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听王逸舟枚举出小学到初中捣蛋的一桩桩淘事：自制臭气弹恶心不喜欢的阿姨、生吃小区鸡窝里鸡蛋、用蜂窝煤惊吓女护士、射斑鸠烤熟了吃、砸小猫取乐、东湖里游泳时脑壳撞到石头、半夜撕大字报……你绝对不会和眼前谦逊平和、著书颇丰的北大博雅特聘教授挂上钩。“我那时的理想是做一名游击队员。”然而唯有一件事并没有变：长跑。已过62岁的他有近50年跑龄，现在每周依然要择时长跑两三次，每次3000米到万米不等，甚至还爱上了极端天气中的爬野山。耐久持韧、调息运力，这样的品能也用在了对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外交战略、对策的研究上，只因为都钟爱。

长跑需要腿脚耐久、气息匀称。1980年代末，在中国社科院马列所，他考察东欧8国写出了东欧改革三部曲；1990年代末，在世经政所，他访学哈佛大学写出了当时最为系统的“西方国际政治学”著作；2009年调入北大，从2011年开始的5内陆续写出《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三部曲》；如今提出“仁智大国”概念的王逸舟，作为首席专家承接了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新时代大国外交能力建设研究”。仿佛是进入长跑的加速段，他过关了腿脚耐力、气息均匀的训练，接着要比均衡感和可持续性。“自己并没有特别的学术天赋，但是我始终对世界好奇，愿意打开更多有用的窗口，努力在坚守初心和多元创新之间寻求平衡。”2019年12月11日晚上，记者在北大国关学院蹭了一节研究生课，开始感悟这位“长跑”学者的提质、开放、责任。

12月11日，记者在北大国关学院聆听研究生课程

“没想到，高考是真的！”

1975年，王逸舟从武汉烽火中学高中毕业，作为家里的长子，他被下放到湖北省钟祥县长滩公社的知青农场，被人遗忘、偏僻的半山区半丘陵地带。对于这样的命运安排，他并没有特别的失落。因在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工作的父母由于钻研业务或家庭出身遭到批判，自己与一般人向往的参军、入厂肯定无缘。以至于两年后去公社参加高考都没有太当真，但命运就这样改变了。

*喜爱各类文体活动，在农场开上了拖拉机

自小，感受父母恩爱带来的家庭和谐气氛，曾看到医院贴着母亲的大字报，但父母从不把政治斗争中的委屈展现在兄妹俩面前，浓浓的关爱中带有几分严格，养成了王逸舟乐观朝前看的性格。上了初中，他被选为班级体育委员，那些超乎想象力的淘气事就慢慢淡出生活，使不完的劲头用在了田径、篮球上，王逸舟的1500米和3000米分别拿了学校的冠亚军，还颇有悟性地学会了三级跳和掷铁饼；兴趣广泛的他参加了父母单位的舞蹈队，尽管只是《红色娘子军》洪常青的B角，但因为舞蹈队常会去军区巡回演出可以开眼界，“能吃上香喷喷的肉丝面”，王逸舟乐此不彼。因为表现不俗，省歌舞团曾有意招收他。各类富有小技巧的文体活动，成了他的强项，也因此成了中学团委里唯一的学生代表。

王逸舟（后排左三）高中时期团支部合影(王逸舟供)

带着这样的特长和个性来到军队后勤的知青农场，这里除了少数的农民代表和军代表来管理外，都是年纪相似的知青，多是军区后勤单位的子女，因此并没有霸凌事件或者上海知青去云南的孽债等曲折发生，尽管劳作辛苦，只能寒暑假探亲，前途也不明朗，但知青们自己盖房自己种地管温饱，每年还收获一点工分。因为表现出色，王逸舟第二年就被调入机务队开拖拉机。“我开过手扶拖拉机、履带拖拉机，还会开汽车。”不过这样就没有农忙农闲之分，常年要出车干活。1977年底恢复高考消息传来，医院派了一位药剂师给知青们复习数学，“我恰好被派活外出开拖拉机了。”王逸舟揶揄道：不然不至于数学只考了20多分。

