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敦化县中苇子沟集团部落。

 

84年前的9月18日，晚上10时20分许，这个时间对当时没有夜生活习惯的沈阳人来说，已经是深夜了。就在沈阳，距离北大营西南1050米的南满铁路上，一声蓄谋已久的爆炸声打破了夜的沉寂。

 

关东军一手策划的“九·一八”事件由此爆发。次日，中共满洲省委就发出《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宣言》，指出：“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这次用暴力占据东三省，是想把东三省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的行动。”尽管东北爱国官兵和民众奋起抵抗，中共满洲省委即派出杨靖宇到南满、派赵尚志到巴彦和珠河等地组织抗联，抗日烽火风起云涌，但在当时“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之下，仅仅一年又4个月，我东北大好河山即告沦陷。

 

东北人民从此开始了痛苦不堪的长达14年的亡国奴生活！为什么杨靖宇将军宁可吃树皮、棉絮也依然威武不屈？为什么赵一曼受尽酷刑也不向鬼子投降？没有一位英雄人物是天生的，甚至没有一位父母会平白无故地希望自己的孩子去做烈士。东北大地上的抗日英烈，都是日本侵略者用惨无人道的手段逼出来的。

 

“九·一八”事变84周年前夕，本报记者 来到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黑龙江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和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采访了有关专家学者和当年的亲历者，听他们讲述“九·一八”那个悲惨的时候，究竟对东北人民意味着什么？什么叫“亡国奴”，亡国奴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中国人民为什么万万不可做亡国奴！

 

“王道乐土”，还是人间地狱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副馆长刘长江告诉记者，据“九·一八”当时满铁铁道部的调查报告，当晚爆炸以铁轨接头处为中心，向长春方向切断10公分，向大连方向切断70公分；在铁轨连接处，仅有前后两根枕木延伸在铁轨以外的部分被炸碎飞散。从破坏程度说，只能说是“轻微损坏”。如此轻微的破坏，正是关东军《柳条湖计划》制订者精心策划的结果。参与者之一花谷正少佐战后承认：“这次爆炸不仅没有必要把火车炸翻，而且还必须使在满铁线路上急驶的列车免受损害。”因此，让工兵计算了炸药的使用量。

 

损坏虽微，阴谋却十分险恶。爆炸后，关东军板垣大佐根据事先的计划，命令独立守备第二大队进攻北大营、步兵第二十九联队进攻沈阳城，并要求第二师团主力增援。

 

北大营内驻有东北军第七旅，下辖六一九、六二〇、六二一这3个团，装备精良，坦克就有12辆。但当晚只有旅参谋长赵镇藩值班。当关东军以24公分的巨炮向北大营轰击时，他急忙用电话向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请示，荣臻当即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尽管“不抵抗”三个字，从此成了上至陆海空军副司令兼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下至东北军普通士兵的心头之耻，但实际上守卫北大营的东北军官兵还是和围上来的关东军干上了。刘长江说，19日凌晨3时许，赵镇藩率部突围；凌晨4时30分，第六二〇团突围。日军全部占领北大营的时间为19日凌晨5点半。

 

不久前，“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找到了当年关东军在事发次日埋葬被击毙的日军尸体的照片，这说明东北军第七旅官兵在“不准抵抗”的高压之下，还是忍无可忍，回击了狂妄的侵略者！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为了镇压东北抗日武装，实施了残酷的“大讨伐”。黑龙江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高晓燕告诉记者，仅仅在1933年底，日军就残酷屠杀抗日武装8700多人；从1935年到1936年3月，共杀害抗日人员5999人、伤5431人。1939年日军还制定“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对东边道进行“独立大讨伐”，对北满地区和三江地区进行“特别大讨伐”。

 

