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七年《泗州志》所附《泗州城图》。 (本报资料照片)

 

 

泗州城遗址中出土的瓦当。

 

 

始盛于唐代的“泰山石敢当”。

 

 

泗州城遗址中，处于自然水位的龟趺，憨态可掬。 均本报记者 付鑫鑫 摄

 

寒冬，暖阳，泗州城遗址，蓄水的城池波光粼粼，裸露的城墙、砖石规制齐整。

 

秦汉以降，历朝大体都以府、县两级作为基本的地方政权机构，州作为一种中间建制，数量不多。泗州城即为“州城”，是我国到目前为止唯一一座、经大规模考古揭露、保存较好的“州城”遗址。

 

“泗州”之名，始设于南北朝时期的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泗州城历经四次迁徙：宿预县（公元580-735年）、临淮县（公元735-1680年，今江苏省盱眙县）、盱城县（公元1680-1777年）、虹县（公元1777-1912年）。

 

据《泗州志》记载，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六月，淮河上下游地区连续70天阴雨，黄河夺汴入淮。“淮、黄并涨，有滔天之势”，“六月，淮大溢，外水灌注如建瓴，城内水深数丈，樯帆往来可手援堞口。甚矣哉，官若浮鸥，民皆抱木而逃，自是城中为具区矣……”

 

一座兴盛945年的泗州城遭没顶之灾，至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全城彻底被泥沙埋没。至今，泗州城被完整掩埋地下已逾300年，被称为“水下庞贝”。

 

上月，来自全国各地的文物考古专家、学者汇聚盱眙，对盱眙县淮河镇城根村泗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工作进行研讨，一大批珍贵的文物得以“重见天日”，“水下庞贝”的神秘面纱由此揭开。

 

僧伽，唐初西域何国人。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在泗州普照王寺（又名大圣寺）弘法，声名远播；次年，应召入长安，后被封为国师。唐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僧伽坐化于长安荐福寺。

 

传说，僧伽圆寂后，整个长安城弥漫着一股异味。唐中宗百思不得，有人点拨说，可能僧伽大师想回泗州。唐中宗从其所愿，敕令造灵舆奉全身归葬泗州城。就在唐中宗下令的一刹那，长安城顿时异味全消，芳香四溢。随后，唐中宗亲率文武百官恭送僧伽出长安，送葬队伍绵延百里。

 

泗州百姓为迎接僧伽，在南门与西门之间又特意开辟了一座城门，并以芬芳的鲜花铺地，故名“香花门”（后更名为香华门）。泗州城内，敕建13级宝塔，名为“僧伽塔”（元代称灵瑞塔），塔高300尺，塔尖镶有水晶球，塔身覆铜瓦，塔内供奉僧伽真身，尊为“泗州大圣”。

 

“由此可见，在唐代，僧伽就是一个备受推崇的得道高僧。到了宋代，僧伽崇拜更盛。在今天的福建、广东和南洋一带，僧伽崇拜依然兴盛。”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林留根接受采访时说，当然，僧伽崇拜，只是我们在考古发掘中，再现泗州城文化的一小部分。

 

谜一样的存在

 

在泗州城造房子，会挖到墙根子；淮河水位下降，可见城墙出水；挖鱼塘，能挖出砖铺的道路来……

 

泗州城遗址位于江苏省盱眙县西北部淮河北岸的狭长滩地上。遗址东北部为洪泽湖，北有扁担河，南有淮河，面积约2.4平方公里。其中，约1/6的面积处在淮河及其支河的河道里，因淤垫很深，遗址保存状况良好。

 

考古工作进行之前，泗州城对盱眙当地人来说，简直是个谜一样的存在。农民造房子，会挖到埋藏地下的墙根子；淮河水位下降，南面城墙头会露出来一段；百姓挖鱼塘，挖着挖着，就挖出一条砖铺的道路来……

 

2010年11月，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启动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二期文物保护控制性项目——泗州城遗址的考古工作。通过历时半年的实地踏勘走访、查阅文献资料和钻探工作，确定了遗址的范围，包括内、外城墙的位置、宽度等，并发现多处遗迹现象。

 

2011年4月，南京博物院在遗址西部进行第一次发掘，发掘面积2000余平方米。2012年，开始大规模发掘，经探方发掘和后期的扩方，发掘面积已达2万余平方米，对泗州城遗址的地层堆积情况有所了解，清理出大量的遗迹和文物，并将整个遗址进行分区。

