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百岁老战士们回信，强调多讲讲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仰、勇敢斗争。总书记回信在沪上各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从党的光荣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用如磐初心凝聚奋斗伟力。《文汇报》记者日前独家采访了五位新四军老战士，请他们以亲身经历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这是110周岁的新四军老战士施平，在获悉习近平总书记近日给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百岁老战士回信后，激动地一笔一画写下的贺词。

2月22日，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刘苏闽告诉记者，该会成立于1980年，会员中参加过抗日战争的新四军老战士有近1000人，年逾百岁仍健在的老战士就有46人。收到总书记的回信，研究会的所有同志深受教育和鼓舞。刘苏闽说，习近平总书记希望老同志们继续发光发热，结合自身革命经历多讲讲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这是总书记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也是我们应负的历史使命。

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知史才能爱党，知史才能更爱国。新四军老战士是中国革命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是传承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宝贵精神财富。让我们俯首倾听新四军老战士们以亲身经历讲述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吧，这对我们后人是一次精神的洗礼。

“一旦找到共产党，即共同参加”

究竟是什么，让当年“恰同学少年”的他们，在国家积贫积弱、山河破碎的年代，奋然而起，不怕流血牺牲，汇聚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

施平

1931年，来自云南大姚的施平考入在杭州的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9月初，他来农学院报到。此为蚕桑之乡，四周田野广阔，稻穗飘香，鱼跃水面，鸭嬉洼塘，一派江南美好风光。“我一下子就爱上了这块地方。我愿意在此努力攻读，掌握林业知识和技术，将来投身祖国大西北的建设，到黄河上游去造林植树，为制止黄河泛滥作出努力。”施平回忆说。

但是，“我陶醉在理想的‘桃花源’中仅仅18天，突然传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沈阳的炮声，霎时打破了我和同学们的美好理想。‘沈阳陷落!’‘东北危急！’的大字标题，大惊叹号，出现在各大报上。有的报纸把‘沈阳陷落’‘长春危急！’‘北平？’‘青岛？’用大红字套印在整页版面上。有一张报纸，在整页上套红一个‘！’，触目惊心。祖国的心脏在流血，大滴大滴地往下淌！同学们感到亡国之日降临，焦急、震惊、愤怒！”

于是，同学们愤怒发问：“为什么不抵抗？国民党还在打内战，枪口为什么不转向敌人？”施平和爱国的同学们义愤填膺，开始寻求救国之道。他们自发成立了浙江大学农学院学生抗日会和浙江大学农学院学生会，施平担任了抗日会主席。浙大的爱国学生和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还联合杭州的大学生、中学生到南京去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停止内战、出兵抗日。在南京中央大学礼堂，蒋介石被迫出面与施平等学生代表对话，但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再一次加深了施平对国民党的愤怒和失望！

1935年5月，日寇大举入关；7月，国民党与日寇签署了出卖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主权的“何梅协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学生掀起了伟大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杭州学生大规模响应，震动全国。为了平息杭州的抗日救亡运动，蒋介石赶到杭州，再次与施平等学生代表对话，但只接受了学生驱逐不抗日的浙大原校长郭任远的要求，仍不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消极抗日政策。正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极度失望，让施平和同学们相约：“一旦找到共产党，即共同参加”！1938年1月，施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终于实现，从此走上革命道路，经历了种种严峻的生死考验而未悔。施平的道路，是当年无数青年知识分子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决心跟中国共产党走的共同选择。

彭业长

现年94岁的新四军老战士彭业长，老家在苏南句容茅山，自家大瓦房在方圆20里地首屈一指，原本的农家耕读生活并无饥寒之虞。日军侵占上海之前，其父曾在外滩的商检局做事。家乡沦陷后，日军在离他家不远处安插了据点。只要据点里的日军一出动，全村的男女老少立即纷纷扶老携幼逃入深山，年仅十多岁的少年彭业长也多次跟随家人逃难。待日军扫荡结束，乡亲们才悄悄回到村里。彭老至今记得，每次回村都能见到被焚毁的农舍，粮食和鸡鸭猪牛常被日军掳掠一空。

1943年底的一天，在苏南坚持抗日的新四军47团政委王直率领队伍来到茅山，偶然在彭业长家见到一本关于西安事变的小册子。王直问彭业长的父亲：“你孩子怎么没上学？”父亲回答说，日本人攻占了塘马，老百姓哪还敢去那上学。王直说：“让孩子到我们新四军的后方去上学吧！”父亲欣然应允。次年5月，在新四军带领下，彭业长来到了位于浙江长兴小茅山的新四军16旅旅部，加入了后方医院医训队，开始学习急救包扎等战地救护知识，成为新四军6师16旅47团3营8连的一名卫生员。

