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南在华东师大第500期思勉人文讲座主讲“宋朝信息沟通与制度文化”

一部《清平乐》电视剧引发公众对宋朝的探究。撇去略带虚构的皇帝官家宋仁宗的情爱恩怨，就是教科书上走下来的诗词大家晏殊、欧阳修、苏轼、范仲淹等士大夫阶层的为官制度，也让人萌发兴趣，愿知其详。翻开史学家对宋朝的评论，便有陈寅恪的“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学界普遍认为，尽管宋朝有通史中所言的“积贫积弱”的一面，但在文化、思想、经济、政治上具有制度方面独到的建树。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邓小南教授是治宋史的大家，她所著的《祖宗之法：北宋前期的政治述略》不仅荣获2017年第四届“思勉原创奖”，也走入通俗阅读圈。近几年，她主持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科研基地项目“7-16世纪的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于是，带着对宋朝的偏爱，日前，她在云端走入了华东师大第500期思勉人文讲座，主讲“宋朝信息沟通与制度文化”的研究心得，再度掀起了一个探究宋朝的小高潮。

邓小南所著的《祖宗之法：北宋前期的政治述略》荣获2017年第四届“思勉原创奖”

“与士大夫共治”的宋朝为何被学者钟爱

宋朝文人沈括曾有记载，太祖问宰相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想了半天说，“道理最大”。在问及你喜欢中国哪个朝代时，许多学者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宋朝，因为自始皇建立封建帝制后直到宋朝才真正形成“士大夫政治”。邓小南在多份著作与论文中阐述了为何宋朝政治要开明于同样是汉人治理的唐朝和明朝。

相对于宋而言，辽、夏、金不再是周边附属性的民族政权，而是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都与宋长期抗衡的少数民族政权。因此，在看待疆域版图缩小且不稳定的宋朝时，“不仅要把它看成一个中原王朝，更要把它看成一个历史时代”。邓小南强调，其核心地位不体现在统一大业的领导权，而是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巨大而深远影响上。宋朝在“制度方面有独到建树”，尤其是其“与士大夫共治”。

据传，在宋太庙里藏着一个约定——不杀大臣，不杀言事官员，被誉为祖宗之法，宋朝也基本遵循。对此，邓小南分析，此前五代八姓十四君，共维持了53年，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很多人认为是短命的第六代，但宋代长达319年，其法宝是“防避之政”，核心精神是防微杜渐，即“事之为防，曲为之制”，凡事预防为先，委屈周全地进行制约。

制度建设在宋朝很有特色。邓小南认为，在政治方面，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皆处在逐渐强化的过程中，限制君权的制衡程序同样在加强。在电视剧《清平乐》中的官家辛苦地活在大臣们塑造的“明君”形象中，在历史上确实有为保证理想社会政治秩序的建立，宋士大夫努力“致其君为尧舜之君”，而士大夫也皆“尚气节，羞势利”。据《宝祐四年登科录》记录，取进士601人，官僚出身184人，平民出身417人。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特点也为政治制度的建立营造了良好的土壤。

邓小南主讲，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童世骏主持（李念截屏）

宋朝的多渠道信息沟通制度：兼听广纳

承担“7-16世纪的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科研项目多年，邓小南解题：信息制度的设置，是政治权衡的结果。因为信息是沟通中的关键条件，但信息本身存在多元，对其管控也存在不均衡等特点，因此，研究者要对流通环节、如何传递、如何被选择加以重点关注。

*为应对信息焦虑，宋朝设立各种信息沟通制度

几乎每个朝代都有对信息的焦虑，10-13世纪的宋朝也不例外。比如元丰七年（1084年）边疆战事，宋神宗便手谕李宪：兰州信息不通已几旬日，可速以重赏募人间路前去问达，勿误重事；苏轼在《与王元直书》里感叹：黄州真在井底，杳不闻乡国信息……每见一邸报须数人下狱得罪；女词人李清照流落他乡时亦作诗徒伤：不乞隋珠与和璧，只乞乡关新信息。

