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的今天，加害者三尾丰（左一）在哈尔滨向受害者遗属王亦兵（右二）谢罪。

■本报记者 赵征南

直至今天，年近九旬的王亦兵依然清晰记得20年前的场景：1995年7月31日，曾将他父亲和堂兄送往七三一部队的原大连宪兵队曹长三尾丰，在哈尔滨向他谢罪。可他现在依旧不明白，为何日本老兵都承认了罪行，日本政府却不愿向他们这些受害者遗属谢罪和赔偿。

“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收集并整理了超过100小时的日军老兵关于七三一部队的证言。”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负责人杨彦君说。近日，黑龙江省文物部门又完成了对七三一部队遗址细菌实验室及特设监狱、锅炉房、回水池、动物焚烧炉及部分细菌弹壳厂的调查勘探与发掘，出土战争遗物1000多件。杨彦君认为，只有获得更为全面的七三一部队犯罪事实，才能给日本政府更大的压力，早日给受害者及其遗属一个交代。

无论多难都会把官司打下去

1943年10月，三尾丰在天津将抗日情报人员王耀轩、王学年逮捕，刑讯逼供后，亲自将两人“特别移送”到石井部队杀害。“特别移送”是日军宪兵队及七三一部队内部使用的专有名词，被“特别移送”的人，经过秘密审讯后，不经法庭审判，“移送”的去处只有一个，就是石井的七三一部队。从进入七三一部队驻地开始，他们就不再有名字而只有编号，被称为“马路大”。在那里，他们被当作“实验材料”。

之后，王亦兵母亲一人带着四个孩子艰难度日，甚至靠乞讨为生。王亦兵15岁就去当童工，尚未到结婚年龄的妹妹草草出嫁，一个家庭就此支离破碎……

三尾丰于1956年被特赦回国，与其他被赦免的日本军人一起，成立中国归还者联络会。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他在哈尔滨向已定居沈阳的王亦兵谢罪。“当时，三尾丰一副干瘦的骨架，两只眼睛深深地凹陷在眼窝里。他向前走了一小步，捣蒜般地连连鞠躬。理智还是战胜了情感，我对他说，罪恶是抹杀不了的，希望你言行一致，做一个有益于中日友好的人，切不可口是心非。”王亦兵回忆说。

后来，三尾丰还作为王亦兵起诉日本政府的证人，参与诉讼。不过，尽管1999年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承认了七三一部队非人道的迫害事实，但以“国家无答责”为由，驳回了王亦兵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的要求。为了还爷爷、父亲一个公道，王亦兵之子王晓光扛起了继续诉讼的重任。他坦言，受害者及遗属对日诉讼要坚持下来很不容易。但无论有多难，他都要和其他受害者遗属一起，把官司打下去。

毁灭罪证的第一手证据现身

杨彦君向记者罗列了他所掌握的七三一部队犯罪证据：保存较为完好的七三一部队遗址，特别是“四方楼”、焚尸炉、结核菌实验室旧址等，直接证明了七三一部队的性质、规模、功能等；其次，目前他已收集100多个小时与七三一部队有关的日本老兵口述视频，这些供词是来自加害者方面的证据；再者，中国受害者及其遗属的口述证明；第四，七三一部队留下的人体实验遗物和后续危害；第五，被七三一部队强掳的中国劳工的证词；第六，从日方获得的档案；最后，还有因战后美日的秘密交易，存于美国档案馆的英文档案。

通过对七三一遗址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察，杨彦君认为，此前很多学者认为七三一部队只是从事细菌实验和细菌战研究，而将其称作“七三一细菌部队”，这是不全面和不准确的。七三一部队既进行生物实验，又从事化学实验，遗址核心区周围的瓦斯实验室和瓦斯储藏室旧址是七三一部队进行毒气实验的直接证据。同时，美国解密档案中关于七三一部队进行毒气实验的记载也补充了以往史料的不足，进一步认定了其从事化学战的罪行

杨彦君告诉记者，对“四方楼”的发掘，获取的信息最为丰富。该区域位于遗址核心区南部中央，呈长方形分布，总占地面积超过15000平方米，由细菌实验室、特设监狱、中心走廊及四个庭院构成，是细菌实验和罪行实施的要害区域。研究人员从遗址的排水管线中发现了大量玻璃器皿残片，还发现了烧杯、导管、注射器及近百个装有液体的瓶子，部分瓶体上隐约可见“毒”字。

此次发掘中，研究人员还找到了日军炸毁“四方楼”的爆破穴点和焚烧罪证的灰坑。1945年8月，日军撤退前曾匆忙就近销毁实验设备，并将细菌实验室炸毁。专家认为，爆破穴点和焚烧灰坑的发现，是日本侵略者毁灭犯罪证据的直接证据，是无可争辩的第一手例证。

“七三一部队在特别军事区域建有三座焚尸炉，不仅数量多、规模大，而且都位于本部核心区范围内，这充分说明了七三一部队频繁使用人体进行细菌试验、毒气实验以及秘密销毁‘实验材料’的历史事实。”杨彦君说。

（本报哈尔滨7月30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