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上海交通大学文学人类学中心暨神话学研究院，咸阳市文化和旅游局、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共同主办的“纪念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玄玉时代’高端论坛”，近日在咸阳举行。一批来自北京、上海、甘肃、陕西、河南等省市考古文博科研机构、高校和文学人类学跨学科研究专家，围绕“玄玉时代即五千多年前中原文化玉礼器圣物新发现，阐释中华文明起源”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与交流。

专家指出，如果说良渚文化是见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南方实证，那么玄玉时代则指：中原地区新发现玉器文物足以实证古籍中的“玄玉”记载，打开了历史学、神话学与考古学互动研究的新空间。这些新求证将给一百年来的仰韶文化研究带来新亮点。

仰韶文化是我国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考古学文化，从距今7000年到距今5000年，延续两千年之久，而中原及周边地区堪称孕育中华文明的重要母胎。

“玄玉”是《山海经》所记中华民族共祖黄帝播种的天下最优玉石，后世又称墨玉。“玄玉时代”，就是以黑色玉料为主的玉礼器流行的时代。上海交通大学资深教授、神话学研究院首席专家叶舒宪将距今5500年至4000年之间称作“玄玉时代”，认为这期间中原和西部的玉文化是第一个时代。

2020年12月，上海市社会科学重大委托项目——“中华创世神话考古研究·玉成中国”丛书第一部《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叶舒宪著）和第二部《禹赐玄圭:玉圭的中国故事》（唐启翠著）出版，首次梳理出中原玉文化发生史的第一个时代，即距今5500年至距今4000年以深色蛇纹石玉为主的时代。《玄玉时代》，旨在解读华夏先民们在无文字时代通过作为象征符号的玉礼器所表达的神话观念和信仰特点，找寻并重建文化大传统时期华夏文明的创生过程。

叶舒宪告诉记者：我国的玉文化是早期华夏文明最重要的文化基因，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约1万年前的东北地区。年代大大早于汉字的玉礼器，可以说是一种华夏精神和物质的符号，文学人类学家从中能够解读的文化史传统竟长达一万年，比传统文献所记载的“华夏五千年”多出一倍的时间，它将中国文化起源推到了一万年前！

尹家村遗址15件蛇纹石玉斧钺，中原文化五六千年之瑰宝

自仰韶文化发现100年来，一直没有规模性的玉礼器发现！

21世纪初以来，文学人类学一派长达10年的“玉帛之路”调查，揭开了中原玉文化的序幕，为中华文明史的求证找到了物证，掀开了万年中国玉文化研究的重要新领域。

近年来，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等单位，先后组织了15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覆盖中国西部七省区250县市，勾勒出一个200万平方公里的西部玉矿资源区，初步普查出分布在黄河支流地区的仰韶文化玄玉礼器情况，初步确认玄玉即史前蛇纹石玉料的原产地或主产地为渭河上游的甘肃武山县鸳鸯山(俗称“鹫鸯玉”)。

“整个渭河流域，共有5个遗址出土总计约140件玉器，多为蛇纹石玉。这些数据较为充分地证明：中原地区玉文化起源的第一个时代是以‘玄玉时代’为基本特色的。”在论坛主题发言中，叶舒宪说，100年间，已发现5200多个仰韶文化遗址，但有规模性的玉礼器遗址却屈指可数，仅在21世纪初以来陆续发现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蛇纹石玉钺的批量生产和使用情况（以河南灵宝西坡和陕西高陵杨官寨出土玉钺为代表）。这一发现揭开了中原玉文化发生的序幕，改写了中国玉文化的历史，对于认识文明国家起源具有标志性意义，其文化意义重大而深远。

1957年，陕西咸阳尹家村仰韶文化遗址被发现，并陆续采集到陶器和玉石器，以玉钺为主，珍贵的玉斧钺数量可观。由于当时的学界认识水平非常有限，没有辨识出来，被混同于一般的黑色石斧类别之中；

2005年及次年，在灵宝西坡总计13件深色玉钺横空出世，打破了仰韶文化没有玉礼器传统的魔咒与成见，为中原玉文化史研究揭开崭新的一页；

2021年2月，叶舒宪团队对尹家村遗址出土的38件石器、陶器文物重新辨识和研究发现，墨色、墨绿和绿色蛇纹石玉斧钺多达15件，超过灵宝西坡和杨官寨两地出土玉钺的总和。玉斧钺的形制和玉石材料以深色蛇纹石为主，个别为透闪石，年代可比照灵宝西坡遗址，部分遗物的年代或许更晚至龙山文化时代。

叶舒宪对比分析了灵宝西坡与咸阳尹家村玉礼器，得出两者多方面的一致性：玉礼器种类、蛇纹石玉料的一致性，玉钺大小、形制的一致性，加工工艺的一致性。目前能看出不一致的地方，就是尹家村15件玉钺中，有3件钻孔位置贴近低端边缘。就彩陶与磨光石器共存的现象看，推测尹家村遗址的时代上限应与西安半坡相当或稍晚，下限在仰韶文化晚期。

这批中原文化五六千年之瑰宝，是迄今所知玉礼器登场中原文明的第一线曙光，有助于丰富和深化对“玄玉时代”的学术认识，对仰韶文化和咸阳地区乃至整个关中地区史前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玄玉时代》：行三万里路、访万家博物馆的大智慧结晶，集大成之作

“《玄玉时代》是一部行三万里路、访万家博物馆的大智慧结晶，一部前无古人的集大成之作。它最大的文化特征就是跟着出土文物走，哪里出土了史前深色的蛇纹石玉，哪里可能就是玄玉时代的覆盖范围。”上海交大人文学院副教授胡建升称，这是一部新文科建设的“预流”之作，为新文科的未来建设提供了立足本土的学术典范。

