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红七条”应明令禁止任何形式的师生恋

笔者认为，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有必要立足于我国传统文化和实际国情，慎重审视和梳理现代大学校园内的师生伦理新关系，对其作出详细的定义和规范，出台相关措施和管理办法。

从文化传统上讲，中国自古就是尊师重教的国度，有“学高为师，身正为范”道统思想，更甚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伦理观念。正是这些深入人心的文化，使得教师成为崇高和神圣的职业，对教师的师德也有更高的期许和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教师节座谈会上强调：“合格的老师首先应该是道德上的合格者，好老师首先应该是以德施教、以德立身的楷模。要积极引导广大高校教师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教育部响应号召，随即出台《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划出对高校教师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师德禁行行为“红七条”。第七条明确规定：“严禁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以及其他违反高校教师职业道德的行为。”笔者认为，“红七条”对于规范现代大学制度下的高校师生伦理关系，建设高校教师师德具有里程碑意义。

高校“红七条”的推出正当其时，尤其是第七条，为建立高校师生正常伦理关系画定圈子，立下规矩。在此，笔者还想从执行层面上对第七条提出具体建议：

一方面，要明令禁止任何形式的高校师生恋。

一种观点认为，高校师生都是成年人，不存在身份问题，师生之间自由恋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中国的文化传统对高校的师生发生超越师生的其他形式关系，持赞许或者包容的态度。上溯到民国时代，更有鲁迅和许广平、瞿秋白和杨之华、沈从文和张兆和等为代表的师生相爱并结为夫妻的文坛佳话。2014年，媒体曾报道吉林某大学一大四学生在球场向恋爱3年的大学老师求婚成功，舆论一片支持和赞美之声。

实际上，从伦理学角度审视，高校师生之间除了具有传统意义上的传道授业解惑等基本关系外，在现代大学体制下，师生之间发生情感甚至性关系，在师生伦理关系中变得越来越敏感。由于其较难界定，不易规范，难以处理，因此在人们的认识上形成模糊地带，也引起了较大争议。

在笔者看来，在校大学生虽已成人，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仍处在关键的形成期，心智并未完全成熟，师生恋很难是纯粹的爱情。重要的是，高校师生之间的角色并不平等，存在着管理、权力、利益等方面的关系，即使师生是纯洁的感情关系，这种关系也会破坏公平竞争，不符合现代大学制度的利益回避原则。

禁止师生恋，也符合基本的职业道德原则。像医生和病人之间、律师和客户之间、牧师和教堂成员之间不能谈恋爱或有两性关系那样，师生关系的要求也应该向这些职业看齐。这意味着选择教师作为职业，就应当放弃某些方面的自由。

另一方面，强化高校师生伦理关系的监督和管理，对碰触红线者加强执纪问责。根据笔者观察，近些年相关单位对曝出的桃色事件和性丑闻的处理，存在过度的宽纵。事情曝出后，往往拔出萝卜带起泥，伴随着学术不端、经费挪用等其他病灶，涉事单位在处理上，把情感和性关系这类问题归为私德，重视不够，往往是板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尤其是有些涉案人，在学术上有一定造诣，有头衔和帽子，当事单位更以爱惜人才、人才难得等为借口，在处理上大事化小，息事宁人。更甚者，某些当事人通过换个单位，得以继续留在教师队伍，丝毫不受影响。

此外，相关问责手段不够明确具体。从网上曝出的若干事件的处理结果可以看出，对师生不正当关系的处理和惩戒，很难找到相关的依据和清晰的说明，即使是红七条也没有给出具体的惩戒办法和措施；学生作为弱势，事情发生后难以找到有效的投诉渠道和部门，利益无法得到保护，最终只能无奈地付诸网络揭发，形成舆论漩涡，这也说明部分单位的纪律监察单位监督责任不到位，执纪失之于软。

我国的高等教育正处在全面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针对如何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不少大学正在起草制定大学章程。笔者在此呼吁，不妨从对待规范和重构高校师生伦理入手，认真思考和梳理如何在现代大学制度下建立健康良好的师生关系，统一思想和认识，对近些年频发的校园桃色丑闻，提高重视程度，加大处理和惩戒力度。通过建章立制，预防为先，清风正气，进一步净化校园氛围，为学生健康成长创造干净环境，为青年人才培养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