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中国国际金融30人论坛主办第八届研讨会“新形势下我国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

这是中国角色的渐进开放：1980年代美国人提出“华盛顿共识”时，我们是学习；1990年代，新国际金融结构提出时，我们是参加；2008年后，宏观审慎监管成为国际共识时，我们是参与且做了部分引领尝试。

当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GDP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超过30%时，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提升国际话语权也就显得时不我待。日前（8月13日），上海发展基金研究会在中国国际金融三十人论坛第八届研讨会上发布了这样一份报告——《我国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意义、挑战和前景》，有300页40万字，撰写历经一年有余。业内人士赞誉，“第一部体系完整、极有逻辑的专业报告，涉及汇率、跨境资本流动、主权债务处置、金融业监管、绿色金融、金融科技、数据治理、数字货币等”。项目负责人、上海发展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介绍了报告的特点是从既有领域和新兴领域同时入手，“既有存量改革，也有增量改革。”与会者希冀，作为参与指南，报告能进一步强化中国在新兴领域规则制定上的引领作用。

乔依德秘书长介绍报告的宗旨、体例、方法论等

“是时候了，”从接轨、参与到引领

作为课题组负责人，乔依德近年来带领基金会策划筹办了诸多国内外高端研讨会，深切感受到我国经济、金融行业在改革开放领域持续开放的重要性。这份报告在3月已经完成，分为四个部分，国际金融规则：定义、形成和演进方向，既有领域的国际金融规则，新兴领域的国际金融规则、总结和建议。他分享了起草这样一部工作量巨大的报告的时机和动力。

*三个要求迫使中国积极参与

“三个要求促使我们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乔依德展开，首先是国内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与之配套的高水平开放内涵敦促中国从最初的与国际规则接轨到目前的更多参与制定。“积累了四十年，现在是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的时候了。”

其次，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以及国际金融规则的重要性质所决定。金融规则的特点在于各国政策需要保持一致、相对固定，也是强制性的，一旦同意就要去执行，因此，如要改变就要参与规则的制定。所谓全球金融治理，是指根据制度、规则、概念，对涉及到全球的一些金融的稳定政策进行管理。全球治理包括规则、概念、国际金融组织三个支柱。“所以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是我们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一个很好的入口，也是一个台阶。”

再次，改善当前国际金融规则现状的要求。现有国际金融规则大多形成于二战后，是国际经济秩序的一部分，曾对稳定国际经济社会作出诸多贡献，但其中一些已不适应全球经济金融格局的变化，同时近年来，技术进步产生了很多新领域，如绿色金融、金融科技、数字治理，“这些还没有形成各国完全公认的国际规则，有些正在形成当中，所以中国理应积极来参与。”

*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并重的案例

疫情后的2020年11月，G20 迅速出台了 暂停偿债协议（DSSI）

乔依德认为这份报告的贡献在于对既有领域做了更新规则的整理。新兴领域自然是笔墨重点所在，而既有领域也存在新的变化，他例举了一个主权债务的例子。主权债务在金融动荡时局下显得尤其凸显，往往是金融危机的“最后一根稻草”。国际金融机构也在想方设法设立一些规则制度以避免危机的爆发。乔依德介绍，在报告中，梳理了目前主流的国际债务处理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巴黎俱乐部、伦敦俱乐部、国际金融协会、二十国集团（G20）。

其中巴黎俱乐部有六大原则，中国目前在外放债的总和可能要超过巴黎俱乐部债权国对外债权总和，中国如果加入，六大原则对于我们处理债权必然有帮助；伦敦俱乐部主要是针对私人债权；国际金融协会也是针对私人债权的，但其中有一条“集体行动条款”是比较新的规则，它规定如果持有合格债权数额达到一定比例以上的债权人（不需要所有债权人同意）接受致债务国提出的债务重组方案，债务重组即可生效。阿根廷主权债务一直拖着没法解决，主要原因在于，债务问题发生后，美国某些基金如华尔街的秃鹫基金从债权人手中低价回购大量阿根廷主权国债、阻止债务重组。有了集体行动条款，阿根廷债务或多了一种解决可能。

