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全球数字金融发展与治理”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办，线上线下近80人参与

疫情后，腾讯公司第一笔普惠金融发放的对象是一位日夜奔跑的卡车司机，只要微信上传执照照片即可获得；从45万各国人群调研数据得出：中国信息与通信技术在“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取得正相关的减贫效应，每扩大一个百分比的市场份额，减贫效果将提至11%；

可见，数字金融在提升普惠金融的效率和覆盖面，从国内延展至国际，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抓手。

2022 年全球独角兽榜显示，全球独角兽的行业分布中，金融科技行业共有 169 家排名第一。全球榜的前十中，金融科技企业占据了四个席位。

可见，由金融科技支撑的数字金融将成为未来大国竞争的新赛道。

9月18日与会线下嘉宾合影，第一排自左向右：刘涛雄，王金龙，彭刚，屠光绍，尚福林，陈小工，阎学通，薛澜，乔依德

日前，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社会与金融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九届国际金融30人论坛“全球数字金融发展与治理”研讨会上，论坛顾问委员会主席尚福林等与近30位专家闭门深入研讨切磋。在地缘政治变化下，全球数字金融发展有何最新态势？我国数字金融在促进普惠金融、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地位、提升国家竞争力与话语权上取得怎样的实践成果？数字金融这一新事物的监管与创新、自力更生与国际合作的动态平衡治理上如何把握？既有未雨绸缪，也有应对深化，关联领域的学者为探索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献计献策。

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致辞中，从独角兽企业占比指出金融科技的重要性

全球发展新态势：数字金融是未来大国竞争新赛道

“要放在全球数字金融转型大浪潮中看我国数字金融的发展，数字金融是全球金融的新赛道，是未来大国竞争的重要内容。”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原常务副市长、国际金融30人论坛顾问屠光绍为议题定了经纬坐标。学者们展示了全球的发展现状：数字金融创新方向、数字货币推动实体经济的可能性、产业链变迁新态势。

屠光绍致辞为研讨会议题确定国际视野

*全球数字金融创新三大方向

蚂蚁集团研究院院长李振华用详尽的数字介绍了全球数字金融创新的三大方向。

首先，快速的数字支付系统已成为海外60多国“新基建”，各国不仅赋能非银行机构，而且美英印和新加坡等央行还加大开放银行支付系统，东南亚已率先实施二维码和支付系统的互联互通。第二，银行科技服务数字化显著，北美已经形成嵌入银行业务流程、多层次SaaS服务生态。第三，金融数据融合路径多元化，海外金融机构在数据融合上已有较多经验：API聚合平台兴起，MyData成为政府主导数据分享的可行路径，数据经纪商为数据分享提供多元渠道。

李振华详尽介绍了全球的数字金融的新方向

*三种数字货币对国际货币影响

热热闹闹的数字货币目前究竟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有何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国际金融30人论坛成员张明认为，数字货币只能在边际上增强货币竞争力，真正决定货币竞争力的因素仍然是传统的实体因素。但是，目前的以比特币为主的加密货币、稳定币和央行数字货币核心区别是去中心化程度不同，它们在国际金融中有着各自的长短。加密币波动大难以形成替代更多作为投机资产存在，但其底层区块链有较广的运用前景；稳定币在货币发行权上存在瓶颈但是值得探讨的一种模式，如果由国际金融机构发行将会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央行数字货币具有主权货币性质，虽然国际化存在有困难，但如果e-CNY能和一带一路、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结合可以缓解潜在的制裁冲击。

值得重视的是，一旦美联储重视央行数字货币发行会加固美元的国际地位。

张明分析，如果由国际金融机构发行稳定币会有现实意义

*全球价值链变迁调整中的机遇

就金融科技对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变迁调整作用，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院长、教授殷晓鹏分析，在2000-2016年间，全球价值链已形成了以中、德、美为主体的全球生产分工体系。2017年后，全球价值链出现“短链化”、“区域化”和“扁平化”态势，总体平均生产长度数值呈现下降，布局更偏向于要素富集趋势，这就给了中小企业提升参与度的机遇。

近期，世界政治力量的变化和全球经济秩序的调整出现了这样的新趋势，一是产业链的重构根本依靠科技，所以需要金融的持续投入，即便英美的一级市场已无法成为全部支撑载体，吸引大量基金组成二级市场迫在眉睫，二是随着数字贸易的发展，海外营销市场的成本在下降，因此，产业链的扁平化使得各国中小企业机遇增多，不仅能使消费者受益，也可有效对冲疫情下产业链重构的随机冲击。

殷晓鹏认为，二级市场支持产业链、中小企业机遇增多是金融科技对重构产业链的最大影响

中国实践和对策：普惠金融、科技自主度、资本新方向

从中国对数字金融的实践而言，广泛地体现在普惠金融的提质上量扩面，数字产业链发展建构、科技自主度的各方提升，资本对专精特新企业的拥抱等领域，实践中也产生了诸多建议。