 

“一开始，从哪儿发掘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林留根说，“泗州城总面积2.4平方公里，形态是个椭圆形，像个乌龟壳，取‘龟能浮水’之意，表达了饱经水患的泗州百姓一种美好期许。我们当时就想到，先看看香华门。”

 

据《泗州志》云：泗州旧有东西两城，皆土筑，明初始更砖石为之，合为一城，汴河径其中，周九里三十步，高两丈五尺。泗州城有城门5座，东门有回龙桥，西门有永宁桥，南门仿岳阳楼制，巍然壮观。在南门与西门之间开一门曰香花门，北门名朝阙楼。泗州城诸门皆有水关，西门金刚渡，北门铁窗棂。

 

经考古发掘，泗州城有内外两重城垣，内城垣大致呈椭圆形，东北-西南走向长约2.2公里，西北-东南向长约1.4公里。外城垣形状与内城垣相似。内城垣有五座城门，西门、北门、东门分别位于内城垣的西、北、东部居中的位置，香华门、南门位于内城垣的南部。

 

内城垣发掘共揭露内城墙130米，该段城墙自香华门向西45米后明显向外弧凸，然后折向西北方向，城墙基础部分保持完整，残存最高处1.5米。城墙内外以砖石包砌，中间填筑夯土，城墙宽度不一，基本在8-12米，向外弧凸部分明显较宽。城墙基础保存较为完整，宽9.4-12.3米。

 

对内城墙进行解剖，发现内城墙内部有两期城墙，从遗迹的构筑方式和地层关系推测二者皆为早期城墙遗迹，已发现的有南宋至元代的陶瓷遗物。

 

香华门平面呈长条形，南北长16.4米、内宽3.4米，墙体用石头砌成，外侧包有青砖，垒砌整齐。在对香华门的淤积土进行解剖过程中，发现6条相互叠压的道路。

 

香华门的月城（也称瓮城）平面基本呈圆角方形，南北内长16.3米，内宽12.5-15.8米。月城由月城门及东、西、南城墙构成，北接香华门。在月城内的淤垫堆积土中清理出2座东西并列的灶。在距离月城西壁13.7米处，还清理出一水闸。

 

“月城的造型，在古代非常罕见，技术十分先进。洪水来时，闸门一放，就可将洪水挡在外面，而且有内外两重城门护城，就像双闸门套一样。”林留根说，包括放门闸的槽口也有发现。

 

外城垣发掘了东西长达19.7米的外城墙，城墙南北宽1.2米，残高约0.8米。外城墙主体用石块垒砌而成，石块大小不一、形状不规整，推测建筑过程:先用大石块垒砌墙体两侧外皮，再用碎石填充墙体，石块间用石灰、糯米汁粘合。在城墙垒石下，发现有支撑墙体的木桩。出土遗物较少，以青花瓷片为主。据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判断，外城垣修筑于明代。

 

建筑有皇家敕建迹象

 

大城砖，可与南京城的老城墙相媲美，甚至比明中都（今安徽凤阳，后废弃）的规格还要高。

 

解决城门和城墙的结构问题之后，便是道路问题。经发掘，泗州城内，东门至西门有中轴线，即东西大街。东西大街位于此次发掘区的最南部，大致呈东西走向，揭露出的地面东西长80米、宽3.6米，主要由垫土基础、砖石混筑路面和排水沟三部分组成。

 

东西大街北侧，观音寺遗址的主体布局已基本清楚：揭露部分南北长约90米、东西宽约30米。主要由几部分组成：主干道、第一进院落配殿、第二进院落配殿、第三进院落主殿。从基址的倒塌堆积中，清理出大量生活用品、青花瓷片。

 

尤其在出土文物中，有“观音寺”墨书的红陶罐底，证实其为观音寺。另在出土的陶装饰构件上，刻有“天启四年五月吉担，龙凤，临淮县□人周于礼造”的铭文，可知观音寺建造于明朝天启年间。

 

除了观音寺，在传说中，泗州城还有灵瑞塔、普照王寺更加有名。这些建筑在唐宋明清的文献中皆有记载，体量规制很高，大多为皇家敕建。

 

以普照王寺和灵瑞塔为例。据《太平广记》及《宋高僧传》载，僧伽大师于唐中宗时期在泗州临淮县信义坊乞地施标，因于标下掘得古香积寺铭记和一躯金像，且上有普照王佛字，故于此地建寺。后中宗诏赐临淮寺为寺额，僧伽请以普照王为名，中宗避武后讳，改普光王寺。