为此，朝廷便通过视为“纲纪”的制度来进行信息收集和处理，并形成了宋朝独特的信息渠道与制度文化。宋朝的中枢实行主政的中书门下与主兵的枢密院二府制度，皇帝通过分权制衡达到君主集权的目的。邓小南认为，帝制框架内，并没有真正的“三权分立”，但宰相力量、台谏力量和皇帝权利形成相互的制约。

皇帝从大臣处获取信息的渠道除了历朝历代都有的章疏奏议外，有制度内规定的轮对、转对等常态设置，及官员升陟、外任、归朝时的例行入觐；在制度外，有讲筵留对、夜对等补充信息，甚至皇帝私人可设“走马承受”，等等。

*制度内的轮对、转对：君主求言路，朝臣以此为荣

轮对、转对，是依据不同官级的百官与皇帝言时政阙失的制度，同时也是朝廷观察官员的途径。这对百官来说是一个神圣的日子。元祐三年（1088年），苏轼和苏辙被排在同一天于文德殿“转对”，两人分别写诗互贺，苏轼诗为《次韵子由五月一日同转对》，苏辙为《五月一日同子瞻转对》。陆九渊是心学代表人物，他与朱熹在学术上有不同见解，但到陆九渊轮对之前，朱熹替陆九渊准备了五份材料，还夸奖陆九渊最会说话，希望他能在“求言之路”上有所斩获。也有朝臣不喜欢敢言之士，对于那些时常提尖锐意见的朝廷命官，排班的官员会故意将其排在外派期间，因此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朝野杂记·百官转对》中称有官员数年没有轮对机会，乃“此立法之弊”。

邓小南解读《宋史·选举志（序）》中的信息汇总（李念截屏）

*制度外的讲筵留对、夜对：司马光伺读时与神宗成朋友

在制度外的信息沟通机制中，讲筵留对指皇帝读书时，会有一批臣子相陪，分享完读书体会后，也会谈论其他。比如司马光的《手录》里有君臣谈话的原始记录。在熙宁元年至三年（1067-1069），司马光任翰林学士兼伺读学士、知审官院时，就常在迩英阁为神宗讲授《资治通鉴》。神宗就经常征询他对新法的意见，两人像朋友一样。

夜对是指勤政的皇帝会召见各种人士到内廷交谈，或问经史，或谈时事，或访人才，或者核对信息。在朝廷上，皇帝与朝臣往往间隔很远，此时几乎是面对面，氛围相当宽松，官员也非常敢言倾诉。故吴泳在《鹤林集》里描述为“从容造膝过于南衢面陈”。

皇帝也经常让身边的低级武官担任“走马承受”，去做调研。走马，是指速度很快。《梦溪笔谈》中有记录，庆历年中，河北发大水，仁宗忧虑，就派了走马承受去调研；有时，也会派去边疆调研军政和民政。邓小南指出，这些属于君主的私人信息渠道。

还有一种制度叫“密察”。宋真宗时，拟对一位外任官员重用为郎官，该官员进京后便前往了宰相府，结果朝廷再也没提此事。原因是皇帝得到密察他见了宰相，怀疑存在贿官。“伺察者密报矣”，真宗之“恶人奔竞如此”。

*内朝之事会获吏部伺郎阻拦：防止君主批条子滥用权利

在君臣之间的信息搜集是如此，外朝对禁中也有信息处理沟通的制度规范。通常说，后院是皇帝的家务事，但是，禁中插手外朝之事屡有发生，但宋朝为此设立了制衡制度。在电视剧《清平乐》中有一情节，包拯数次跪叩官家，唾沫都溅到仁宗脸上，要撤去对宠爱的张贵妃的大伯张尧佐封为宣徽使地朝令，这并非虚构。在《宋史·杜衍传》有这样的记录：皇帝的御批要送到外廷的吏部伺郎杜衍处，里面有升任某人等恩宠信息。但杜衍都没有执行，十几封一起还给了皇帝。谏官欧阳修入对时，宋仁宗说，外人可知，我说通过了，但是“衍不可”。

