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地方较高级别官员的离职，让公务员辞职“潮”再次成为话题。

公开消息显示，今年以来，上海至少已有3名厅局级官员辞职，除了上海，北京亦有部委人士辞职的消息不断被曝出。

而尽管如此，多位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地方公务员表示，与1992年及2002年前后的两波官员“下海”潮相比，目前的情况尚不能称为“潮”。毕竟，相较于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公务员辞职案例仍不多见。

而在离开体制的人群中，体制外提供的更有竞争力的薪资成为主要因素，更好实现个人价值等主观因素并存。

一线城市公务员辞职相对较多

“现在不想辞职了，辞职也不知道能干什么。”中部某省会城市公务员张正（化名）告诉记者，他进入公务员系统已有六年。

与身边的同龄人工作六年后收入翻番相比，六年间工资收入共计400元的上涨幅度远低于预期，且张正所在的单位近两年来隐性福利收入几乎被“砍光”。

与张正同在一个城市，方志远（化名）是当地省直机关的一名处级干部，他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单位有公务员离职，但不是很普遍，且大多是家庭原因。真正离开体制进入市场的几乎没有，至多也是到机关下属企业任职。“这种去企业任职，恐怕应该算提拔重用了。”

而在上海，则是另一番景象。

3月19日，浦东新区原区委常委、副区长卫明离职；7月9日，浦东新区原副区长丁磊离职；7月2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陈凯的名字从外办官网上消失。这些高级别官员的离开，引发外界极大关注，而他们的去向，也备受关注。

与二三线城市厅干热衷于去体制内企业不同，这些一线城市高官的去向多为外企或民企。而大概率上来看，这些离开体制的官员，一般去的都是专业或者行业对口的相关公司、企业，此外，前几年的房地产行业和近年来的互联网行业也吸纳较多。

例如，去年5月，国家质检总局原新闻发言人陈熙同出任某公司公司副总裁。

与金融相关的企业更为多见，如体制内的杭州银行前行长俞胜法出任阿里巴巴网商银行行长，据公开报道，上海外事办前副主任陈凯此次去职后的去向也可能是一家从事互联网金融的民营金融机构。

沪上某大型商业银行内部人士告诉记者，他们接纳处级干部的标准是年薪60万，厅级干部明面上是200万，只多不少，这比体制内收入高出数倍。

在上海市级机关上班的李青（化名）对身边的离职情况有一定的观察，他告诉记者，一线城市公务员离职主要有三种：已经拥有一定地位的领导干部离职（以处级干部和副局级干部为主）；拥有专业技术的基层公务员离职；入职不满五年的基层公务员离职。

在他的身边，就有掌握相关资源的处长离职创业的案例。但李青仍认为，在他所在的部门并未形成所谓的“辞职潮”。

以上海为例，2014年全国两会上海代表团审议两高报告时则指出，5年来，上海法院每年平均流失法官67人，2013年达到了74人。而另据上海市高院统计，2014年上海流失的法官人数增加到了86人。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越是一线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公务员的“出口”会比较多，选择的机会较大。二三线城市公务员出口比较少，更主要还有一种社会评价机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