 

南宋高宗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金兵南下，普照王寺遭焚毁，唯存塔院基址。

 

元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诏泗州重建普照王寺宝塔，四年七月竣工。“高一百五十尺，基广二十一丈，始以铜为顶，五年成，赵孟頫\奉敕撰”。

 

在泗州城遗址现场，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指着龟趺后面的碑额题刻说：“你看，现在还能依稀辨认得出来——大元敕建，后面几个字是‘泗州普照禅寺灵瑞塔之碑’，史传所言非虚啊。”

 

据《商承祚文集》，元代《重修大圣寺灵瑞塔碑记校正》载有赵孟頫\撰写此碑的拓片：“喇嘛八还奏，开府仪同三司普觉圆明广照三藏师□喇那室利传旨赐塔名灵瑞”，故“灵瑞塔”一词沿用至今。

 

在发掘中，灵瑞塔的塔基最是宏伟。记者在现场看到，现存石砌塔基及残余的部分砖砌塔座，塔基立体呈方形，台明广约38米、深约40米。塔基总平面呈倒“凸”字形，塔基内填夯土，共30层，外围用条石错缝平砌并层层向内叠涩形成收分，每层条石均向内缩进2-3厘米，条石之间用石灰粘结。

 

“从遗迹的地层分析，灵瑞塔在明清时期经过了多次扩建，而且现场发现的建筑构件风格不一，很可能就是不同朝代遗留下来的，比如西塔院可能募修于明万历年间。”林留根解释说，“同时，我们还发现了建造寺院的琉璃瓦、龙纹瓦当等等。另外，从香华门发掘出来的大城砖，可与南京城的老城墙相媲美，甚至比明中都（今安徽凤阳，后废弃）的规格还要高。”

 

繁盛堪比清明上河图

 

据《泗州志》记载，泗州“天下无事，则为南北行商之所必历；天下有事，则为南北兵家之所力争”。

 

实际上，泗州城不仅仅是毁于水，而且也兴于水。公元605年，通济渠（又称汴河）开掘，作为隋唐大运河的首期工程，连接了黄河与淮河，贯通洛阳到扬州的漕运，“枢纽天下、临制四海，舳舻相会、赡给公私”。

 

漕运从南向北走，走到泗州以后，拐弯向西走，往商丘、汴梁、洛阳、长安而去。泗州恰在汴河与淮河交汇处，为加强对汴河的管理、加速物资中转，唐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徙泗州城于汴河口的东岸，即与临淮县城（该地始筑于唐贞观年间，公元704年设县）隔河相望。北宋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徙临淮县治于徐城驿，泗州遂成为跨汴河两岸的重镇。

 

伴随经济重心的南移，泗州城作为泗州州府所在，它注定就是繁华的，以至在南宋之前，有句古语叫“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其中“淮河两岸”指的就是泗州城。

 

鼎盛时期，泗州城中有街道15条、巷道34条、桥梁16座，有州衙、都察院等官衙建筑11处，儒学署和各种书院8处，医学建筑2处，邮传、驿馆等建筑15处，钟、鼓楼各一座，寺、庙、庵、祠等建筑53处等等。城区有居民9000余户、36000余人，房舍密集，交通便利，商贾云集，是一座繁华的“水陆都会”。

 

在唐代，泗州城内的汴河运量年均400万-600万石，宋代则高达600-800万石，同时，客运量也很可观。宋人有诗曰：“官舻客艑满淮汴，车驰马骤无间时”，即是写泗州水陆运输的一派繁忙景象。

 

同时，整个泗州城为中原之襟喉，南北交通之要冲，向西北的陆路现在还保留着13处烽火墩。据《泗州志》记载，泗州“天下无事，则为南北行商之所必历；天下有事，则为南北兵家之所力争”。

 

“早在六朝三国时期，孙权就囤兵于此，南唐后主李煜败走江北，也是在这一带。”林留根说，盛世的泗州，堪比清明上河图里的汴梁，不少文人墨客汇聚于此，留下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文。

 

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在《渡淮》中写道：“淮水东南阔，无风渡亦难。”宋代文学家苏东坡几番路过泗州城，也留有《泗州僧伽塔》等诗篇。北宋书法家米芾道经泗州，曾留有《第一山怀古》：“京洛风尘千里还，船头出汴翠屏间”，赞美泗州环境优美，山水朝拱，风气凝萃。