由此可以看出，宋朝对于信息沟通设立了不少有效的措施和制度。

宋朝如何考察各级官吏？下达有效性

在宋朝设有奏院-通进银台司，这是朝廷与地方的上传下达枢纽。通常，各级官吏通过邸报来获悉朝廷的信息，邸报是政府公报，也是政治情报的汇编。那么，朝廷如何来了解各级官员的所作所为呢？从信息沟通上而言，下达可通过官邸，上传呢？邓小南通过浙江武义县出土的南宋“徐谓礼文书”做了详尽的解析。

南宋“徐谓礼文书”（部分）

*四种方式考核各级父母官，考核和比对并重

一般而言，朝廷有四种方式来考察各级官员。第一是州郡逐年考核，主要通过印纸和考状。第二是路级监司按察、评鉴。第三是中央监察部门考察，有针对个别事件、具体官员的访闻与体量，有常规和特殊时期的按察与巡视，还有弹劾。第四是送到中央人事部门汇总比对后决定奖惩。

2012年浙江武义县公安从盗墓者手里缉获文献后，复原了墓主人十五卷四万多字的完整的《徐谓礼文书》，其中的印纸部分堪称17卷的“干部档案”。里面有徐谓礼在宋朝1221-1252年间的历任委任状，他的官级调整了12次，属于中古时期中下层官员。用现代的话解释，文献显示，他将被调任泉州市市长（监临安府粮料院-知泉州），但在担任江西上饶市市长任上去世了。

从印纸残片中，可以看到徐谓礼担任溧阳知县的考核记录。在一“点对到下项，须至批书者”历纸中（考核文件），后人可以看到当时官员接受考核的内容。需要填写的事项极其密集，涉及请假、销假、奖惩等，上面记录了他某月某日去见过当地财务等信息。在必填项中，我们可以看到四行记录：无已获强盗、无未获强盗、无已获窃盗、无未获窃盗。足见细致所在。

邓小南分析，这种“点对到”的考核材料，体现了一种“照验”，即人事依据，检验凭证。

*考核记录并非制度“空转”，起到升迁依据

她曾疑惑，这样的记录是“具文”还是制度“空转”？2015年在台湾大学访学时的一则新闻使她有了答案。有个商店报告派出所有两瓶酒失窃，结果派出所所长第二天去商店，请求店主撤销报案，并愿意自己赔偿6000元台币的补贴。这说明，如果此案不消，就会对该所长的升迁有所影响。

在对官员政绩的核验环节，宋朝也是非常重视。元祐二年，宋廷诏敕，报功后要经过核验，重重叠叠的审核，一旦有虚报，都要承担责任，可谓“将来成败各肯任责”。

对官员的考核还体现在成立了按察使，相当于现在的巡视组。在庆历新政中，欧阳修就选强干廉明者为诸路按察使，协助变法。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第一批精心选派的“转运按察使”官员赴任。

从这些信息沟通的设置中看，也营造了宋朝官员“尚气节、羞廉耻”的一种制度氛围。

2019年5月24日,国家一级珍贵文物——“南宋徐谓礼文书”在武义博物馆新馆公展，引起各界关注

在诸多具体信息沟通案例介绍后，邓小南指出，信息渠道的延展卯合方式大体契合于帝国时期的行政与信息网络，每个朝代都有着不肯尽职甚至壅蔽者，也有忠于体制的小心行事者。具体的信息制度建设是该时期多方博弈、政治权衡的结果，君主的根本焦点在于国家的政治秩序稳定。如果将信息沟通上升到制度文化，不是单纯的规范体系，而是制度实施的氛围，是多种因素互动积淀产生的综合状态，包括制度规定本身，也包括制度设计者、执行者、扭曲者等的意识、态度、行为与周旋互动。

钱钟书曾说，提及文学，我们会说唐宋；提及绘画，会说宋元；提及学术会说汉宋，都绕不开宋朝。今天用理性开放的态度看宋朝，会感受到“士大夫政治”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邓小南从信息沟通角度对宋朝帝制的解读，无疑又是一个生动的佐证。

作者：李念

编辑：袁琭璐

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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