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岛县饭馆村的村役所（村政府）前，竖着一个气派的辐射测量仪，一尘不染的仪表盘上跳动着红色数字：０．３８微希沃特／小时。这里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约４０公里。

物理学专业出身的志愿者田尾阳一看着仪表盘，嘴角一撇，说道：“这个数值太低了。”他指了指不远处一个不起眼的测量仪：“那是我们自己设置的测量仪，地面辐射量的数值是（这个数值的）８到１０倍。”

田尾的感受，与日本政府“核事故影响有限”“善后处理进展顺利”的宣传反差强烈。而像田尾这样质疑与愤懑的人还有很多，尤其在福岛，有的深受其害，有的求助无门。

今年是福岛核事故５周年，也正值切尔诺贝利核事故３０周年。关于后者，国际上各类调查与纪念不断，然而同为７级事故，福岛核事故的调查似乎总罩着一层纱幕。

福岛核事故处理需要多少年？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几何？去污染做到了什么程度？废物最终如何处理？面对这些问题，国际上许多专家都有类似的无奈答案：“这个嘛，没资料啊，不好说。”一手资料和独立机构调查的确十分缺乏。

福岛核事故处理给人的印象，岂止是“反差强烈”这么简单。没有真相的“真相”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

另一种讳疾忌医

为什么差这么多？对于两个测量数据的反差，田尾道出原由：“这边是政府设置的，事先让自卫队将地面的核污染清除得干干净净，所以看起来辐射量不高。政府就是这么干的。”

真相“被消失”，留下的不会是淡忘，而是愤怒。

２０１５年，《朝日新闻》和福岛媒体公布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七成的福岛人对政府处理核事故做法不满。尤其突出的，便是以儿童甲状腺癌为代表的健康问题。日本政府对此讳莫如深，而日本国内外的关注和质疑越发强烈。

今年２月１５日，福岛县政府和福岛大学在福岛县县民健康调查研讨委员会组织召开的发布会上公布了最新分析结果。但当地政府拒不承认核泄漏事故与癌症病发之间存在联系。

“发布会没有让我们这些福岛母亲向医生提出哪怕一个问题，获准提问的都是那些亲政府的日本主流媒体。日本政府和媒体是在忽视和羞辱我们！”发布会结束后，一名愤怒的福岛母亲向在场外国媒体控诉。

日本摄影家飞田晋秀在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曾３０多次深入核灾区，拍摄了大量照片，现在是“３·１１甲状腺癌家族会”发起人之一。他在４月份的一次集会上介绍说，他认识一名核事故后患甲状腺癌的福岛女中学生，已经历两次切除手术，但在政府的福岛县民健康检查中，却被告知与核事故没有因果关系，他觉得非常奇怪。

飞田指出，在福岛，甲状腺癌患者的家庭承受着痛苦与孤独，他们无法将孩子的病情向亲友诉说，也不想跟孩子说核辐射的事。因为担心遭受各种外来压力，家长们不愿也不敢公开自己姓名。

２０１５年年底，日本冈山大学教授津田敏秀等人在国际医学杂志《流行病学》上发表论文指出，受福岛核事故泄漏大量放射性物质影响，福岛县内儿童甲状腺癌罹患率是日本全国平均水平的２０倍到５０倍，已远超统计学的误差范围，预计今后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更多患者。

然而这篇论文发表后，至今没有引起日本政府和福岛县的重视，反而招致反驳和批评。

国际环境流行病学会今年１月也曾致函日本政府，对福岛儿童甲状腺癌高发表示“忧虑”，并表示可以作为专家组织支持福岛的相关调查活动。但日本环境省答复称，该学会的致函可以作为参考，但函中要求的持续追踪调查等措施福岛县已经在做。

由此，国际调查活动的请求没有得到正面回应，无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