胡建升介绍，学术界通常将旧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之间的文化时段称为玉器时代，发生的时间大约在1万年前至4000年前，时间跨度长达6000年之久。《玄玉时代》充分运用考古出土文物，提出中原玉器出现了一个玄玉时代，其时间年限在5500年前至4000年前，延续时间跨度约为1500年左右。“这个时间段正是五千年中国最为关键的时间节点，是夏商周国家成形之前的五千年中国最为重要的时间段，而且在史书书写记录中，这个时间段的历史叙事都是以神话传说的方式存在，也是学术界争议最多的史前历史时段。”

谈及仰韶文化玄玉的认定及意义，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张天恩认为，过去考古学上认识有盲区，而“新的认识打破了仰韶文化没有玉器的旧观念，反映了仰韶文化的价值，展示了夏文化礼制的基础。”据其介绍，现知玄玉取材主要有渭河上游的鸳鸯玉、河西的敦煌玉。前者当是仰韶玄玉的产地，后者可能是齐家、石峁、二里头玄玉的主要来源。前后的玄玉均与自东北到东南沿海、江汉等地区流传的青白、青黄色的透闪石类软玉差别巨大，这表明中国在新石器时代确有华东、华西两种用玉系统，只是后来透闪石类青白玉也发展到西部，商代以后华东系渐成主流而影响到后代，玉材的获取更钟情于昆仑山系的白玉，玄玉却被淡忘。

“历史文献记载，璧琮圭璋璜琥是三代礼制核心玉器。考古发掘表明，璧琮组合主要流行于夏代之前良渚文化，圭璋流行于夏代，圭璧流行于商周，璧璜贯穿了三代，而罕见有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易华认为，禹赐玄圭和夏后氏之璜是夏代传国重器。圭璋作为王权象征或权威礼器，源自生产工具斧戉戈刀耒耜铲，平首圭源自斧戉铲，尖首圭源自戈或耒，凹首圭或璋源自耜或刀。这可与古代埃及法老手中权杖连枷和弯钩类比。秦汉以来，规章取代了圭璋，圭璋礼仪是东亚独特传统，规章制度是欧亚共同文化特征。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永平认为，玉器作为祭祀的礼器，玉矿的资源依赖，也是最早“中国”中原中心形成的外部条件。在古代中国广泛分布、具有文化认同的玉礼器：璧、琮、圭、璋、璜、琥等，是讲好中国故事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

“玄玉时代”，为华夏文明探源带来前所未有的重要启示

上海交大人文学院副教授唐启翠、讲师雷欣翰，四川省社科院副研究员杨骊，原陕西省文物局巡视员、陕西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刘云辉也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中国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但是迄今所知最早的汉字体系甲骨文仅有三千多年，如何弥补这两千年空缺，将炎黄与蚩尤的神话传说时代变成可以实证的中原文明起源景观？与会学者称，叶舒宪所著的《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一书中，以《山海经》所记“玄玉”为线索，依据考古新发现的中原地区5300年前最初的玉礼器玄钺，对黄河及其支流地区做广泛的玄玉礼器普查，以各县博物馆藏189件标本，组合为四重证据法的证据链，求证中原玉文化发生的第一个时代为“玄玉时代”，给华夏文明探源带来前所未有的重要启示。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朱鸿认为，华夏族的腾飞有“两翼”——“一翼”是100年前我们找到的彩陶，“一翼”是经过100年之后找到的仰韶文化的玉器。华夏族基本上是在仰韶文化圈生存、发展，推进中华文明的，黄河的中游渭水、汾水、易水两岸，彩陶多个遗址都证明了它是华夏族文明的一个象征、一个标志，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彩陶之外的玉器。他认为，彩陶更多的是实用器，而仰韶文化的玉器更多的是敬神的、通天的功能。

“今天的文学人类学一派对于‘玄玉时代’的发现与研究，揭示了一个鸿蒙初开的伟大时代。穿越苍茫的历史尘埃，这个玄玉之光独照的中原文明之曙光，终于孕育出今天的灿烂星空。”西安外国语大学教授苏永前认为，国际学界长期以来将城市、青铜器、文字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志，但运用这一标准求证华夏上古史，也有不近合理之处。从符号人类学的立场看，与这一“国际标准”相比，神圣符号或权力符号物的出现，也应成为文明诞生的标志。叶舒宪将目光投向前文字时代的华夏文化“大传统”，即“史前时代东亚地区所独有的玉礼器系统”，考察古玉料如何被先民改造为负载着象征意义的仪式符号，寻找到大量的玉矿和玉料作为研究的新物证，再运用“四重证据法”，结合文献、民族志资料和考古实物与图像，重建五千年前华夏先民的观念与信仰世界，最后得出“玄玉时代”的结论。

“我们要补足仰韶玉文化的短板，更正已有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会议可以说是一个宣言，对考古学研究有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玄玉观念的提出，尹家村的相关发现，让我们看到了仰韶研究新的突破方向，彩陶实际上是让仰韶人与神面对面，它不只是艺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认为，艺术是信仰飘扬的旗帜，也是信仰认同的必由之路。艺术也是造神运动重要的作品，但彩陶长期没有被认为是造神艺术，只是一种装饰艺术，学者的观念表现出明显的偏见。

在王仁湘看来，玄玉就是信仰提炼出来的象征，也是早期宇宙观的标志之一。他建议，对过去的一些重要发现，做一些梳理，重新做些鉴定，结果是可以期待的。“关于文明的探源，我们过去过多用力于物质方面，从城市、青铜器和文字等方面去考虑，明显忽略了精神层面，忽略了信仰、传播与认同的过程的研究。如果这个倾向得不到纠正，我们可能很难顺畅地到达预定的目的地。”

本次论坛由咸阳博物院、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