“您父亲为什么放心让您参加新四军呢？”记者问。

“当时，国民党军队打了败仗后，不少散兵穿过我们江苏山区逃回老家。只要老乡给一套旧衣服，他们就给一支中正式步枪；再给点钱，驳壳枪你也可以拿去。这样的队伍能打赢日本鬼子吗？我们都知道新四军是真正抗日的队伍，跟这样的队伍走，国家才有救啊！”

抗日救亡，这同样的初心让施平和彭业长不约而同走进了新四军的行列。

“我走在你前面，子弹打过来，先打到我”

“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怕牺牲，英勇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彭业长说：“那时新四军缺医少药，医疗条件很差，连队卫生员的急救包里只有绷带、红汞、碘酒和绑扎用的三角巾，连感冒药片都没有。我第一次参加战斗，也才17岁。前面枪声一响，不知怎么的，竟然迈不开腿了。连指导员陈杰看出我紧张，拉上我说：‘别害怕，你走在我身后，我走在你前面，子弹打过来，先打到我。’就这么一句话，我脚步也放开了，跟着指导员上了火线。”

“你走在我身后，我走在你前面，子弹打过来，先打到我。”不用再多说什么，这简单明了的话，道出了真正的共产党人的胸怀、情义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就在新四军这支革命队伍里，彭业长从一个青葱少年，成长为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抢救了无数伤员的卫生员。因为战场表现出色，他19岁就被提拔为医务员。

阮武昌

现年92岁、曾任上海警备区副政委和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的阮武昌，向记者讲述了他所经历的最艰难最残酷的战斗：1947年5月，华野在孟良崮战役中全歼了张灵甫的74师，从而打破了蒋介石在山东重点进攻计划。于是，国民党在莱芜到蒙阴不到50公里的正面，调集了9个整编师、25个整编旅，发起了“鲁中第三期会战”。华野于是分兵多路突击。阮武昌所在的4纵和1纵按计划插向鲁南，占领了费县。但蒋介石又从鲁中急调7个师的兵力，对我4纵和1纵三面夹击。为了甩开敌人，华野首长决定只留下阮武昌所在的4纵10师就地吸引敌人，其余部队悄悄越过津浦铁路，向鲁西南突围，同时借以配合刘邓大军进军中原。

“为跳出包围圈，我师冒着连绵的阴雨，穿越沂蒙山区。山陡路滑，鞋烂了，我们就把衣服被单撕了，裹在脚上。没有吃的，就吃野草野果；驮着重机枪、迫击炮的骡马更没有吃的，走着走着就倒下了，我们只得把骡马杀了。这些重机枪、迫击炮是战士们用生命的代价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也只能扔了。为不让敌人追兵捡去，战士们流着泪把重武器拆散了，一路走一路扔在山沟里。我们的团长、政委鼓励大家说，突围就是胜利！‘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重武器我们可以再夺，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我们边走边打，走了一个月，才终于甩掉了追兵，进入了滨海地区的解放区。当解放区的老大娘看到我们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都哭了：‘咱子弟兵怎么苦成这个样子？’我们4600人一个师，完成牵制敌人的任务后只剩1600人了。”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即使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刻，革命军人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决不动摇！这就叫“不畏浮云遮望眼”！第二年，阮武昌所在的师又投身淮海战役。

“一切行动听指挥，是新四军的铁律”

今年已97岁高寿的原新四军4分区东南警卫团机要员鲍奇，在抗日战争中经历了特殊的“生离死别”。淞沪会战时，他住在上海闸北天目路安庆路附近的春晖里。他的初中老师吴玉林是地下党员，向他宣传了很多抗日救国的道理。有一天，吴老师问他：“新四军急需有文化的人，你愿不愿意去苏北参加新四军？”鲍奇说：“愿意！”吴老师说：“好。如果你愿意，必须遵守3条纪律：一，不准告诉家人；二，不准拿家里的东西；三，路上要一直跟着老师走。”

