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张懿
上海不少年轻父母都为照顾入园之前的孩子而焦头烂额过。市政协委员们的调研和提案，形象地展示了其中的难度。
廖 瑛等委员的提案引用一个“入托大数据”：2016年，上海全市2到3岁的儿童约有39.8万人，按每班25人推算，至少需要1.6万个托班;但根据上海市 统计年鉴，2014年，全市独立设置的托儿所为54所，幼儿园托班不足300个。这意味着，托班的“供需”缺口超过98%。基于这笔账，廖瑛在提案中表 示，在上海，“入园难”主要体现为难
以入名园，而“入托难”才是真的难。
上海公办幼儿园托班最近一次收缩是在2011年。那正好是大量“奥运宝宝”即将集中入园的时候。前些年因为持续的生育高峰、非户籍幼儿激增而积累下来的学前教育资源紧张的局面，使得教育部门作出了放弃托班、保幼儿园的决策，公办幼儿园明确不招收3周岁以下的幼儿。
王 禄宁委员给育龄女性算了一笔账：因为女性产假最多是4个半月，等于说，宝宝从5个月到3岁都必须由家庭自行照顾。对于那些没有祖辈协助的双职工家庭而言， 要么妈妈放弃工作，要么请保姆，无论怎么选择，都将对家庭经济及个人事业带来巨大压力。数据显示，2014年上海住家保姆平均月薪为4700多元，比上海 人均可支配收入高出近800元。
王菲委员是一家大型央企的高管，
她的下属中60%是女性，平均30岁，只有15%有二孩意愿。她说：“没有配套保障机制，政策就会遇冷。”王菲的小范围抽样和严谨的统计结果相差不大。市妇联表示，“单独二孩”启动后，上海的申请率只有5%。
即 便“全面二孩”政策能取得预期效果，也将对家庭和社会带来压力。熟悉教育界情况的周秀芬委员说，这段时间，中小学校长们都因为担心老师们集中生孩子而“压 力山大”。为填补师资不足，有的校长已经亲自回讲台上课了;有学校则规定，生二孩必须“先报备再排队”;这样一来，有老师发现，自己还得等上十多年才能生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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