*被东欧的各种变革所鼓舞，做科研写起小论文

去参加高考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就是王逸舟开着拖拉机，载着近二十名知青说笑着前往公社所在镇上参加考试。“去的路上，似乎并没有感觉这是很要紧的一件事，也没想因此真能上大学。”10月底的高考，年底陆续来了通知，王逸舟并没有拿到。1978年的1月初冬，机务队去支援矿区，一天，队长挥着一封信向在开拖拉机的他跑过来。“看来，你要离开我们了。”

1978年3月后，王逸舟赶到武汉师院政教系报道时，学校都已经开课了。对于思政领域还留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陈旧教材，王逸舟留下的印象并不深。大三时，一次讲座激发了他探索的兴趣。

湖北大学今昔校门（曾名武汉师范学院）

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副所长苏绍智，受时任副院长兼马列所所长、经济学家于光远委托，前往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考察，回国后，他到各地高校巡回演讲。“那一天，师院的大教室水泄不通。”苏绍智将在东欧所见所闻描绘给学子：思想活跃求变、生活富足殷实。那些具体的细节如同闪电般冲击着王逸舟和他的同学们。讲座后，王逸舟去图书馆借阅了《欧洲共产主义》和苏东方面的书籍。他细读后发现，在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形态，不同于社会民主主义，也有异于苏联模式；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的共产党人不主张暴力革命，而是信奉“历史性妥协”，看上去更适合长期和平时代。为何他们对前景如此具有信心？理论思想如何解释？王逸舟尝试写了一些小论文，寄给湖北省社科院和中联部的专家。“算是自己的初次科研吧。”

大四时，因为毕业分配都很好，全年级只有他一人考研，目标就是中国社科院马列所的苏绍智。为此，他放弃了留校做团委书记的机会。

命运就在这次关键的抉择中徐徐拉开了既有的轨道，25岁的王逸舟踏上了为学之路，这是此前他未曾想过的。

国关和中国外交研究路上的长跑提质

知青一代学者因为失去了学习最黄金的岁月，便将刻苦和社会历练转化为他们所长，自觉完善知识结构为国家建言献策；而在中国大国成长之路上，学习、借鉴到建构甚至引领也是一条必由之路。如果个人的知识储备、学识眼光与国家的成长跃升同步，那就是一种无言的幸运和幸福了。走过35年为学岁月进入花甲年后，依然精力充沛地站在研究的一线，王逸舟时常感叹身为社科学者的幸运，并由此产生着不言而喻的使命感。

*提升之一：社科院的百花齐放和东欧变革三部曲

“进入中国社科院，让我脑洞大开，这段学习让自己学会了独立思考。”1982年2月，和王逸舟一同报考苏绍智（此时为马列所所长）研究生的还有从南开大学哲学系过去的郭树清，两人一同留所又跟随导师读在职博士，直至1988年。

1980年代是中国社科院的黄金岁月，很多学贯中西的老先生当时还健在，他们轮流为年轻人做讲座。曾来过讲堂做客的国际关系领域的李向阳、黄平、张宇燕，文学领域的陈众议都做过仔细的回忆。导师苏绍智带学生非常包容和宽松，“所讲内容却是字字句句都有深意。”那时，资深学者两周会给年轻人座谈一次，王逸舟是研究生会副会长，创办了“视野讲坛”，请有影响的资深专家学者来演讲。哲学家金克木、李泽厚，政治学家李慎之、高放，作家王蒙、刘心武，经济学家于光远、董辅仁等都给王逸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尤其记得于光远先生论述的文章的三种境界：浅入浅出，深入深出，深入浅出。1984年，他发表了第一篇学术文章，涉及他至今看重的马克思早期思想。读博期间的1987年，他出版了第一本个人专著《匈牙利道路》。“我那时下笔飞快，文字生动却粗糙，学理谈不上严谨。”当时的氛围，空气里也是思想，洋溢着理想主义。