于是，在1941年的一天，鲍奇与家人不辞而别，和另一个同学在中共地下党的护送下，悄悄来到了启东，成了新四军的一名译电员。部队上的第一课就是保密课，他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为了保守机密，他参加新四军后，从未与家人联系。直到1949年5月解放上海后，组织上才批准他回家探亲，当时他已经是解放军九兵团的机要股股长。8年音讯全无，当他走进春晖里弄堂，邻居已经“相逢不相识”，奇怪地望着他，目光里询问“这位同志来找谁啊？”鲍奇不言语，径直走到自家楼下。一楼的邻居问：“同志，你找谁啊？”因为家在二楼，他直奔楼上，敲自己家门。开门的是他8年未见的父母。鲍奇的个子长高了，整洁的军装穿在身上，人也精神了，父母一下子认不出来是谁。他情不自禁地跨进家门，家人有点紧张地问：“同志，你怎么自己进来了？”鲍奇一看，家里竟然供着他的牌位，父母还以为这个儿子已经没有了。他忙拿起牌位说：“我还活着，你们怎么供上牌位了？”顿时，8年里不知流了多少泪的父母抱着儿子喜极而泣了！

“严守机密，一切服从命令听指挥，这是新四军首长教育我们必须遵守的铁的纪律。”鲍奇说。

鲍奇

“这就是人心向背的力量啊！”

中国革命的斗争史，还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人民军队的胜利，离不开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奉献和牺牲。

现年106岁、有81年党龄的老战士程亚西，1940年2月离家参加了八路军，成为八路军五纵队三支队的战士。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央军委决定将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统一整编为新四军，程亚西所部为新四军三师九旅，旅长张爱萍。解放战争时期，程亚西调到地方工作。1948年淮海战役期间，程亚西是沭阳县胡集区区长，还担任支援前线的担架运输营营长，任务是配合解放军12纵队，为攻打徐州做准备。

程亚西说，有一次，往前线运送粮食的民工队自带的粮食吃完了，带队干部说，那就吃车上支前的大米吧。民工们坚决不吃，宁愿自己饿着肚子，也要把粮食一斤不缺地送到解放军手里。支前担架队遇到敌机扫射轰炸，担架员情愿自己扑在伤员身上，也要保证伤员的安全。程亚西也曾遭敌机轰炸，可谓死里逃生。那是1948年11月23日，支前团在梅山村开会，有10多架敌机突然俯冲轰炸，一颗炸弹在屋后的一棵大椿树上爆炸，把屋子炸塌，副营长戈联秀不幸牺牲。

程亚西

陈毅同志曾深情地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淮海战役中，华东、中原、华北解放区的老百姓家家户户忙支前。解放军打到哪里，人民就支援到哪里。据不完全统计，淮海战役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大小车88万余辆、担架20.6万副、挑子30.5万副、船只8000余只、牲畜76.7万头，筹集粮食9.6亿斤，赶做军鞋数百万双，运送弹药300多万吨，转送伤员12万多名。淮海战役深深地烙下了“人民伟力”的印记。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决定了中国革命事业的成败。阮武昌亲历的一件往事，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印证了这个道理：那是1948年12月初，我军已将杜聿明部队20余万人马包围。围敌十多天后，天降大雪，军粮消耗殆尽的国民党军又冷又饿，斗志全无，而我军则在老百姓的支援下，都能吃上肉包子，于是以逸待劳，展开了强大政治攻势。不久，每天都有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士兵和下级军官前来投诚。最初是晚上悄悄地来投诚，后来是大白天集体投诚，最多的一天达几百个。阮武昌带着宣传队员整天忙着安置，只要是来投诚的，马上安排他们吃喝休息，再转送后方。有一次，一个士兵吃饱喝足之后，突然向一个宣传员提出：“长官，能不能放我回去？”我们队员一下子愣住了，因为从来没有国民党士兵过来吃饱喝足了又回去的，心想：真是不知好歹的家伙！连忙转过头来请示阮武昌。阮武昌就问这个士兵：“你既然来了，为什么要回去？”他说：“长官，我那边还有几个要好的兄弟在受苦，我想回去把他们带过来。”他怕阮武昌不批准，又赶紧说：“要是长官不放心，我就不回去了。”听他这么一说，阮武昌说：“我放心，相信你一定会回来，就是你这两天不回来，再过几天也一定会回来。”对方连连保证：“长官，我一定回来！”临走，阮武昌还让他带上几个肉包子，他千恩万谢地回去了。果然，当晚他就带了七八个士兵来投诚。

阮武昌说，据统计，在1948年12月16日到1949年1月5日这短短20天里，跑来投诚的国民党官兵达14000人，他们中大多数人后来自愿留下来当了解放军。阮武昌说：“这就是人心向背的力量啊，国民党怎么能不打败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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