,蓄长须,一副夫子模样。他长期观察民间读经运动,常发表建设性意见。他自己也开办书院,在业余时间教授国学。
找过来的家长们,家庭情况大多相似:经济宽裕,母亲是佛教徒,坚持让孩子读经,有人多年陪读,还有夫妻在是否送孩子读经的问题上产生分歧,就此离婚。
母亲们对孩子的未来有美好想象,希望他们脱离体制内的题海战术,成为知书达理、通晓古今、能诗能文的君子,也为自己的家族企业培养出一个儒商。或许孩子还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
希望破灭后,她们既焦虑又烦躁,悔的是耽误了孩子的青春,不仅没有成为君子、大才、圣贤,而且连书都不爱读了。
家长们认为,柯小刚或许可以为他们出谋划策,提点一下孩子们的未来。
柯小刚对他们的主要建议就是自考。这两年,有近十位读经学生跟着柯小刚学习,一边在同济大学旁听,一边准备自考。
柯小刚发现,这群学生的功底太差,识字量不行、错字连篇、英语更是处在小学入门水平。一篇八百字的作文他们写得吃力,他也改得吃力,要从标点符号改起。
不仅如此,学生们都处于一种相当不安的状态,没有学习兴趣,没有自觉能力。他们性情很乱,既自我边缘化、又掺杂着傲娇和自卑。
英语底子差,柯小刚就建了一个英语学习小组,让他们每周聚在一起学习。学了两次,学生之间就有了矛盾,几个孩子天天找到他投诉,讲别的孩子怎么不好。
有三四个不能适应的孩子,干脆放弃了自考,又回到学堂里去了。
柯小刚显得很沮丧,他曾对读经教育抱有希望,希望能培养一些真正的能读经、为往圣继绝学的贤者和君子。但在这些孩子身上,他看不出这样的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