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宝礼　

（制图：薛英艳）

在创办《文汇报》之前，严宝礼没有任何办报的经验。他原任沪宁、沪杭甬两路局财务方面的稽核，后来与同事余鸿翔等人办了一个交通广告公司，主要经营沿京（南京）沪、沪杭甬两条铁路两旁的路牌广告，有时也代办报纸广告——先前他与报纸的唯一接触来源于此，在经营广告业务的过程中，他结识了一些新闻界人士。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不久，严宝礼和同事余鸿翔等人遭到遣散，拿了一笔遣散费。但他们仍然每天在原办公室里聚会，聊天、喝茶、“雀战”，并商议着是否要继续做些生意经营。有两个同事胡雄飞和徐耻痕提出：“目前，几家报纸都停刊了，而上海市民十分关心抗战，如果办一张报纸，不愁没有销路。”

开始，严宝礼等人的办报思想还有些朦胧。他们只知道，目前上海少数还存在的报纸受到严格的审查，不能刊登有关抗日的新闻和评论，几家洋商所办的晚报，篇幅小，也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于是，众人集资7000元，《文汇报》的“催生费”有了。

7000元办一张大型日报，在当时物价日渐腾贵的上海，谈何容易。严宝礼面对有限的资本，不得不精打细算，四处奔走，到处寻找索价不高的承印报纸的地方。后来，他通过朋友，打听到《大公报》停刊转移后，原有的印刷厂空关，工人也因有工会保障不能任意解散，每个月工资照发。于是便找上门试探，果然，对方给出的承印条件和代价都极为宽松：不仅无需预付定金，而且印报所需卷筒白纸也由《大公报》垫用，费用日后结算。

商人做生意，自然是为了利润，但在那个年代，比报纸利润更高的实业有很多。严宝礼选择办报，除了利益之外，其实有着更多的追求。正如郑重所说，严宝礼具有文化人的品味，试图通过办报来实现自己文化人的价值。

抗战时期，“孤岛”上海的气氛很紧张。1938年2月8日，徐铸成发表社论《告若干上海人》后，报馆不仅挨了手榴弹，还接到署名“正义团”的恐吓信，说：“贵报言论激烈，识时务者为俊杰，今后务望改弦更张，倘再有反日情绪存于其中，即将与对付蔡钓徒者同样对付。”

蔡钓徒是当时出版不久的《社会晚报》社长，由于在报纸上登了一些“反日”消息，结果被敌人绑去杀害，悬首在电线杆上恐吓爱国人士。写社论的徐铸成内心愤慨又不安，他让储玉坤打电话给严宝礼，问他要不要继续写：“如果要改变态度，我就不准备写了。”

这不是一件小事，储玉坤因此打电话给严宝礼，向他请示。结果，严宝礼斩钉截铁地嘱咐他，请徐铸成务必照样写下去。

《文汇报》影响力逐渐扩大以后，有国民政府的说客前来试探，想把它收编直接控制。那时，宋子文的幕僚，也就是《大美晚报》中文版总编辑张似旭来找严宝礼，表示宋子文愿意“投资”若干万，但条件是要改组董事会，派人担任报社的采编、协理等重要职位。在诸多条件中，最有诱惑力的一条是，可以给报社以所需的官价外汇，并且放宽条件在几家银行调动“头寸”（即货币）。

旧中国用于报纸印刷的白报纸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因此当时的报馆经理必须看准外汇行情结进外汇，如果结不到官价外汇，购买白报纸的外汇就只能向黑市购买，这意味着报社需要增加三分之一的成本。因此，宋子文提出的优惠非同小可。然而，《文汇报》从创刊第一天起，就声明不接受任何政治性投资。因而，即使在经济压力和政治利诱的面前，严宝礼仍然不卑不亢，保持了自己的人格，也保持了《文汇报》的独立报格。

但是这次挡回去的后果是严重的。《文汇报》销路广、用纸多，结不到官价外汇，办报成本日高，现金日益枯竭，后来在经济上维系不住，也是停刊的原因之一。但是，身为经理，没有办报经验的严宝礼却始终以报社的编辑部为重，承担着经济、政治的压力，乃至死亡的威胁，这便是那个时代老报人的朴素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