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当代科技大潮中的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研讨会现场

到了21世纪，衡量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的参数排位无疑发生了变化，当代科技越来越成为角力的决胜要素。日前，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前院长陈佩尧发起的半斗经济发展中心举办了“当代科技大潮中的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研讨会，与会的学者、外交官和企业家在跨界视角中交流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和心得。大家一致认为，无论从历史上还是当下，重视科技的国度最后明显胜出；在当前的国际竞争中，一方面要加强原创，另一方面依然要注重合作中寻求进步；AI、区块链等新科技从方方面面在改变着经济、外交、军事、社会的思维和生态，对其危害应未雨绸缪；在重视硬科技的同时，作为支撑的人文科学，应当成为高等教育的战略设计。

苏联曾长期拒绝计算机技术，一度落后

科技强则国力强。英国靠蒸汽技术登上“日不落帝国”宝座，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气、电讯、冶金，崛起了美国、日本、德国，这些已为国人所熟知。上海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祖谦举了一个鲜为人知的负面例子。苏联因为思想僵化和长官意志盛行，曾长期拒绝计算机技术，认为这是西方的一个“骗局”，后来不得不另起炉灶，研发了不同于西方的软件。苏联在研发晶体管技术上一度严重滞后，1980年代末，中国家庭已经有了晶体管彩色电视机，而苏联高级宾馆里摆的还是电子管黑白电视机。

长期从事军控研究的复旦大学教授沈丁立梳理，论及当代科技当属核动力、空间技术、计算机和AI。在核动力的战后第三代研发上，中国赶上了；空间技术上，中国曾仰望着美苏上了月球，当前，按各航天大国的现计划，从2024年起，在地外空间，唯有中国的太空站上有人长期驻守；在计算机领域，中国的天河一号、二号常居榜首；如今，在人工智能（AI）领域，中美两国展开了接近等量的合作和竞争。

上海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祖谦（左），复旦大学教授沈丁立

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则指出，中国重视高端制造业只是从善如流。早在中国之前，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就提出了“再工业化”规划。国防部、能源部、商务部都支持专门的研究机构，由政府拨款，每个项目投资约在7000万到1.5亿美元，外加社会资本投入，聚焦3D、仿真智能机器人、数字化制造、可弯曲的芯片等。德国的“工业4.0”对中国也很有启发，其工艺水平+智能水平+远程操纵，使得德国的高端制造业再上一个台阶。徐明棋指出，正常的国家都会重视科研和技术应用，这是每个政府为人民谋福祉的正常诉求，也是国家在国际竞争力上的根本支撑。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学研究所所长武心波引用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中的分析认为，新技术的应用和普及需要一个过程，由于投资过剩和生产过剩难以避免，最初会表现为世界经济发展放缓，但后期则是飞速增长。他也介绍了美国欧亚集团创始人、国际政治经济专家伊恩·布莱默的一个最新观点，即如中美在AI领域的较量得出胜负，可能就是自由民主模式作为全球可持续政治意识形态的终结。

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左），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学研究所所长武心波

加强原创，同时不应排斥和放弃开放和国际合作

尽管原创非常重要，但技术应用的能力使得中国的集成能力强大，具备当年日本和德国的某些优势。沈丁立认为，集成能力使国人很快兑现“富强”的目标，但始终有着远虑，如今，中国在5G上拥有了相当优势的知识产权，应当在AI原创上保持定力。张祖谦提醒，中国1960年代研制两弹一星，核心人员都是留美归来或留苏学者，某种意义上，也是国际合作产物；美国在战后帮助盟国发展核武，英国的核潜艇、导弹数据都是美国提供，法国的核武也曾受惠于美国。他认为，如今西方有观点说要在经济上“去中国化”，事实上只是个幻想而已。对于美国日益收紧的高科技领域的留学新策，张祖谦认为，大量勤奋、聪明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实验室为导师做项目，这些有生力量的流失看似暂时遏制了中国的科技发展，但也是美国自己的损失。他认为，作为国人，要把握好自力更生和国际合作的平衡度。