高晓燕说，为了达到“治安肃正”的目的，日军在抗日武装活跃的地区，采取了极其独特的统治方式：一是制造“无人区”，拆毁消灭当地所有的自然村落和村屯行政组织，令其成为无人居住地带；二是强制“归屯并户”，实施“集团部落”政策，对东北乡村原有村屯强行拆合，以切断抗联与老百姓的联系。“集团部落”之修筑参考了日本陆军《野战筑城教范》，原则上以正方形为准，并构筑防卫设施，有炮台、壕沟、土墙及铁丝网等。被赶入“集团部落”的居民毫无人身自由，凡12岁以上必须随身携带居住证、通行许可证、携带物品许可证、购物证等，并规定“三五人不得结群走路和谈话，夜间睡觉不许插门”，甚至还规定耕种土地限制在部落周围并禁止种植高棵粮食作物。4公里以外禁止种植粮食；4公里以内不得种植可以直接食用的农作物，如土豆、玉米等。其目的就是切断抗日武装的军粮来源，企图将抗日战士饿死，这一着确实十分毒辣，使抗日武装难以得到民众的支持。截止到1939年，日军在东北共建13451处不同类型的“集团部落”。1942年以后，东北抗日武装就被迫进入低潮。

 

由于耕田大面积被禁种荒废，使农民严重缺粮，传染病流行，被迫迁入“集团部落”的农民只能挖地窨子、搭草棚居住，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

 

“独立国家”，还是傀儡政权

 

1932年3月9日，在关东军的一手策划下，伪满洲国粉墨登场。伪满洲国表面上以“独立国家”的面目出现，实际上只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我东三省的傀儡政权。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副院长赵继敏告诉记者，伪满的“建国”仪式总共15项议程，却只用了25分钟就草草收场。伪国务总理郑孝胥与日本驻伪满大使武藤信义缔结了《日满议定书》，这是东北沦为殖民地的一纸卖身契，其主要内容是：“一、敝国关于日后之国防及其维持治安委诸贵国，而其所需经费均由敝国负担；二、敝国承认，贵国军队凡为国防上所必要，将已修铁路、港湾、水路、航空路等之管理并新路之布设均委诸贵国，或贵国所指定之机关；三、敝国对于贵国之军队认为必要之各种设施，竭力援助……”这些条款不仅固化了日军对我东北的军事占领，而且无偿攫取了我东北的铁路交通等经济命脉。

 

黑龙江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車霁虹研究员指出，为达到控制伪满政权的目的，日本政府还通过《本庄-溥仪书简》，规定日本人以双重国籍身份参加伪满中央及地方政权，并由关东军司令官直接任免，以通过日系官吏对伪满政权进行“实质性的内部指导”。伪满国家机构的突出特点是“次长制”，各行政机关的正职长官均由满系官吏担当，但其副手——“次长”则一律由日系官吏充当，如此便掌握了各部门的实权。在伪中央机构中，日系官吏占有一半，且居于重要职位，日系总务厅长官的职权甚至超过了伪满国务总理。关东军司令部在发给日籍文武官员的秘密手册《日本人服务须知》中明目张胆地称：“日本民族是满洲各民族的核心，天生的指导者”；“日本人在满洲的地位，不是侨民，而是主权的行使者”。

 

赵继敏告诉记者，关东军还通过在伪皇帝溥仪身边派驻吉冈安直担任“帝室御用挂”（皇帝顾问）的方式，控制溥仪。溥仪曾回忆说：“我出巡、接见宾客、行礼、训示臣下、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的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一概听他的吩咐，我要说的话，大都是他事先用日本式的中国话写在纸条上的。”

 

而日本当局并不信任伪满政权。高晓燕说，日本陆军省制定的《满洲国陆军指导纲要》规定，“满洲国军在驻满日本陆军指挥官之实质控制下”，伪满国军总兵力也要控制在最低限度，标准为6万人，兵种仅限于步兵和骑兵，不准拥有坦克、重炮和飞机，实际上就是防止其拥有可与日军抗衡的军力。

 

“和平建设”，还是疯狂掠夺

 