在疫情蔓延后，G20里新出了两个规则：暂停偿债协议（DSSI）和共同框架，前者是疫情产生后的重要新型债务重组规则，后者是G20 应债务国要求，在DSSI基础上以满足DSSI条件国家的债务，帮助减轻债务负担，更早走出疫情冲击并重启经济的规则，共同框架是2020年11月才通过的。

对于新兴领域——金融科技领域的金融规则，乔依德介绍了课题组梳理的三个维度：第一是应用场景，有平台融资、数字支付、数字银行、智能投资、保险科技；第二是赋能技术，有云计算、人工智能、分布式记账、应用程序接口，每个技术都有规则；第三是根据市场主体分类。

提升话语权的关键点：引领世界经济增长、制度创新、人才

共有3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部分嘉宾合影

这样一部专业报告，得到了业内人士人民银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主任苟文均的高度认可。他认为报告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研讨会上，他也阐明了自己对提升中国国际话权的决定因素的看法。

他认为这取决于多方面因素，第一，国家综合实力和发展成就是构建国际话语权的基础，因为现有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份额、投票权、议事权等通常以GDP等指标进行测算分配。第二，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预期和动机，即意愿，是构建和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核心。第三，对国际金融治理的把握能力是构建和提升国际金融领域话语权的关键，包括结构性、关系性、制度性、议程设置等把控能力。第四，金融创新和实践在国际上是否具有领先性。

从世界百年变局和当前国际格局变化看，中国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面临更大挑战。长期在一线的他指出，要提高中国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的能力，或者进一步说在未来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中发挥引领作用，最关键的有三点：第一，能否坚定不移地真正推进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和金融改革，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第二，金融创新和实践，特别是金融制度建设能否走在世界前列；第三，国际化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能否显著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高级人员的占比（目前占比很低）。这些决定了中国基于自身利益并兼顾各国利益的议程设置、思想引领和价值传播能力。

 新兴领域规则制定的引领是否具备条件？

郭爱军认为，中国在某些新兴领域已经具备了制定国际规则的引领条件

参与课题组的郭爱军是上海长江开发促进会会长、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特约研究员，他在研讨会上的分享中，重点论述了中国在新兴领域规则制定上是否具备引领条件。他认为，由于经济全球化，使得国家的经济、产业、金融整个联系非常密切合复杂。“金融的国际权力属性正慢慢显现”，金融规则和话语权形成了三要素——实力是基础要素，意愿是战略要素，能力是操作要素。

就能力而言，他论证了中国在新兴领域例如绿色金融、金融科技、数据治理、数字货币方面的后发优势。从全球范围来讲，中国已有零售型的数字货币、央行数字货币，也有批发型的数字货币的发行，欧洲国家是批发型的；在互联网+与金融相关的领域当中，中国有后发技术积累，比如有巨大的数据量和丰富的场景；在金融支付工具领域，中国无疑是位列前沿。从去年的数字来分析，全球金融科技领域，IPO的企业数量和规模都创历史最高。IPO有77家，总融资额达到3930亿，74%都完成金融支付，前三家占比达48%。

与乔依德一样，他也提出了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因为储备货币对于金融话语权具有关键作用。“国际公共产品就是三类，国际贸易制度、国际货币和国际安全。”他建议，首先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全球的使用率，尤其在“一带一路”建设、RCEP合作中提高跨境贸易当中人民币结算的比例。其次，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水平，其一持续放大香港堤岸人民币市场的枢纽作用，其二有序推进上海浦东离岸人民币金融中心建设，积极推进海外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自贸区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的促进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币金融产品开发。

研讨会现场

对于报告，苟文均等也代表业内提出了衷心的希望，“要在如何引领新兴领域的规则制度制定上多发挥作用。”这份报告的撰写过程中，也得到多家一线机构的帮助和指导，1980年代从上海科研机构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工作，后又在外资金融机构中国代表处任总经理多年的乔依德，深感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除了高瞻远瞩的定位外，也离不开基础的分母基数，与会代表和他都提出，从业人员的国际机构工作背景有助于谈判的进行，一套完整的金融媒体传播也是必不可少，参与国际金融学会同样是一个有效参与平台，在研讨会中可以发出中国的声音。

开弓没有回头箭，中国大量的金融实践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作为国际金融规则领域的后来者具备后发优势，这第一份报告应时而出，零的突破，就意味着更多的接力会跟上，就像中国已经建立了金砖银行、亚洲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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