*加大普惠金融核心在提升数字化

“加大普惠金融投入，服务于小微企业，有利于稳住市场主体，而提升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结合的数字化手段可以提升普惠金融的效率、降低成本、增强风险预警能力。”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原中国证监会主席、国际金融30人论坛顾问委员会主席尚福林在致辞中举例，20多年前在解决千年虫问题时，各大银行曾投资重金搭建了电子支付的基础设施，为今天风生水起的数字金融提供了物资基础，足以可见金融科技的重要性。

2022 年 6 月末，全国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是 55.8 万亿元，约占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27%。其中普通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是 21.8 万亿元，同比增26%。“当前形势下，进一步提升金融数字化水平是大势所趋。”

尚福林致辞指出，普惠金融的根本是提高数字化水平

*中国ICT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减贫

而中国银行执行董事、副行长、国际金融30人论坛成员王纬也带来了实践中的初步成果：多元化渠道多样化服务已形成；挖掘客户生命周期场景，打造普惠金融社会去；与智能服务匹配的管理使得普惠金融自动化程度更高、韧性更强、风险更可控。

广西大学副校长、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国际金融30人论坛成员田利辉给出了一组令人惊讶的数据，让与会者颇为欣喜。他的团队搜集了45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群数字，多方比对得出，进入170个国家的中国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产业成本低廉，容易获得“技术可得性”，对沿线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减贫呈正相关关系。

“在非洲，一个中国产的基础手机只卖8美元，福泽广大人群。”据论证，中国的ICT产业每扩大一个百分点的份额，减贫效应就能达到11%，民众会以开账户储蓄、用以教育等方式来减贫。“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这样可触可摸可见。”

田利辉带来令人惊讶的数据

*科技自主度可增强本国货币实力

科技创新影响着占比较高的国际服务贸易，最终影响货币国际化。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小全，以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拓宽科创企业融资渠道弥补标准化市场不足，科技服务有效发力反哺金融能级突破提升为例指出，以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金额占知识产权进出口总额作为科技自主度的衡量，是传导的重要渠道。科技自主度对货币自主度影响更大，直接可增强本国货币实力。

而研究数字技术专利的上海银保监局一级巡视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国际金融30人论坛成员张光平，分享了我国数字技术自主度在十年内已有显著提升，到达25%的信息。

周小全和张光平从不同角度指出科技自主度的重要性

*资本追逐二三线“专精特新”公司

科技快速迭代将中国产业从大型集约化推向“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培育新的隐形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张军调研发现，我国的PE、VC投资基金规模和增速均很高，大额的融资案例都集中于硬科技领域，资本正下沉到二、三线城市追逐“专精特新”公司，这些公司未来将成为在产业链升级的重要力量。同时，政府的引导基金也在推动资本往这些领域集中。“全球十大动力电池中，有六家中国本土电池企业。”

张军分享调研新发现，资本下沉到二三线城市的专精特新公司

*我国数字产业链已在全球并跑

我国在全球数字经济领域已处于并跑地位的数字产业链，正面临数据要素市场机制及数据安全流动规则供给缺失等挑战，浙江大学副校长、教授黄先海给出建议：一是实施智能型数字基座建设，包括适度超前谋划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实施稳健型数据枢纽政策，以数字确权为核心，他提出依据“有限比例原则”探索确权战略，完善数据的定价、交易与配置，建立数据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强化数据生态建设，推行有管理的数据跨境自由流动。

三是实施赋能型数字链主政策，培植广辐射、强赋能的全球数字产业链平台链主。四是实施阶梯型数字知识产权政策，以数字知识产权制度和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催生数字产业链技术追赶与换道超车。五是实施孪生型数字市场政策，数字产业链化和产业链数字化相互统合，拓展数字化纵深和产业共生，构建中国数字化统一大市场。

黄先海提议要构建中国数字化统一大市场

上图：肖耿和朱红军分享案例；下图：山东财经大学校长赵忠秀带来传统产业转型案例，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段鹏探究国际传播

更多的案例被分享。研讨会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与实践研究所所长、《香港国际金融评论》总编、国际金融30人论坛学术委员肖耿提出了港币是离岸人民币，它的“一币两市”可以成为人民币和港币在双循环衔接的制度创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周铭山以城商行的数字化探索为例，提出抓住数字化转型机会，让差异化成为护城河，促使百花齐放格局的呈现。安徽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教授朱红军分享了“科大硅谷”模式的来龙去脉。

