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大学系统的青年学者在中心讨论中国问题。 本报记者 姜澎 摄

■本报首席记者 姜澎

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可说是中国月。在前不久结束的复旦-加州大学青年学者论坛上，来自复旦大学和加州大学系统10个校区的青年学者，就“中国治理”问题进行了深度研讨；上海-加州创新论坛也刚刚降下帷幕；此前一个月，复旦大学副校长林尚立教授与美国前助理国务卿、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谢淑丽教授关于中国国家治理新议程的对话，也吸引了数百名听众。

这些活动都依托于同一个平台：坐落于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的复旦-UC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该中心成立于2012年，现在不仅成了中国学者在国外研究中国问题和国际问题的平台，也成为外国学者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平台，它也是中国高校在海外设立的第一家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让全球学者共同研究当代中国

“长久以来，中国和美国的学术界交流都是单向的，很多中国学者比较了解美国的学术研究，但美国学者对中国学者及其研究的了解却很少。”复旦-UC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合作伙伴白建国告诉记者，这个中心的工作，就是让美国学者乃至全世界的学者更了解中国学者的中国研究。

成立近3年的复旦-UC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是加州大学历史上成立速度最快的学术机构。早在2011年初，复旦大学和加州大学就开始筹备，希望两校可以合作主持一个平台，让全世界的学者都可以共同研究当代中国。当年8月，这一方案就由UCSD的全球政治与策略学院(GPS)院长郭霈德教授提交给加州大学总部。

仅仅两个月，加州大学10个分校就完成了讨论并投票通过了方案。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校长普拉蒂·霍斯拉教授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一般来说，整个加州大学体系要和海外大学合作，往往需要长达两三年漫长的讨论、投票。但当代中国的研究实在太重要，而美国对于中国研究的了解也实在太少。”

圣地亚哥分校集中了美国研究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学者。被评为美国智库人物的“十大中国通”中，有两位在该校任教，一位是著名政治学家谢淑丽,曾于1971年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还有一位是著名经济学家巴里·诺顿，他的著作《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必读书。

建立了一个重要对话机制

正在GPS读博士的美国学生沈岱波几乎中国中心每场活动都必参加。她正在进行印度和中国的空气污染治理比较，“研究后才发现这两个发展中大国走的是完全不同的空气治理之路。”沈岱波说。

她研究两国的环保数据发现，印度的环境质量一度非常糟糕，2001年规定公共交通一律不用石油制品后，空气质量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善。但2008年后，印度的空气质量又开始下降。然而，中国的大城市虽然空气质量改变的进程缓慢，但却在持续改善。“印度和中国的人口占了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研究比较两国在污染治理方面的政策，对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都非常有意义。”

“在这里从事研究的学者，不仅有美国本土的中国研究学者，还有来自中国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中国社科院的学者。”复旦大学在中国中心的访问学者熊易寒副教授说，“在这个平台上，学者们可以从国际视角来研究当代中国的各种现象和问题，而且合作提高了主流社会对中国学者和学术的认知度，来了以后视野更开阔了。”

在这里，每周都有一次专题研讨中国的学术午餐会，而且每周主题不同。加州大学莫塞德校区的青年学者黄海峰教授在中心的两个研究课题刚刚被政治学领域最顶尖的杂志录用，其中一个是就公众对外国的认知如何影响对本国的看法，比较美国和中国的差异。其研究调查发现，公众对外国政治了解状况并不影响对本国的看法，而对外国社会经济情况的体认才会影响对本国的评价。尤其是高估外国的情况下，会使民众低估本国。他的文章之所以会被顶尖杂志录用，是因为这些问题不仅在中国存在，也是很多国家共有的问题。

郭霈德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个中心最重要的是建立了一个对话机制，在国际化发展的情况下，不同国家面临的问题其实有很大的一致性。比如经济和社会均衡发展的问题，不仅中国有，美国也有。大国共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对全世界不同的国家都会有现实意义。”

判断标准不再那么单一

如果说连续在两届政府中任职的谢淑丽和巴里·诺顿是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最了解的人，那么圣地亚哥校区的社会学家赵文词教授，应该是对中国社会最了解的美国人。被中国学者称为“老赵”的赵文词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在过去三十年间曾无数次来过中国，开展教学以及社会调查。今年他将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纽约大学、乔治城大学的学者一起，在中国联合进行“中国人的幸福感研究”。

不论是对于中国学者还是海外学者来说，复旦-UC中国中心都提供了一个平台。熊易寒说，西方学者的知识背景、学术训练和政治态度、看问题的视角，都与中国学者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学者判断政治确实是以美国为标准的，但是有了中国学者加入后，将会逐步使得这些判断标准不再那么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