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发生的公共舆论事件颇具戏剧性：有第四代导演领军人物之称的吴天明导演的遗作 《百鸟朝凤》 先是在全国院线遭到低票房冷遇，特别是在与《美国队长3》 和 《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 等的较量中受挫，引发一定范围内热议；但随即有该片出品人在视频上“跪求票房”而引来众多电影明星、网络大咖的转发及一些院线经理的道义担当和观众的自觉奉献等情节，终于让票房逆转，几天内从200余万攀升到截稿时的5000万元左右。一部艺术电影的票房问题，被这个异常发达的互联网时代环境持续发酵成为全国各种媒体高度关注的公共舆论事件。事件的焦点集中在，艺术电影或高雅艺术难道就必须和只能靠有失尊严的“跪求”一类方式才能生存下去？ 同时，《百鸟朝凤》 有没有不依靠“跪求”而获得自救的道路呢？
对这次“跪求票房”事件，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而应适当放宽眼界，看到当今众多因素的综合作用。首先，有的电影院线为了自身商业利益最大化，在大力迎合娱乐性强的商业片时，对这类艺术电影采取相对消极的态度。这在当今艺术资本化或商品化的时代实在不足为奇。但这还不是唯一的原因。其次，还应看到，进到影院观片的观众本身，多为生活在网上的网民或“网生代”，他们已越来越趋向于选择娱乐性强的商业片而非艺术片了。也就是说，网民观众不惜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专程跑到影院观片的首要动机，不再是接受思想启蒙而是寻求娱乐或消遣的满足。再次，尤其重要的是，当今时代社会大环境，由于“电子媒介时代”“全媒体时代”或“互联网时代”等不同术语所标明的共同的媒介融合环境的特殊作用，促使文化产业和观众都产生了娱乐化、平面化或消遣性的追求，而这些与我们传统的艺术审美习惯相去甚远。这样的大媒介环境早已不同于30多年前改革开放时代之初了，甚至也不同于20年前了。那种一部艺术作品 (小说、电影或电视剧) 足可以令全家人拍手叫好、有时甚至高度同一的时代，早已成为传奇了，取而代之的是傍晚一家人各看各的、分众各赏的情景，如读书、看电视、上网、观看视频或看手机等。这必然使得诸如艺术电影这类高雅艺术品面临更加艰难的生存境遇。最后，还有一点原因容易被忽视，因而不得不指出，这就是当今电影界本身因各种资金大量涌入而拍片利益诉求已变得高度多元化了，而其中的金融、娱乐动机日益引人注目，即竭力通过娱乐化和平面化影片而赢得公众以谋取公司股市利益(而与此相比，票房利润虽然重要，但毕竟显得过于其次了)。与此同时，也有的把缺乏影像价值或时代旨趣的素材硬要拍成艺术电影或大电影，这本身就预先注定了其在影院遭受的宿命。
由此，艺术电影的突围道阻且长，仅仅寄望于电影界或艺术界本身是不够的，而需要包括电影界及艺术界在内的全社会各界自觉的公共联动，需要依托当今公民社会条件而寻求各种公民社群的自觉的、有目的的、出于公心的联合扶助行动。
我们的电影界自身应当意识到影片分层分类分赏在当今时代的特殊重要性。目前的中国电影，我认为有三大类，即纯艺术电影、商业片和具有商业价值的艺术片。这三类电影不宜混为一谈，更不宜单纯以道义担当或传统情怀去“绑架”相关各方。像《百鸟朝凤》 就显然不能简单地像 《煎饼侠》 《夏洛特烦恼》 《捉妖记》 一类商业片那样以影院票房论优劣，而应事先就按纯艺术片的路数去谋划。这类电影如若一味走商业院线之路，那么我们已经看到，冯小刚、许鞍华和侯孝贤分别执导的 《一九四二》《黄金时代》 和 《刺客聂隐娘》 等纯艺术片都逐一难逃票房惨淡之命运，吴天明遗作又怎能幸免？ 值得注意的是，与此相对照，像 《老炮儿》 《狼图腾》《滚蛋吧! 肿瘤君》 《师父》 《烈日灼心》 和 《解救吾先生》 以及更早的《白日焰火》 《推拿》 和 《亲爱的》 之类的电影，曾经收获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这个过程其实是影片中适当的商业元素起了极大的作用。显然，当今中国电影市场及评论界在激烈的电影市场较量中，更青睐这类影片，这一事实无疑应当引起电影界、投资界及更大范围的公共舆论界的足够重视。这种融合了雅俗品位的影片类型有理由开拓出一条符合当今时代中国国情的电影道路。同时，在我看来，《百鸟朝凤》 一类素材的影片就不一定非走大电影的道路不可，而完全可以改成投资风险更小并在互联网上传播的微电影样式。假如更多的出品人及投资人都能有此分层分类生产及公众分赏的自觉的美学意识，“跪求票房”之类“悲剧”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尽管我个人对吴天明导演及其团队的电影美学追求充满敬佩之情。
我认为，面对当下的中国电影市场，比电影界更加宽阔而深厚的文化艺术界乃至全社会，都应合力宣传和发掘电影中的艺术魅力，特别是在全社会形成公民艺术素养涵养的风气，通过社会、学校、家庭和自我的教育等多种方式，引导和激励公民自觉欣赏和追求高雅艺术对人生的启迪价值。这一点可能才是扭转 《百鸟朝凤》 之类纯艺术电影的一条根本途径。
当然，正像凡事都可能有作用和副作用或反作用一样，辩证地看，假如围绕“跪求票房”之举而引发的公共舆论事件足以引起电影界及其所身处于其中的整个艺术界乃至全社会的公共意识警觉和公共责任自觉，特别是推衍出社会各界的公共联动行为，那它就会产生出令人意想不到的积极价值了。
(作者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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