 

到了南宋，为防止金兵南侵，朝廷打开黄河决口，黄河夺泗、夺汴入淮，造成长期水患，泗州城池危如累卵。

 

到明代，治水专家潘季驯采取“蓄清、刷黄、济运”的治河方针，大筑黄河两岸堤防，堵塞决口，束水攻沙，同时修筑高家堰（即洪泽湖大堤），迫淮水入黄河攻沙。黄河一时趋于稳定，但此后河床不断淤高，黄河两岸决口增多。

 

潘季训被削职后，朝廷特派巡按御史邵陛前往泗州治水，邵陛所筑的邵公堤和保护明祖陵的砖石堤，虽然换来了暂时的太平，但其结局已注定了泗州城难逃淹没的厄运。

 

“泗州城，自宋代以来一直有水患，开始是几十年一次；元代是十几年一次；明清时期，三到六年就发一次洪水。最终，康熙十九年，泗州城一夜沉没于水底，再也没能浮出水面。”林留根不无遗憾地说。

 

再现古代大都会

 

康熙年间，泗州城被洪泽湖淹没以后，历经几百年的泥沙淤积，城内的建筑、设施都淹没于泥沙之下，城内的行政机构、文化教育机构、礼制祠祀场所、商市、居民区、军事机构等都得到了比较好的保存。泗州城考古价值几何，下一步将做哪些规划，与真正的庞贝古城有何异同？针对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的有关专家。

 

考古不是挖宝而是保护

 

“对于城内建筑群的考古发掘，可为研究泗州城的城市布局、明清时期不同性质建筑的规格、布局、建筑工艺，提供第一手的研究资料。特别是灵瑞塔塔基，为研究元代藏传佛教建筑难得的案例。”考古所所长林留根说，“同时，泗州城内汴河的发掘工作，可以为研究汴河的开凿、使用、废弃年代，研究唐宋以来汴河的漕运状况提供实物资料，进而为研究唐宋时期的经济情况提供重要的物质证据。”

 

林留根强调，考古不是为了挖宝，因为泗州城遗址本身就是个巨大的无形宝藏，全景式记录了泗州城的繁华和衰败，见证了经济中心南移的演变历程。泗州城犹如一部卷帙浩繁的史书，需要考古专家、学者们去一一解读。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在城市布局方面，一个典型的古代大都会必定有钟楼、鼓楼、佛塔、寺庙等建筑。当人们听见晨钟暮鼓，心灵可以从中获得宁静。因此，古代的城市建制一定是中规中矩的，不会像现代出现‘大裤衩’之类奇奇怪怪的建筑。”林留根颇为动情地说，“比如说，我们挖出来的剪刀、象棋子、发簪、瓷器、饰件等等，可以帮助我们复原当时的经济、社会、生活以及审美习惯等等。”

 

唤起人类的悲情记忆

 

对于下一步的开发再利用，林留根认为，以今天的专业技术，“只能挖掘到这里，那就挖掘到这里。如果再深入下去，就是对古代遗址的破坏，就像有的文物一出土，颜色就变了，历史价值就降低了。而且，一旦挖完了，历史的遗址在我们这代人就变味了。”

 

挖不是目的，保护遗址才是目的。发掘遗址是为了告诉后人，不能再在这上面修路造桥、盖房子、挖鱼塘。“当然，等条件成熟以后，地方政府也可以一边保护，一边开发和利用。例如，在泗州城5公里的地方，复原一个泗州城，开发一些旅游项目，尝试到‘汴河’游泳。遗址本身，则建成国家级遗址公园，让游客走在废墟中，体验和遐想古城繁华。新城和遗址互为背景，相互映衬，形成景观。在保护的基础上做些开发和展示，相信可以起到旅游开发和教育引导两方面的作用。”

 

对比意大利庞贝古城，林留根以为，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唤起了人类的悲情记忆。同时，泗州城与庞贝各具特色。庞贝毁于火山爆发的一瞬间，具有不可抗性；泗州城虽然毁于洪水，但水患是一个逐渐扩大的过程，其中蕴含了泗州城百姓与自然抗争的人文精神。“泗州城的‘硬件’更大、更多，文化内涵更丰富，为再现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唐宋元明清）的城市构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完整样本。”

 

文汇报记者 付鑫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