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前，159-1期主讲嘉宾
【导读】即将在11月26日本周六下午举办的159-1期文汇讲堂《文明起源：中西比较视域及中国贡献》正在报名中，这一次讲座得到了全国各地听友的关注，除了上海听友外，其余50%按人数多少依次分布在北京、云南、江苏、河南、甘肃、山东、河北、浙江、新疆、内蒙古等。从部分回访中得知，大约有40%来自关联的行业或学业，比如各地考古院、博物馆、遗址管理局，各大高校的文博系、考古系、文旅学院、会展系、地理系、环境考古专业、出土文献专业等。这也应和了考古日益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和全民聚焦点的现状。
为了更好地理解系列讲座的内涵，讲堂将刊发一些预热稿，159-1期文汇讲堂前刊发三篇，分别是陈胜前教授的《考古学家有何绝技？》，李新伟研究员的《在玛雅发掘，遇到中国龙》，王仁湘先生的《中华大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同时，我们还将开设主题微信互动群，在群内分享更多关联资讯。目前尚有少量名额，欢迎有兴趣者尽快报名。（见文末稿件）
《中国文化基因的起源：考古学的视角》作者：陈胜前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4月出版
因为偶然的原因，接受了一位非专业人士的访谈，作为行外人，他们希望了解考古学的思维模式，看看对其他学科有没有启发。他的问题一下子抓住了考古学本质。如果考古学没有什么独门绝活，凭什么可以称为一门学问？问题还有更深层的含义，那就是反思——考古学的思维是否固化，是否存在某些定式？
围绕考古材料的考古学发展史：
金石学-古物学-田野考古方法-考古学文化
每个学科都有思维模式，作为考古学者，我们的立身之本是什么？仅仅考古发掘是不够的，这是技术工人都可以胜任这样的工作。我以前把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当作考古学的宗旨，这个宗旨与历史学是共同的，并没有体现出考古学的特殊性，我们还得进一步去探寻。
我想绝大多数考古学者马上就会想到考古材料，考古学以实物遗存为研究对象，这是考古学成其为一个学科的基础。最早的时候，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侧重研究器物，辨别真伪，判断年代，解读铭文，正所谓“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最终目的如吕大临所言，“探其制作之源，以补经传之闕亡，正诸儒之谬误”。
西方近代兴起的古物学开始注意出土物的共存关系并器物形制的演变，从而把人类的史前史划分为石器、青铜、铁器三个阶段，也就是著名的“三代论”，它开启了通过古物来构建史前史的先河。
后来，为了更好地了解共存关系与器物演变，在近代古物学的基础上发展出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形成田野考古方法，再后把一定时空范围的有共同特征的遗存称为一个考古学文化，用以代表特定的人群。至此，考古学有了自己理论、方法，再加上之前已经建成的近代博物馆以及相关社会实践机构，考古学正式形成。
其后，发掘方法日渐规范与精细，材料分析的手段也越来越多，博物馆、考古公园等相关文化设施也越来越多。简单地回顾一下考古学发展史，不难发现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的确都是围绕考古材料展开，所谓考古学的思维模式也只可能来源于此。
典型的中国考古学：
文化历史考古范式，“要多摸陶片”
如果有机会与典型的中国考古学家聊天，的确是能够感受存在某种统一的思维方式的。这里所说的“典型的中国考古学”主要是指新石器-夏商考古，历史时期考古因为受文献影响太大，以至于不那么典型；旧石器考古则是因为受到自然科学影响太大，也不那么典型。我曾经著文分析过三个分支之间的关系，典型的中国考古学中形成了文化历史考古范式，其中包括完整的概念纲领、支撑理论与实践体系，并对另外两个分支产生了强大的影响，虽然于这两个分支而言，典型的中国考古学中流行的“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并不怎么适用。
典型的中国考古学家会非常关注陶器的形制与纹饰，注意它们可能受到的文化影响及其渊源流变，通过它们来了解不同地区古代人群的关系：人群迁徙或是文化传播。以遗存特征的异同来追溯人群之间的关系，在没有文字材料的时代，是一种不得不的选择。参与这方面探讨的研究者，需要非常熟悉考古材料，按苏秉琦的说法，要多摸陶片，形成感性与理性统一的认识。按照这种考古学的思维模式，你可以把握史前遗存的时空范围，能够大致体会到不同地区文化影响力的强弱。
过程考古学：
更科学，更人类学
就我个人而言，受过程考古学的影响比较深，思维方式有所不同。过程考古学有个经典的信条，“更科学，更人类学”，就是尽可能采用科学的方法，重建人类学式的人类过去。
所谓科学方法有两层意思：一是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一是在一般意义上采用科学方法论。前者的使用比较普遍，不同考古学范式都有这方面的主张；特殊的是后者，它意味着考古学研究要采用类似自然科学的结构，探寻事物背后的机制与原理。
所谓更人类学，它与更科学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是要尽可能了解更多人类生活，另一方面要了解人类文化适应的机制与演化规律。
微观考古学如刑侦，基于有限材料重建过去
宏观考古学如人类学，探讨暗含的社会机制
