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底，讲堂关于同济大学中文系崔铭教授讲座的采写《“勇者”王安石：虽千万人吾往矣！排除万难主持改革》一石引起了千层浪。这位诞辰1000年的北宋改革家在讲堂听众中引起了广泛讨论，作为一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再到一位堪称儒家“勇者”的改革家，其生前年少自我否定，为官时八天走访14个乡的实干家，中年拒官暮年捐宅租房；去世后或被顶罪，或被尊为朝廷旗帜，或定性为亡国祸首在元明清三代均被贬斥，直到近代梁启超将其称颂为完人。

带着对王安石的解谜之心，对变法具体环境的理解，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管窥，新年伊始的1月21日，讲堂核心听友群双周热点论坛在自发组织两年之际迎来扩大版，邀请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锐和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研究员萧武进行了一场历史之约《从王安石变法看中国各朝代改革》。

主持人李念和听友一起回顾依据《王安石》一书所作的崔铭副教授的讲座整理稿内容

为何王安石为相时朝野变法声颇高？

虽然如今主要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为业，但王锐一直比较关注中国古代思想史与政治史，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的变法运动。在这其中，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撇开政治得失不论，仅从文章风格来看，相比于被称为“唐宋八大家”的其他几位，王安石继承了荀子—韩非一系的文风，即逻辑清晰、条理分明、要言不烦、措辞冷峻。

对此，正如刘师培在《论文杂记》里说“介甫之文，侈言法制，因时制宜，而文辞奇峭，推阐入深，法家之文也”。20世纪70年代，我国曾点校出版了许多被归为法家的古籍，其中就有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文公文集》，排印方式还是今日难得见到的竖排简体版。十多年前，还在读大学的王锐在旧书摊上有幸购得一套，时常翻阅。其中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论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堪称中国古代政论文里的佳作。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竖版本《王文公文集》是王锐喜爱之书

*北宋初年，儒家经世理念重被倡导，儒者有所为影响士人

经历了近代中国一系列政治变革的严复曾说，“以余观之，吾国史书之中，其最宜为学者所深思审问，必得其实而求其所以然者，殆无如熙宁变法一事”。而王安石之所以主张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王锐认为从历史脉络来看，主要有以下两个因素：

首先，面对唐代中期以来藩镇割据、边疆少数民族力量的冲击、佛教思想大行其道的局面，韩愈等人高唱道统论，希望重振儒家的活力，特别是儒家思想当中重视纲常秩序与“夷夏之辨”的内容。经历了五代十国的动荡之世，到了北宋初年，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学者倡导实践儒家的经世理念，彰显北宋的正统地位，力倡儒者应有所为。这样的儒学思潮，对王安石等人颇有影响。

*供养冗官冗员，迫使朝廷扩大税收渠道造成对百姓盘剥

北宋冗官是因为旧制未改，新朝廷又需要运转而造成的叠床架屋

其次，顺应儒者有所为的思潮，王锐认为，北宋在政治上制定了笼络士大夫的政策，体现在制度设计上则显得叠床架屋、互相牵制，这就导致官吏数量较之先前的王朝急剧增加，即所谓“冗官”与“冗员”，对于退休的高官，朝廷也极尽优待之能，因此，花费巨大。

对于这一点，对话嘉宾、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研究员萧武做了充分的补充。他认为，冗兵、冗官、冗费就是北宋著名的“三冗”问题。在与西夏的战争爆发之后，北宋连战连败，危机就完全暴露出来了。

他具体分析了冗官产生的原因。北宋因为是从全国分裂割据的局面中胜出的，同时又要应付北方契丹的威胁，所以在太祖、太宗两个开基立业的时期，始终没有得到比较安定的环境，来彻底改革全国的财政、军事和行政体系，以及各项制度，而是沿用了中晚唐到五代以来形成的叠床架屋的制度，从而导致宋朝的官僚体系极其庞大。通常，每个朝代遭遇危机之后，原有的官僚体系如果不能发挥作用，就应该除旧立新。而中晚唐到五代形成的局面是，原有体系不怎么发挥作用仍然存在，为保持国家正常运转另外又建立一套官僚体系。也就是说，北宋财政要负担许多并不参加具体工作的闲散官员。这也就是北宋著名的冗官问题。