1980年代的黄金岁月，颇有影响的资深专家、学者来演讲（上排依次为金克木、李慎之、李泽厚。下排依次为于光远、刘心武、王蒙）

因为这本著作，匈牙利大使邀请王逸舟前往匈牙利考察100天。这对用心追踪苏东社会变革的王逸舟真是一个大礼包。在访学期间，他走马观花遍访了东欧8个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共产党人正处在改革前期的徘徊中，它是苏联改革的‘绿洲’，你能感受到在大街小巷中人们求变的那种欲望；也能感受到他们对苏联斯大林模式的不满。”当时具有“西马鼻祖”之称的哲学家卢卡奇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最大的弊端是理论和实践的脱节。”回国后，王逸舟笔不停滞地发表了很多论文，记者查询到从1988年至1989年，在《开放时代》《世界历史》《经济师》等刊物上陆续有《关于社会主义与改革的四十个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几点研究》《苏联东欧纪行系列》《改革与守旧——王逸舟谈苏联东欧8国的改革》《卢卡奇政治理论简介》等，文章的笔锋也相当犀利，满怀着“罗马一日建成”的豪迈激情。他的《波兰危机》一书1988年出版，同年撰写博士论文《南斯拉夫实验》，与《匈牙利道路》一起构成了东欧变革三部曲；那时中国对外开放已有近10个年头，迫切渴望学习各国改革经验。三部曲为那时的中国学界提供了一定思想借鉴。

他还有特别的感悟：“在马列所的这段学习工作，让我学会了不唯书不唯上，体会到什么叫独立思考，增长了批判能力。”1988年王逸舟博士毕业，不久评上副教授，成为那年中国社科院破格晋升的两位最年轻副教授之一。

王逸舟三部曲之《匈牙利道路》《波兰危机》，1987年翻译著作《经济体制》

*提升之二：哈佛访学读书著书交友更感悟多元

东欧八国的走访和之后的成书，让王逸舟初入为学之门，好比长跑中一只脚的脚力得到了加强。当锋头正健时，他迎来了两次系统的“补课”。小补是系列西方名作的翻译，大补则是去哈佛一年多的访学。这期间他的研究领域有所转向，1992年，他调入了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比起马列所的研究，这是个全新的领域也有着较高理论要求。王逸舟需要提升另一只脚的脚力了。

一次小补一次大补

在1990年初期，王逸舟承接了在台湾出版的西方经典书籍的翻译工作，3年内，《政治与市场》《政治学概论》《权力精英》相继出版，“上百万字的作品，着实让我补了一课”；同时他开始研读国际政治学经典著作，学人必读的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卡普兰的《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权力与相互依存》，约翰·伯顿的《全球冲突——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几乎是从头学起。”王逸舟很满足于新知识的吸收，两条线的交织让他重焕学术热情，笔头勤快的他在1995年出版了《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一部在此后二十年中国国关学界有很高引证率的作品。

机会总是垂青有所准备的人。1996年，一个大补的机会来了。王逸舟争取到了中国社科院的福特基金项目，前往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访学一年。“在这所闻名遐迩的大学，在世界上最好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我度过了近四百个终生难忘的日日夜夜；那真是一个研究者梦寐以求的美好学习时光。”在访学的成果、一气呵成的著作《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的致谢里，王逸舟这样深情落笔。尽管在出国前，王逸舟曾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和北大国际关系研究所给研究生授过课，但当来到哈佛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旁听了国际关系课程后，他还是大大诧异，哈佛大学政府系一学年的课程多达160门之多，覆盖领域的宽广令国内难望其项背；其课程设置多元的特征更符合国际形势研究的复杂性特点。更可贵的是，课堂上非常强调横向观察，避免以一家之言左右甚至误导学生；而图书馆资料之多，亦有着惊人的厚度优势。在那样一个产生思想、鼓励创新的氛围中，王逸舟文思泉涌，这本系统论述西方国际政治学理论方法更新、范式变迁规律的著作相当新颖，既探讨了二战后三场理论大辩论，又介绍了最新的后实证主义观、建构主义线索、激进学派立场、两极后思想冲击波等。此书在1998年出版后，2005年二版、2018年三版，成为国关人考研必读。

王逸舟（前排左二）与社科院同事出访(王逸舟供)

王逸舟的著作《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1998年、2005年、2018年三个版本