曾经有一些美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东北的论调认为：“满洲的近代化是全靠日本进行的”，“大量的日本投资加快了满洲的工业化”，这抹杀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所有投入是为了把我东北捆绑上它的侵略战车，以及最大程度地掠夺东北人力和自然资源的罪恶目的。

 

高晓燕指出，“九·一八”事变阻断了我国东北的近代化进程，将东三省拖入了殖民地的深渊。东北在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执政期间，近代工矿、商业、交通运输和金融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而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通过了《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明确规定“满洲国的经济开发以日满共存共荣为精神，其为帝国国防上的要求所制约者，将之置于帝国实权之下”。其实质是“经济上是要把全东北置于日本经济圈之内，利用东北的资源培育军需产业，实现军部提出的确立总体战略态势的目的”。

 

因此，伪满洲国的经济发展是畸形发展，日本将其60%左右的海外投资用于伪满洲国，通过其控制的“经济统制”手段设立“满铁”、“满业”及“特种会社”，发展运输、矿业和钢铁产业，从1932年至1944年，日本从东北掠夺的煤达22300多万吨、生铁1100多万吨、钢多达580多万吨。而我民族工业几乎全数破产倒闭。伪满政权还以“粮谷出荷”的名义搜刮东北的粮食资源，强制低价征购粮食，仅1942年-1944年，共将征收的粮食970万吨直接运往日本，几占东北所产粮食的50%，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机器输血。

 

日军还通过“武装开拓移民”的方式，大规模抢占东北农民土地，截至1945年为止，共掠夺东北农民土地3.9亿亩，为东北全部耕地的十分之一，其中熟地就占三分之二，而支付的地价仅为原地价的五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致使大批东北农民失去生产和生活资源，苦不堪言。

 

而即使在伪满政权中苟且偷生，日子也并不好过。車霁虹的调查还证实，满系官员的待遇远低于同级日系官员，日系官员的薪金为满系官员的3-11倍。

 

口述历史 告诉你，什么叫“亡国奴”

 

李茂杰：我是黑龙江省望奎县人，1936年生的。伪满时，父亲在县城里做剃头匠，家里四男一女5个孩子还有我母亲全靠他一个人养活，所以生活非常艰难。记得有次我在一个同学家里吃了碗“大碴子粥”，被我妈给骂了，从此再也不敢到同学家去吃了。那时，我家连“大碴子粥”都吃不起啊。

 

望奎县是1932年被鬼子占领的。当时县城有城墙和四座城门，东门里有个卖“驴马烂”（驴肉马肉炖烂的熟食）的小贩。鬼子进城时，见他卖的“驴马烂”挺香，就围着吃上了。小贩急得向鬼子要钱，鬼子二话不说,拿起军刀就把他的胳膊砍了。从此，中国人走在街上，见到日本人就得离得远远地绕着走。

 

1945年3月1日，我10岁了才上小学一年级。每天上学，全校学生先要在操场上升“国旗”、唱“国歌”。不是升一面“国旗”，而是升两面“国旗”，先唱伪满洲国国歌、升伪满洲国国旗；再唱日本国歌、升日本国旗。学校里也有日本学生，全体日本学生编一个班，学校不让满洲学生和日本学生说话。

 

一年级开三门课：“国语”有两门，满语和日语；还有一门数学。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日语老师叫我站起来，问我“塔麻姑”（鸡蛋）是什么，我把“塔麻姑”和“塔拔姑”（香烟）搞混了。日语老师马上用汉语说，你的，手，伸出来，然后拿起板子狠狠地抽着打了三下，手当场就肿得鼓了起来。回到家，见着爸妈也不敢吱声啊。

 

望奎县是产粮区，但平时中国人不能吃大米，只有日本人才能吃。只有到过年了，才供应一点细粮。如果日本人是一家分配一袋白面的话，中国人就是一个人一斤。那时，东北种的是“旱稻”，不是江南的水稻，旱稻脱粒了中间有一条细红线，所以叫“精米”。只有过年时才一人配给一斤精米，老百姓自己也不敢吃。因为当时老百姓有句话：“打精米、骂白面、不打不骂吃小米饭”，啥意思？就是如果警察上你家打你了，你就得给他吃大米饭；骂你了，得给他吃白面。谁也不知道警察啥时候闯进门啊，得把精米白面留着。老百姓哪敢和警察、鬼子讲理啊。