*边境不稳，导致开局就有募兵制，但人数众多战斗力低下

萧武和听友细细介绍北宋初年边境不安稳引发的社会矛盾

出版过《大路朝天：中国革命与中国道路》一书的萧武谙熟古代政治尤其宋史，他分析了王安石和宋神宗能合力变法的军事动力。

北宋立国之初，全国各地尚未完成统一，外部还有契丹，国防压力非常之大。宋朝是历代王朝中少有的开局就有募兵制的朝代，通常，每个朝代都是到中后期才逐渐变为募兵制，因此宋朝养兵的费用极高。萧武举例，开国时赵匡胤自己能够控制的禁军有三万多人，去世时也增至十多万人；到太宗消灭北汉之后，禁军数量也到二十多万人；在真宗时期宋辽达成澶渊之盟后，因为北宋始终没有控制长城线，没有地理屏障可以利用，只能在河北的平原地带集结重兵来构筑防线，和辽国对峙。到仁宗时期，全国的禁军已经增加到了四十多万人。但在与西夏的战争爆发后，仍然感到兵力非常紧张，只能继续增加军队数量。到西夏与北宋的战线基本稳定下来之后，在西北又增加了十多万人的禁军，全国军队数量已经达到了六十多万人。在灾荒之年，一些官员甚至将流民招入军队，来救济灾民。由此导致北宋的军队体系越来越庞大，但战斗力却越来越低下。

*北宋为何不像历代那样注重抑制土地兼并？

北宋不太注重遏制土地占有与兼并

北宋时期出现的另一个著名的话题是不抑兼并。王锐认为，北宋终结了五代十国军阀混战的局面，使生产力得到恢复，广大农民免遭战乱之苦。但北宋在经济政策上并不太遏制土地占有与土地兼并，致使所谓“庶族地主”阶层通过经济手段与政治手段大量占有土地，许多农民沦为佃农。到了宋仁宗时期，按照《宋史·食货志》的说法，“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

萧武分析，因为历代王朝为了保护小农经济，都会采取一定的措施抑制土地兼并，而宋朝始终没有采取抑制兼并的措施。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是否抑制兼并，主要取决于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历代王朝抑制兼并，名义上是为了保护小农，但实际上主要是争夺税源。因为兼并伴随着大量的土地和人口隐匿，让国家的税基变小了。如果不抑兼并国家也能正常征税，就不会让国家的税基变小。

萧武认为，一方面，从税基来看，北宋并不需要抑制兼并。北宋开国之后从版图面积来看，远不如汉唐全盛期强大，但就内部开发程度而言，则远超过汉唐时期，税基要比之前的朝代都大不少。另一方面，在中晚唐时期，原来的贵族阶层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北宋面对的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局面。因此，即便是土地兼并，大多数也是通过至少形式上合法的方式完成的，而不是像之前魏晋南北朝那种主动投靠门阀世家，避免给国家缴税和服劳役。所以，宋朝对兼并并不是太重视。但小农经济相对而言很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一旦出现水涝灾害，就会形成大规模的流民，影响国家的安定。

此外，宋朝的手工业和商业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也形成了一些商业化的城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脱离了农业生产的市民平民阶层，完全依靠在城市里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维持生活。

*从庆历新政到熙宁变法，起于北宋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的变化

不少影视剧中，都呈现了北宋初年的庆历新政

综上所述，王锐和萧武认为，北宋所处的是一个社会基础、经济基础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时代，这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都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适应这种变化。但宋朝在前期面临着严峻的外部威胁，基本上延续了从中晚唐到五代形成了既臃肿又缺乏效率的各项制度，只是通过局部性的修补来维持统治，无力应付重大危机。因此，对西夏的战争爆发后，宋朝的诸多危机迅速暴露出来，朝野形成了需要改革的共识。

王锐认为，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在宋仁宗时期就主张进行改革，史称“庆历新政”，但由于新政的内容涉及改善铨选制度，减少荫庇现象，触动了朝中位高权重的大官僚们的利益，因此范仲淹等人被后者抨击为“朋党”，改革也只好草草收场。而宋神宗即位之后，颇思有一番作为，因此重用王安石，开始了一场在内容上比“庆历新政”力度更大、范围更广的变法。至于如何改革，则是另一个问题。