治理新模式：数据法制建设、Web3.0体系、动态平衡

唐永胜少将从国家安全角度提出数字金融治理的重要性

新事物涌动着新动力，但同时也有着监管的迫切需要。“金融发展逻辑和国家发展逻辑不完全一致，一旦失衡会冲击国家总体安全。”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少将唐永胜从国家安全角度为数字金融的治理提出了总基调。与会学者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新观察。

*数字金融要坚持功能监管、分类监管

数字金融存在哪些风险是必须得到共识的前提。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中国金融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国际金融30人论坛成员王擎梳理了金融科技多类风险，自身存在云汇聚风险、程序正确性测不准风险、安全威胁测不准风险等。对传统领域也会有摩擦的风险，如利用数字信用体系会影响传统信用风险，长尾客户信用风险还有待长时期的检验。对市场而言，选择性披露可能带来市场波动，程序化交易容易引发市场风险叠加，炒作性强的资产也会加大市场波动。对系统性而言，金融科技加大了金融体系的关联性，从而加强顺周期性。

基于此，他提出，对于金融科技的监管应坚持稳定性、效率性和公平性相统一，坚持创新与监管相统一，坚持技术中立，坚持功能监管、分类监管、注重消费者权益保护、加强监督协调。

王擎梳理了金融科技多类风险

*寻找利益主体建设数据法制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数据法治研究院院长时建中认为，大量数据流动催生了数据法制建设。他认为数据和一般产品不同，数据使用不会变少，反而会变多，质量会变得更好。因此需要有新的治理思路，如，寻找权利主体和利益主体，随后才能开展相关的法律法规保护制度。又如，建立合规高校的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和监管体系，促进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时建中认为，数据法制建设先要寻找权利主体和利益主体

*我国应积极拥抱Web3.0体系

随着地缘政治的急剧变化，未来多中心的全球治理格局可能形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主任刘东民建言，中国要积极拥抱Web3.0的体系，因为它的智能化、虚拟化和分布式影响，会导致基于代码的规则可能成为国际可执行治理的范式，它不仅可以适应全球化，也可以适应逆全球化——多集团化下的全球化。我国应当允许私人机构发行锚定人民币的稳定币，试点分布式跨境交易网络，与日韩合作发行数字亚元。

刘东民建议，中国要积极拥抱Web3.0的体系

*在全球跨境支付体系上加强国际合作

在全球跨境支付体系方面，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国际金融30人执行理事做乔依德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比如，目前，SWIFT成立了合资公司，中国人民银行和BIS设立了多边人民币互换机制，我国要进一步与相关国际组织加强合作；在已有的货币桥计划上，推动数字人民币与其他央行数字货币在技术标准化方面进行协调合作；支持国内第三方支付平台扩大海外业务；平衡监管和支持创新二者的关系。

乔依德在全球跨境支付体系方面建言献策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结合处理数据共享

金融监管与开放金融体系如何做到动态平衡？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青年长江学者陈海强认为，金融风险防范核心在于监管，应构建前瞻性主动性监管体系。银行和金融科技平台具有禀赋差异，平台有技术和数据优势，银行有资金成本优势，通过适度监管，调节平台资金成本。更为关键的是，构建开放金融体系，核心是数据共享和开放，在金融创新和金融风险之间取得平衡。在数据开放共享方面，还应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结合。

陈海强指出，在数据开放共享方面，还应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结合

*未来 AI 治理将转向敏捷治理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薛澜，则介绍了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的人工智能领域的治理模式探索。目前，中国已经成立了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提出了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以蚂蚁金服事件为分界线，目前业内从回应式治理，到集中治理优化治理工具，将迈向未来的敏捷治理，形成相互信任的治理关系，全行业敏捷联动，构建政府学习能力。

薛澜介绍人工智能领域的治理将迈向敏捷治理

全球数字金融的安全自然离不开地缘政治的变化，与会的中共中央外办原副主任、中将陈小工做就当前地缘政治特点提出了中国的两个应对策略，一是坚持扩大高水平开放和分享发展机遇决心不变，二是重视欧亚方向的同时重视多边的其他方向，尤其是广大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视角。

而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阎学通认为，社会制度和精神层面并非如经济技术层面永远线性进步，常常会“退一步进两步”，刚刚发端的逆全球化趋势将使主权国家概念开始回归，此时的数字时代，大国竞争区域从自然物理空间及数字网络空间扩展，保持自有的数字经济层面竞争力就极为重要。

陈小工（上图）和阎学通（下图）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当下地缘政治对数字金融的影响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理事长、国际金融30人论坛学术顾问张宇燕则提出了几个问题让这场延续了10个小时的研讨会更显出必要性和深度性：数字金融是否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分支？如果金融的本质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数字金融对国家产生的关系，是导致区域化、全球化、集团化还是其他？是否需要一个全球的基于数字金融的治理体系，此时大公司与政府的关系是什么？

张宇燕提出的问题深化了研讨会思考的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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