 

1945年，我大哥李庆福18岁。当时所有满18岁的青年都要去当“国兵”，但他体检没通过，没通过国兵体检的年轻人叫“国兵漏”。但“漏”下了也跑不了，要强制参加“勤劳奉仕队”。那年4月，我大哥就被送到孙吴给日军挖工事，就是日军防备苏军进攻的西岗子要塞。8月的一天，我大哥和他的一个好同学邹本德偶然发现他们营地四周围起了汽油桶，正好有事就向日本小队长请了假。谁知，他们走出营房才一里来地，就听见枪响，紧接着营地发生了惊天动地的爆炸，浓烟滚滚，这把我大哥和他同学吓坏了，觉得营地回不去了，赶紧逃回家吧。从孙吴到望奎，有好几百里呢。他俩还不敢走城镇，只能走偏僻的山路。我哥告诉我，路上去一户老乡家要饭，那老乡看他俩蓬头垢面的样子就问：“你们是人，还是鬼啊？”我大哥就把前因后果说了。老乡一看他俩可怜，就送了一人两个大饼子，他俩就着凉水吃了。走了七八天，才回到家，见到我妈，全家都哭了。

 

我爸那时也给鬼子抓劳工了。幸亏赶上光复，劳工队散了，我爸、我大哥才活着回来了。

 

日本投降前一天，小鬼子在望奎县架上了机枪；但“八·一五”当天一大早，小鬼子全蹽了。我记得日本人住的“望奎寮”着火了，浓烟冲天。县消防队还要去救火，旁边老百姓说：小鬼子都逃走了，你们还救啥啊？

 

第二天，忽然整个县城沿街的家家户户都挂出了中国的国旗，这才知道原来望奎就有抗日的地下组织在活动。可之前，咱没见过这旗帜啊。我爸才告诉我说：儿子，这是中国旗，咱们是中国人啊。我奇怪了：咱不是满洲国人吗？我爸说，日本鬼子在，不敢告诉你咱是中国人，怕你出去说，就要被当成“国事犯”抓进去啊！

 

什么叫“亡国奴”？就是苦到你到底是哪国人你自己都不知道。

 

贾玉芹：我是1924年生人，从小长在沈阳。1931年开春，我上小学一年级。现在还记得那时读的是国民政府的小学课本，第一课就教一个生字：“人”；第二课再教一个生字：“一”，连在一起就是“一人”；第三课教两个生字：“两手”，三堂语文课连在一起是“一人两手”。“九·一八”事变后，学校里很快就有了日本老师。我妹妹比我晚一年上的学，小学“国文”变成了两种：满语和日语。满语课文的第一课也是教一个生字，却变成了“狗”，第二课是“大狗”、“小狗”，第三课把前两课连起来了：“大狗叫，小狗跳”。我到今天还在琢磨，这日本鬼子把咱学的第一个中国字从“人”改成“狗”是啥意思啊？亡国了，咱真的从“人”变“狗”了！

 

伪满洲国成立后，咱学校也改行日本礼仪了。每天学校做早操前，都要向日本天皇进行“宫廷遥拜”，就是在咱中国的土地上朝东南方向给日本天皇90度鞠躬。咱中国人要纪念日本人的节日，天皇的生日叫“天长节”，皇后的生日叫“地久节”，这实际上是“皇民化教育”，想让咱中国人忘了谁是自己的老祖宗。

 

就因为我在民国时期读过小学，所以在日本侵占东北的14年里，我知道自己是中国人。那时我爸没有了，我妈告诉我：“日本把咱中国亡了。”那时忒害怕，怕打仗。我妈对我说，这可不敢上外面去说，谁说了“中国人”就是“思想犯”，得像邻居谁谁谁一样被鬼子、警察抓进去“蹲笆篱子（东北方言：蹲监狱）”。打那时起，我就知道出去不能说的事，绝对不能说。害怕啊，不说，但心里都明白。