正是受到过程考古学的影响，我把考古学推理分为两个类型，一个可以称为微观考古，它非常像是刑侦工作，考古研究者需要根据考古现场的状况尽可能重建过去发生的人类行为。除了精细的发掘、多学科的分析，还要基于中程研究（民族考古、实验考古等）提出合理的假说，然后进一步验证。就这个方面工作而言，它区别于文化历史考古的地方就在于中程理论。过程考古学认为考古材料是零碎的，我们不可能都找到如庞贝古城那样完整的材料，因此非常需要可以用于参考的框架（基本结构与过去类似，具体细节不论），从而把零碎的材料拼接起来。因此，中程理论研究越成功，就越有可能基于有限材料准确地重建过去。
当然，过程考古学并不满足于仅仅重建过去人们的行为，比如知道了工具的功能、遗址中曾经有屠宰动物或是分享食物的行为，过程考古学更希望了解这些事实所代表的意义，在人类文化进化、文化适应、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意义。这就需要考古学推理的另一个类型，我称之为宏观考古，它更像是人类学或社会学，从众多现象中探讨背后暗含的文化或社会机制。
比如说我看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的考古材料，它出自三个文化层，分别属于裴李岗文化、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期、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段。通过石器组合、动物遗存特征、遗址结构，我看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段的狩猎采集者过着高流动性的生活，但是在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人们的流动性明显降低，石器中更多采用当地的原料，加工更加随意，同时耐用的大型工具增加，如此等等。
从狩猎采集者的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来说，我们知道流动性是狩猎采集者赖以生存的根本策略，流动性的丧失正是走向农业起源的关键一步。我从考古材料中看到了文化适应的重大变迁。过程考古学的思维模式是由微观而宏观的，由具体到理论，正所谓管中窥豹，它之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因为在研究考古材料的同时，它还会从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出发，还会参考中程理论。形成微观与宏观结合、三条推理（演绎、归纳、类比）路径同时并用的研究模式。
后过程考古学：
从内部以切身体验方式去理解
过程考古学走的科学道路，但是考古学最终研究的还是人，还有社会。后过程考古学提出，人不仅仅只是一种被动适应的动物，人有能动性，人会改造事物，以实现自己的目的，最终形成人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客观外在的世界，而是一个人长期参与并不断赋予了意义的世界。一草一木都是有意义的，松竹梅，岁寒三友，是中国人砥砺品德的伴侣。无疑这些意义是历史的，也是情境的，它属于中国文化。在紫竹院的桥亭上看到对联上写着“竹本无心节外偏生枝叶”，意义是多重的，不同情境中的表现可能不同。
后过程考古学不再把考古材料看作客观实在之物，而是被赋予了文化意义的物质，赋予意义的过程往往与社会矛盾密切相关，试图消弭或掩盖某些矛盾。由此，后过程考古学会关注社会政治方面的内容，不仅是关注过去的，而且关注考古学与当下社会的关系。社会政治内涵无疑是非常丰富的，阶层、民族、宗教、性别、年龄等等都可能切入其中，构成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后过程考古学的思维模式是人文主义的，它强调理解，从内部去理解，以切身体验的方式形成共情式的理解。相比与过程考古学的解释来说，理解，设身处地的理解显然要更加深入。
三种模式交互的考古思维：
社会、文化、历史角度最终理解“人”
三种思维模式不是对与错的关系，它们在考古学研究中都会用到。三者的出现前后相继，后来者是在前者基础之上的拓展，考古学总是想尽可能探索更广阔、更深入的内容，获得尽可能可靠的知识，尽可能更有利于当代社会。三种思维模式都服务于这样的目的。
三种思维模式如此不同，以至于我们都禁不住怀疑，考古学是否有属于自身的思维模式。思维模式都产生分化了，怎么会没有属于考古学的模式呢？考古学最基本的思维模式还是围绕物质遗存展开，不论是哪一种模式都离不开这个中心点。
考古学家就是能够从残碎的物质材料中发现历史的人，这是考古学家的绝技，为此他们训练一系列的技巧，如石器考古、陶器考古、墓葬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如此等等。当然，特别需要提醒的是，考古学家之所以能够大海捞针、沙里淘金，是因为他们心中有大海、有金子，这也就是说，他们本是就是了解历史、社会、文化的人，从材料到理论，从理论到材料，这两条基本道路是三个模式都共有的，前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后者是次要方面，两者相辅相成。
考古学的思维模式类似“格物”，考古学家会站在一件古代器物或遗迹前，反复观察，细心琢磨，了解它的特征、功能、性质；还会心游万仞、浮想联翩，发思古之幽情。这里考古学的思维方式是思与情的结合，是逻辑理性与感性体验的结合。简言之，考古学的思维模式是立足于物质遗存的进行推理的同时，从社会、文化、历史等角度进一步理解物质遗存的意义。之所以必须这么做，因为考古学家是要通过物来研究人本身。忘记了人的考古学研究就只是材料与技术层面的，忘记了物的研究，考古学研究就丧失了根本。
（李念摘编自《中国文化基因的起源：考古学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4月出版 原题为“考古学的思维模式”，大小标题为编辑所加，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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