曾任中国驻德国大使的中国外交学会前会长梅兆荣回顾了1972年前后，大批西方国家和中国建交时的动力。曾有德国大使告诉他：中国很落后，但你们有巨大的市场，我们看好这一点，因此，我们要帮助你们发展科技和经济，我们投入一个马克，会有四个马克回收。前总理施密特曾向梅兆荣强调，“这种帮助不是施与被施的关系，而是合作共赢，不然，德国的汽车业会成为过剩产业。”梅兆荣举了一组数据，当前，宝马、奔驰的31%是销向中国，大众是45%销向中国，利润的70%来自中国。

对此，徐明棋认为，随着各国科技竞争的加剧和美国的部分封锁，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技术扩散会有所停滞，对此要有充分思想准备。中国一方面要利用共同利益减少发达国家的技术隔绝，另一方面在很多不具备领先技术的领域，在加强原创的同时，要继续保持开放性。“毕竟原创非一日之功，一旦大门关闭，在下一轮追赶中又会成本倍增。

中国外交学会前会长梅兆荣（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前院长陈佩尧

算法会成为权力，数据需要清洗，区块链塑造新商业生态

涉及到具体的科技领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封帅、华东师大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陆钢、链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徐铭则分别从AI、数据时空性和区块链做了深入分析。封帅与其团队在2016年就开始研究AI对经济、政治、军事和社会的挑战。交流中，他突出了数据和算法在未来会成为一种权力，如果掌握了一个人的喜好和恐惧，数据是可以对你进行选择诱导的，这样，政治生活中就具有极大的隐蔽操控。同样，决策系统如果依赖算法，无论是军事上还是国际竞争中都会占据优势。他指出对于AI等新科技一直存在进步主义和保守主义，率先对伦理做规范将占优势。

徐铭认为，区块链创造了全新的去中心化的合作机制，改变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机构之间的生产关系，把个体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化， 95后、00后可以不通过常规的上班，在网络上重塑消费价值、媒体价值，形成新的商业生态。因此，中国企业家亟待不断学习。

陆钢曾将大数据应用到“一带一路”建设的管理中。他介绍了数据的时空概念。以数据空间属性为例，来自太空、天空和地面的数据，在多种技术设备和应用程序的加工处理下，以立体方式输出，才会变成人类可读取和理解的画面。这些清洗过的数据，能提高国际事务把握的精准度，修正外交中的官僚行为造成的延迟，防止部门利益凌驾于整体利益，也有利于消除决策部门存在的全球治理的盲区。

武心波做了哲学上的思考，他认为继马克思提出人的“异化”、卢卡奇提出“物化”后，技术的进步给将带给人类未来至少两种可能，第一种是霍金在遗作《大问题的简答》所描述，拥有更强记忆力、抗病力、智力和更长寿命的“超级人类”凌驾常人，甚至使后者灭绝。第二种是“机器殖民了人类”，人成为被卷入机器的卓别林，成为卡夫卡笔下的甲壳虫。

华东师大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陆钢（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封帅

追赶科技，必须重视人文教育的战略性布局

当大家更多关注当下时，曾任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的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开首就提及了多年前他读过的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中，他认为书中预测的“社会制度的变化会带来国与国之间的变化”正在显现。如今，传统主权意义上的领土、政权概念都已经扩展到网络、大数据范畴；国际关系的权力主体也发生了变化，权力关系互动不再仅仅发生在政府层面上，科技关系更是如此；作为中国，应当强化对这类变化的敏感度。他举例，很多数据库被美国企业垄断着，要高度重视数据库建设，我们人文科学里的大数据建设尤其亟待加强，比如要研究德国，我们就没有自己完整的数据供应。在教育一线的他迫切感受到中国人文领域的知识工具、知识供给、概念工具的“舶来困境”。他主张要全面理解科技，要重视人文科学。德国普鲁士在1810年创立的洪堡大学播下了人文种子，此后生长出科技的果实，当下，中国在人文领域的差距远远大于自然科学领域，我们要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要系统追赶。他同时提出，高校学科建设既要讲究实效也要高瞻远瞩，高校之间有竞争，但也要有合作，要有制度平台，如，德国柏林的数学研究所就是几个优秀高校在合作，“他们希望立足在人类智慧的前沿做探索。”

链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徐铭（左），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

照片提供：陈少斌

作者：李念
编辑：袁琭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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