 

我就问我妈：“那满洲国政府是干啥的？”我妈说：“它就是代替日本鬼子统治咱中国人的。”那时，我还老问我妈：“那鬼子什么时候会走啊？”我妈没有太大文化，但她总是很肯定地说：“迟早有一天。”我问：“那咱们能赶上那日子吗？”我妈总是安慰我：“绝对能赶上。”

 

1942年1月底，我有了去日本奈良女高师留学的机会。从长春坐火车到图门，然后坐船到釜山下船，再过关门海峡到日本九州下关的司门港，就能坐上火车去奈良，全程三天三夜。我在奈良女高师的宿舍是5寮4舍，一舍12-14人，舍长是高年生，等于是“家长”。学生轮流做饭，一人做一星期。宿舍的门房间挂着订菜的小本子，有豆腐店、蔬菜店的，每个宿舍要订什么菜，前一天晚上写在小本子上，第二天菜就送到门房了。可我去时，这个小本子已经作废了，为什么？日本一打太平洋战争，就把国内所有的资源赌上了，国内物资奇缺。

 

日本培养留日学生，本质上是为了培养“亲日派”，但它没想到，我到了日本，一看日本那样子，就知道鬼子很快得完了。日本老百姓也苦啊，一天一人只有6两米。我们学生都吃不饱，也没个油腥。记得有一个月的时间，没吃过一口鲜菜，学校院子里凡是能吃的草都让我们给吃了。有个日本同学得了肺病，医生说要给她补充营养。哪里有什么营养？后来我们帮她抓来几个蚂蚱，让她在炉子上烤着吃，想着能给她补充些蛋白质。

 

学校一个舍只有一名中国留学生，其他都是日本学生。我是5寮4舍，3舍也有一个太原来的中国留学生，叫贾瑸。有一次，我看到日本一份报纸上说中国有个叫陕北的地方，在领导抗日。轮到我做饭的时候，贾瑸就来帮厨。就我俩时，我就问她：真有个陕北吗？贾瑸说：有啊，我哥哥就在延安。我俩说中国话，日本同学也听不懂。在满洲，我还没听说过“延安”，到了日本，反而知道什么是“延安”、“八路军”了。

 

1944年，美军开始轰炸东京、大阪、神户。奈良是古城，听说是梁思成对美军说的，奈良是人类文化的遗产，不能炸，所以没炸。但从日本下关到釜山的“关釜联络船”已经被炸沉了好多艘，原来一天两班，不得不改成一天一班。有一天，我忽然接到家里来的电报：“母亲病危”，我一看就吓哭了，什么也顾不上，立马买了船票回了沈阳。

 

回到家一看，我妈好好的。她眼看日本要亡了，怕我在日本被炸死，让我回家。

 

“八·一五”鬼子投降，我感觉像做梦一样。一天要问我妈好几遍：“妈，鬼子是投降了吗？”我妈说：“你自己掐掐腿疼不疼？”我掐掐：“疼。”隔一会儿又问：“妈，鬼子是真投降了吗？”就像在梦里一样。

 

日本统治了满洲14年，杀了多少中国人？平日里多少耀武扬威？咱中国人就是满洲国的下等人，看到日本人得90度鞠躬，他日本人才是上等人。可日本一打败，日本人看到中国人，他低头鞠躬了。那时我妈对我说的话，我到现在都记得：“一个人啥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国家！国家绝对不能亡，国家亡了，老百姓就连狗都不如了。大街上的狗，你踢两脚还有人不让呢。国家亡了，日本人一刀把你砍了，谁敢说个不字？”

 

你问我什么叫“亡国奴”？就是整天担心吊胆过的连狗都不如的日子。

 

文汇报记者 郑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