哈佛的课和人

在哈佛除了读书，更读人。王逸舟向记者回忆了他所接触的四位不同风格的知名学者。史华兹在哈佛有个绰号“不先生”，这位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权威是海外最好的严复研究专家。在“文明冲突论”研讨会上，史华兹向亨廷顿表示质疑，认为这个说法未必符合中国、韩国在内的东亚国家，亨廷顿当即亮出“免战牌”；与研讨会上的强势相比，史教授私下却是非常和蔼，王逸舟曾去这位长相和爱因斯坦酷似的学者办公室，感受到其细致的倾听。“最好的学者就应该是这样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是王逸舟那段时间交流得最多的美国中国学专家。“傅高义交往特别广，上至政要下至学者，阅人无数，是中国通里最高瞻远瞩者之一。”王逸舟尤其佩服其耄耋之年依然富有创新力。谈到亨廷顿，王逸舟略有保留，他去哈佛时，《文明冲突论》刚出版不久。在某次研讨会上，亨廷顿得意地说，尼克松是第一个打电话表示祝贺的读者。王逸舟注意到，这让在座哈佛学者有反感，联想起亨廷顿曾和权势的过于接近。“后来在他办公室交流的40分钟内，亨廷顿待人彬彬有礼，但依然隐隐透出‘美国中心主义’的自大，再读他的作品时，理解就有所不同。”谈到同龄人、建构主义大家、加拿大裔的美国学者江忆恩（A.Iain Johnston），王逸舟夸其学问好又不趋炎附势。“在哈佛，给人的感觉就是——大学是产生思想的地方，无论权还是富在这里都无法趾高气昂。”

在哈佛大学，王逸舟与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交流最多(王逸舟供)

在哈佛大学，王逸舟与同龄人、加拿大裔学者江忆恩合影(王逸舟供)

1996-1997年度，王逸舟在哈佛图书馆(王逸舟供)

哈佛之访，让他的另一只脚脚力大增，王逸舟长跑的次数增加了。在最艰难的耐力跑阶段，他脑海中闪过的是这样的念头：国际政治学“美国重心”被替代需要的时间还很漫长，“国际政治”主要是大国强国政治，“东西方”共同创造国际理论、“南北方”同时贡献“研究范式”的景象一时片刻不易出现，需要决心和韧性努力。

*提升之三：中国外交转型思考，提出创造性介入

1990年代末的大补，虽让王逸舟夯实了腿脚的含钙量，但心里难免有些遗憾。新世纪后，全球范围国际政治理论进入沉闷期，而入世后的中国外交却出现了新的气象。这种气象无法用美国的国关理论来解释，王逸舟视野转身聚焦中国外交实践，希望用新的理论来为这种方兴未艾的实践做支撑。

中国入世后，他先后主持了“国际组织与中国的关系”“非传统安全与中国”等大型课题，他的学术创作力再度活跃。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应该如何去应对？2008年的《中国外交新高地》一书表达了他的思考，该书很快有了日文、韩文、英文和越南文。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王逸舟的学术生涯也迎来了另一个提升期，此前一年，他以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副所长调入到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担任副院长。在高考时，他的第一志愿就是北京大学，30年后成了这里的教授，北大自由包容的学风激发他更多的创新思考。在2011年、2013年、2015年，相继写出了对中国新外交的理论设计——《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三部曲》，在《中国外交新取向》《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中国外交的转型》三本书中，有傅莹方式、北非撤离、缅甸斡旋等外交案例，也有历史坐标中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习近平时代的三个时期外交特征的分析，更提出了外交转型以人为本、中国式国际公共产品、外交机制财政基础等新课题。在2018年6月出版的《“创造性介入”概说：仁智大国》一书中，他清晰地定义了创造性介入的内涵，既是倡导积极进取、角色活跃的对外态度，同时是要对自身长短应有清醒的估计，努力成为有风范的、进步的、被本国人民热带并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国家，即仁智大国。

王逸舟2011年、2013年、2015年出版的《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三部曲》

