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红顶中介”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主要原因如人们形象比喻的那样：“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如此“四子登科”的“红顶中介”既影响政府依法履职，又损害社会公平正义。攻克“红顶中介”坚硬的堡垒，才能真正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转变好政府的职能

国务院将清理部委“红顶中介”作为今年一项重要的工作，以真正落实和巩固审批制度改革的成果。“红顶中介”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主要原因如人们形象比喻的那样：“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如此“四子登科”的“红顶中介”既影响政府依法履职，又损害社会公平正义。攻克“红顶中介”坚硬的堡垒，才能真正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转变好政府的职能。

政府改革的逻辑起点是打破权力的垄断性

“红顶”本义是旧时代高官帽子的颜色，是权力的象征，但它往往用于转义，即意谓具有官方坚硬的背景和靠山。在传统社会中，朝廷、官员可以“通吃”社会各方面的资源。“红顶商人”的说法广泛流传于近代社会。而“红顶中介”的说法仅起兴于近年，指的是与政府权力部门，尤其是审批权力的部门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中介组织。计划经济时代只有“红顶”没有“中介”，这个“红顶”全然不同于旧时代，那是在“父爱”式价值理念的指导下，试图通过构建全能型政府对公共产品和公共事务进行有计划、均衡式的配置，像中介组织这种社会性力量根本没有生存的空间。因此，改革开放以后，政府率先进行自身革命，首先是要破除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全能神话，将大包大揽的无限政府改变为恪守权力边界的有限政府，该管的就管，不该管的就要退。

政府改革的初衷是“红顶”不“顶”，中介“出彩”。政府历次机构改革的主要目的精简机构和转变政府职能，一方面是裁减政府冗员，提高公务人员的素质和能力，甩掉“吃饭财政”的重负；另一方面不断将政府职能转变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上来。总的来说，政府改革的逻辑起点是打破行政权力的垄断性，在权力的多少上做“减法”，而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在市场作用上做“加法”。虽然知易行难，但是政府自身的革命还是一步步取得了进展，中央政府部门从曾经的100多个逐步减少到40多个乃至于目前的29个。“红顶”不“顶”不仅成为一种共识，而且转化为有效的改革行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公权外溢”致使中介并未真正“出彩”

客观来看，“四子登科”的“红顶中介”显然深深地烙有时代的痕迹。随着市场经济和改革的不断深化，人们越来越注意到，“公权外溢”致使中介并未真正“出彩”。

其一，“二政府”变成了“红顶中介”。伴随着机构精简和职能改革中一些计划性强的工业专业经济部门被撤销，为了减少改革的摩擦成本，原本设想要建立竞争性、独立性、公正性的行业协会，成为了政府机构分流人员的重要去向，换言之，为了照顾分流人员的感受，有意无意地将一些政府权力留在本不该留的中介组织，或者是不很坚决地打造本该属于中介组织竞争性、独立性、公正性属性，而使这些组织具有相当大的非竞争性、依赖性、权力性。这些中介组织想方设法增强权力影响力，有的请现任官员兼任领导职务，尤其是力邀一些老领导在协会中担任要职。这种“公权外溢”、“长尾效应”很容易使得权力在资源配置中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使得这些行业协会和政府部门没有什么区别，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蚕食着“红顶”不“顶”的改革初衷。

其二，随着改革深入，政府部门本身设立“红顶中介”的情况在减少，然而并不少见的是政府部门利用手中的权力指定中介服务机构，表面上照章办事，实际上彼此之间“心照不宣”，以期权力和利益“共谋”与“共赢”，而企业和个人并未在审批制度改革中得到“红利”。对于政府权力部门来说，除了获得利益之外，说到底还是舍不得权力旁落。对“红顶中介”来说，拿到政府的尚方宝剑，就能坐收高额利益，这样的“好事”自然求之不得。因此，尽管多年来，针对“红顶中介”乱象的治理一直在持续着，但是或收效甚微，或整治过后死灰复燃。

重服务轻权力必将成为政府的价值理念

近几年来，各级政府纷纷出台了相应的简政放权、简化审批程序的改革措施，目的是要激发企业的活力，激发市场活力。在发现因为“红顶中介”而使“减负瘦不了身”的时候，国务院果断决定清理规范国务院部门审批中介服务工作，比如针对中介服务事项多、耗时长、设定不规范的问题，提出除依法设定的外一律不再作为审批的受理条件，能够通过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解决的事项不得设定中介服务，严禁将一项中介服务拆分为多个环节，审批部门委托开展的技术性服务不得转嫁为申请人的义务等。除此以外，在破除垄断、切断利益关联、规范收费、实行清单管理、加强监管等方面都提出了非常具体有力的整治措施。我们看到，“红顶中介”正在失去生存的土壤基础，正在面临着一场“生死劫”。这清楚地表明，政府在“红顶”不“顶”的基础上，又向前迈出了很大的一步，重服务而不是权力必将作为未来政府的价值理念。

攻破“红顶中介”这个坚硬的堡垒，真正的价值意义在于：政府不会再在审批中体现权力的“体面”和“尊严”，而是着力在提高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上建立政府的良好声誉。现代社会并不要求社会整体都能够有超值的服务能力，但是要求优秀政府都应该有这种行为，那就是为企业和个人减少时间成本、机会成本和经济成本，争取在速度和方便性上满足公众的需求。超值的服务能力，也是现代政府的社会责任和公德的体现，它是赢得公众信任和合作的前提，其结果是培育和成长出公民的忠诚感。这样就能在政府的带动下，每个组织和个体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职，恪守职业与伦理规范，这个社会也就进入了一个典型的文明社会。

文/沈士光（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