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副总编辑缪克构发言。

现场观众认真观看。

10月26日，由文汇报社、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办，上海新闻摄影学会、上海市摄影家协会协办支持的“中国境内最后的‘慰安妇’摄影展”在上海报业集团大厦开展。本次展览共展出文汇报记者郭一江于2014年间所拍摄的24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老人的巨幅肖像作品及生活组照200余幅，真实表现了她们当前的生存状态（现仅为20名）。

上海报业集团副社长王伟、文汇报党委书记陈振平，总编辑黄强，党委副书记谢海光，副总编辑缪克构、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上海市摄影家协会秘书长杜佳美、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陈丽菲、虹口区文史馆馆长何瑛参加了开幕式。

根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70多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约40万亚洲女性沦为日军“慰安妇”，其中包括逾20万的中国妇女，遭受灭绝人性的摧残。1990年代以来，陆续有100多位受害幸存老人勇敢地站出来，揭露日军暴行，向日本政府提出诉讼。如今她们都年事已高，贫病缠身，但她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进行着不停的抗争。时至今日，中国境内依然健在的幸存者只有20人了，台湾地区也仅剩4人在世。

2014年6月1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受理中方提交的“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强征慰安妇”历史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文汇报特派记者郭一江、单颖文多次远赴山西、广西、海南、黑龙江、湖北等地，历时8个月，采访拍摄了当时我国境内最后的24位“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老人，并于6月18日刊出了四整版的报道《中国境内最后24位“慰安妇”调查》。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年10月9日发布的消息，中国申报的“日军强征慰安妇”档案遗憾落选《世界记忆名录》。仅在申报到结果揭晓的一年多里，中国境内又有4位幸存者离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0月12日表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咨询委员会正式回复我国政府：除中方外，还有其他国家也是“慰安妇”问题的受害国，根据世界记忆名录申报指南的有关规定，鼓励有关国家联合申报，并将于2017年举行的下届会议上对该项申报进行评审。中方将认真考虑教科文组织的建议。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表示：我们将和韩国学者联系，做好联合申报的前期准备工作。

70多年过去了，日本右翼势力、安倍政府至今还在歪曲、甚至否认强征“慰安妇”的历史。本次展览所呈现的这些珍贵影像，将成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永远被铭记。

展览摄影师介绍：

郭一江为文汇报摄影记者、专刊部副主任，2015年退休。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新闻摄影协会会员，上海摄影家协会、上海新闻摄影协会理事。多次获得中国新闻摄影年赛银奖、铜奖，中国新闻摄影金镜头银奖、铜奖，上海新闻奖一、二、三等奖。荣获上海范长江奖。

24位老人基本资料：

林爱兰

90岁 现居海南临高县南宝镇养老院

林爱兰是家中独女。一次日军扫荡,将她的母亲杀害，扔到了河边，尸骨都没找到。战乱中，父亲也不知所终。1942年12月，她成为一名抗日女战士。被俘后被关进了日军的据点，日军用木头塞住她的嘴巴，双手吊起，“往死里打”。到了晚上，日军就不顾她的死活，将她作为性工具。由于极力反抗，她的右大腿筋骨被打断，造成残废。惨无人道的“慰安妇”经历持续了半年之久，她永远丧失了生育能力。中国“慰安妇”问题专家苏智良教授指出，林爱兰是目前已知的、整个亚洲唯一一名被强逼为“慰安妇”的抗日女战士幸存者。

符桂英

2015年3月28日去世 海南临高县皇桐乡皇桐村人

1943年，符桂英的丈夫被日本士兵抓劳工。因为担心，她来到村口看望，被日军抓进据点强奸。据她回忆，为了建炮台等军事设施，日军不仅抓人到据点干活，一到晚上，还抢妇女到据点强暴，建起“临时慰安所”。她们要挑水给日军士兵冲凉，“鬼子兵光着身子走来走去，洗好了看到谁漂亮就强奸谁。”她们深陷魔窟难见天日，同村的女子王玉开曾逃跑，抓回来后被打得死去活来。

从此，她和王玉开都丧失了生育能力。虽然她们都领养了女儿，但仍被人说“日本人跟她睡过”。她选择了把屈辱埋在心里。

符美菊

90岁 现居海南澄迈中兴镇土垄村

1941年，16岁的符美菊被抓到大成镇附近的慰安所充当性奴隶，成为日军“慰安妇”制度的直接受害者。22岁时嫁到澄迈中兴镇土垄村。丈夫已去世多年，两个儿子也早去世，媳妇改嫁。目前和孙子王才强生活在一起，已有了重孙。早年受到的摧残，使她一条腿明显粗大，另一条细小枯廋，县残联为她配了一个轮椅。孙子王才强说，奶奶腿病得很重，把针头打进腿上，她也没有感觉了。

邓玉民

2014年6月19日去世 苗族 海南保亭响水镇什齐村人

1943年，16岁的邓玉民与村里60多位苗族男女被骗到县城做劳工，多次被日本军官强暴。以后的两年多里，她被强逼为性奴隶。直到1945年8月，日本人撤退，她们才逃跑。生前，老人和小女儿住在一起。对于老人过去的遭遇，家人很坦然。小女儿说：“一切都是历史造成的，老人是无辜的。”2001年7月，邓玉民等8名海南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老人，正式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认罪，向她们道歉、赔偿。

2014年5月19日，身患重病的她，吃的是村卫生所开的不到一元钱一包的药粉。在记者看望她一个月后，老人去世了。

黄有良

88岁 黎族 现居海南陵水县田仔乡架马村

1941年，14岁的黄有良就被日军强暴。第二年4月，她又被日军抓去，送到藤桥军营充当性奴隶，每天遭受非人的折磨。两年后，她谎称父亲去世要回家送葬，才得以逃出虎口。

2001年11月，黄有良作为原告代表，第一次站在了日本的法庭上，当庭讲述了日军侵占海南岛期间她的悲惨遭遇，控诉日军的暴行。

“不见日本人！”2012年12月，日本友好人士、第22次到海南调查日本侵琼史的日本海南岛近代史研究会创始人佐藤正人联系她，被老人回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