在出访非洲中东，在和部委机构座谈中，在和外交一线大使参赞沟通中，王逸舟深感随着国力的增加和世人的期待，中国外交面临不可小觑的挑战。

他的长跑开始加长，每周基本稳定有2-3次万米跑，有时加到半个马拉松距离；在调整使自己气息均匀中，他时常会想起视为事业榜样的四位前辈同事，思想开阔而犀利的全球化研究大家李慎之，在国际关系领域学问无人出其右的陈乐民，嫉恶如仇却优雅知性的资中筠，聪明绝顶和幽默风趣的业界“头牌”王缉思……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见多识广、见解深刻，作为思想者而“顶天立地”，所谓天是除了思想外，金钱、地位和官名都无法与之相比，所谓地，是接地气，了解社会及普通人的感受。当他提出“创造性介入”观点时，王逸舟就会自问，这几位师长会如何评价。

在学习模仿、消化理解之后，需要的是创新，当2019年底接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新时代中国大国外交能力建设研究》后，王逸舟反复修改课题大纲，他对记者说：我要多调研多看书，不急着下结论，争取补一些短板，让成果立得久一点。

从左到右依次为全球化研究大家李慎之、欧洲问题专家陈乐民、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资中筠、国际政治学家王缉思

脚力足够了，气息调匀了，还担心跑不下长距离吗？中国外交能力的建设同样迫切但要稳扎稳打。

“我希望我的学生超过我”

常常感念人生中交集过的中外学者、师长，作为同样的为人师表，王逸舟带学生也是出名的包容，他最大的期望是“他们能超过我，做我做不了的选题。”他向记者夸奖自己的得意弟子们。

袁正清，他的第一个博士，如今是《世界政治与经济》的常务副主编，“是中生代建构主义理论中国化的主要代表之一”；“规范理论”将是国关研究的新增长点，而身边在读的博士生张豫洁很适合这方面的创新；擅长将艺术和国际理论相结合的博士生严展宇，得到了格外的鼓励与合作；在作为教育部协调联合国国际教科文组织事务的干部、同时是北大在读博士的宗华伟，同样受到导师的青睐——“她在探讨中国国际话语权领域会有独到贡献”。

2002年，王逸舟在学院毕业典礼上与研究生合影，左为其第一批博士生袁正清（《世界政治与经济》的常务副主编），右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肖欢容(王逸舟供)

在很多场合，记者听到王逸舟鼓励学子们不要迷信权威，要打开国关研究的多扇窗子，“这就需要有勇气有想象力。”即便是现在非常风靡的理论，也不可能涵盖事物的所有面，一定要多看几种理论，在比较中汲取长短。王逸舟向记者反思1980年代中后期自己文字的过于尖锐，“因为那时相信有唯一的真理，以为自己手中有最好的理论钥匙。”如今，他更愿意平实地去启发弟子们用多种眼光去观察事物，“世界复杂性，远远不在我们的掌握中；经久不息的思想一定深刻且包容。”

他自己依然保持着好奇心，曾一气借了一打量子力学的书籍扫盲，虽被天文学家的妻子告诫勿要轻易引用贻害弟子；他引用聂卫平聊AI机器人的观点，赞同聂所说“人类该思考如何与之和平相处”；记者谈到韧性素养时，他当即提及“学习理论”流派……

在2005年2月的一次采访中，王逸舟把自己比喻成国关研究中的长跑者，不必具备惊人的爆发力和过人的速度，但有耐力和韧性。如今，他更笃信，“只要是认准的路，就应坚持下去。”他有个野心，从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度过35年研究时光，“我希望自己还有30年，能忠实地记录中国外交艰难而辉煌的崛起。”那时冲在一线的，或许是他带出来的那些不迷信权威的学生们。新中国外交才走过70年，即将在新的舞台上展现自己的个性，只要有长跑的耐力，笑在最后一定是笑得最美；作为研究者，又何尝不需要这样为中国外交“强身健体”的定力和战略眼光呢？

作为北大国关学院足球队一员活跃在绿茵场上（后排左二）(王逸舟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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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堂报名|王逸舟/吴心伯《要成为强国，中国外交还要哪些能力建设》

作者：李念
编辑：袁琭璐
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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