王安石变法为何失败？

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曾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话展现了王安石在变法上的大气魄，或者也许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也有可能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萧武和王锐在分析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时，提出了三点立论：

*力主“节流”而非“开源”，司马光等反对原因

王锐更多从唐后期儒学地位的变法来分析北宋初年士人的参与朝政

一是儒家不主张朝廷收税过多。萧武认为，王安石变法得以实现的一个主要背景在于儒学在唐中后期的兴起以及宋朝士大夫阶层政治意识的觉醒。司马光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著名保守派领袖，但在庆历新政时期曾经热情支持过范仲淹主持的变法。王安石认为国家并不缺少财富，而是财富都散在民间，所以需要“理财”，也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来加强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把财富集中到国家手里来。而司马光则认为，如果国家汲取太多，留给老百姓的就太少了，所以反对王安石的“理财”之说。简单之，司马光等人认为改革的重点应该在于“节流”，减少支出；而王安石主张“开源”，增加收入。

王安石的改革政策推行开来之后，也确实在一些地方变成了盘剥老百姓的方式，引起了强烈的反对。比如青苗法，原意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国家以低息给农民房贷，帮助他们渡过这个困难的时期，等到秋收之后，再偿本付息。理论上说，这是为了帮助农民，避免农民向富户借高利贷的时候被盘剥。在仁宗时期，这个办法就在浙江等一些地区推行过，总体比较成功。但当王安石把这个办法推广到全国的时候，地方官员发现房贷有利可图，而且朝廷希望能获得更高的收益，因而变成了地方官强行给农民摊派，而真正有需要的农民却得不到贷款。最终，一个本来为了便民的政策，变成了盘剥农民的政策。

*王安石用人注重行政能力，无法兼顾理想信念

第二是北宋官僚政治自身的弊病。王锐认为，就变法的主导者一方来说，正如宋史名家刘子健的分析，王安石虽然向来重视培养有德之人成为国家栋梁之才，但在官僚集团内部反对变法者众多的现实环境下，为了能让自己的变法主张得到有效施行，他往往会选择那些有比较强的办事能力，并且能够遵从自己政治路线的人作为左膀右臂。但这样一来，也就让不少热衷仕宦、缺少操守之徒乘机进入新党阵营之中。

这就导致新党内部时常出现彼此倾轧，曾布与吕惠卿之间的矛盾就是典型例子。更为关键的是，由于王安石过分注重所用之人的行政能力，对其理想信念缺乏考察，导致他所用的人只能帮助他处理政务，而不能实现儒家政治理想当中对于改善风俗、增进民德的愿景。换言之，他所用的官吏，多属“术”有余而“道”不足之辈。再好的良法美意，交给如此这般的人去办理，也很难保证不走样。

*均输法等缺乏信息流转制度的保障，造成愿好效差

最后，当时技术手段不能支持改革的需求。王安石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均输法希望由朝廷来调节物资供给。但是其中的技术弊端在于宋朝没有目前的信息采集技术手段。信息的传递技术是相当落后的。换言之，朝廷作为中央集权政府在难以掌握信息的情况下，难以对物资调控做出精确地、快速的应对。

蔡雨、刘郑宁、柴俊三位提问听友获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奖品书《中国现代思想史十讲》（作者王锐）

王锐和萧武的讨论引发了听众的提问参与。这场讨论也启发听友如何看待中国历代政治。王锐建议，首先研究历史要从读制度史入手，少沉湎于轶事八卦。其次，固然需要借用各种现代社会科学工具，但不能不顾古代历史的演进特征，一味将一些当代的政治想象填充进去。比如说，今天一些人认为北宋有所谓的皇帝和士大夫“共治”之局，但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早就指出了，北宋政治的特征就是“君权之侵揽”与“相权之分割”，明明是君权想独大，何来“共治”？又如，北宋的言官表面上声音很响亮，但台谏皆针对朝中官僚，不再针纠正皇帝，导致时常沦为“为反对而反对”的党争工具。这些历史，岂能随意比附冷战结束之后的某些政治思潮？

1月14日晚，讲座结束后听友开视频和嘉宾合影留念部分截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