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瑛执棒国家大剧院。

即使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年逾九旬的指挥家郑小瑛半年多来仍然很忙：2020年6月30日，在福建泉州大剧院执棒“致敬城市最美逆行者”公益交响音乐会；8月15日，由她领衔制作的意大利歌剧《茶花女》(中文版)亮相厦门闽南大戏院……

6岁学钢琴，14岁登台演出，23岁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郑小瑛师从苏联合唱指挥家列·尼·杜马舍夫，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专业指挥人才，此后又被选派到苏联国立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师从知名教授尼·安诺索夫和格·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进修歌剧、交响乐指挥专业，一生与交响乐歌剧结缘。数十年间，她指挥演出了20余部歌剧，将国外的经验引进中国，开创了 “音乐车间”的歌剧排练方式。

50岁时，她在指挥演出大量作品的同时，致力于交响乐普及，开创了在演出前向听众介绍曲目的“郑小瑛模式”；60岁时，与一批志同道合的女音乐家创办 “爱乐女乐团”，义务在学校、企业、农村演出经典乐曲；70岁时，郑小瑛创立厦门爱乐乐团，数年后这个年轻的乐团被市民们选为厦门的十大“城市名片”之一；她在80岁时，成立 “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至今仍在为全国各地培养歌剧表演人才。

▲郑小瑛指挥乐团排练。

从在文工团“打拍子”到上歌剧院任指挥

郑小瑛的父亲是第二批庚款留美归国的学者，母亲是中国第一代女子体育教师。父母的垂爱，让她从6岁开始就接触到了钢琴。这也成为了她交响人生的启蒙，在她看来，钢琴在音乐的国度里是自由行走的，“如果你还没有想好让你的孩子学什么，那就学习钢琴吧。即使最后不选择音乐，钢琴的学习也会受益一生。”

18岁那年，抗战的硝烟刚刚散去，郑小瑛考入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按照当时的规定，进入协和学习前，学生必须先上几年教会大学。当时，父母为她选择了离上海较近的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

在这里，郑小瑛受到进步思想影响，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参加反内战游行，还组织了民乐社，唱解放区传来的歌曲和苏联歌曲。1948年12月，中共地下党组织一批知识青年到解放区，她瞒着期待她回家过圣诞节的母亲，登上驶往汉口的轮船，辗转前往中原解放区，被分配到文工团。

几年的文工团生涯，感受自民间的各种音乐元素，给郑小瑛留下了一生铭记的感悟：音乐是人民创造的，音乐家来自普通百姓。初到开封，郑小瑛看了春节、五一等节日由工农组成的锣鼓宣传队，小伙子们在冬日里光着膀子，打击出撼动人心的锣鼓节奏，那种精气神令她十分羡慕。

后来，她随队伍到少数民族地区慰问演出，陪同的少数民族翻译一路走一路唱，到了住地，大家都休息了，两位翻译拉条板凳坐在门口还要唱。那段经历让郑小瑛体会到，音乐是他们的生活需要，也让她进一步理解了音乐是如何产生的。             1952年，在文工团里负责 “打拍子”的郑小瑛被保送到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深造。1955年的一天，学校人事科通知她立即去会客室，接受苏联合唱指挥家列·尼·杜马舍夫面试。面试出奇的顺利，她也成为苏联专家授课合唱指挥班中唯一的女学员。从此，郑小瑛再也没有放下过指挥棒。

5年后，郑小瑛又被选派到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进修歌剧、交响乐指挥专业，师从知名教授尼·安诺索夫和格·罗日杰斯特文斯基。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12周年时，在安诺索夫帮助下，郑小瑛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一场庆祝音乐会，上半场演出中国作品，后半场则突出中苏友好的主题。

1962年，在资深指挥伊·巴因的指导下，郑小瑛在莫斯科音乐剧院指挥了意大利歌剧《托斯卡》。郑小瑛说：“他一定是顶着压力，很可能是把自己指挥一场歌剧的机会给了我，因为歌剧院一般不会接受没有经验的年轻指挥。”演出获得了高度评价，郑小瑛也成为第一位登上外国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后来，安诺索夫在郑小瑛的毕业评语上写道：“完全可以预见她从事指挥的光辉前景和在她的祖国的交响艺术事业发展中将起的作用。”      

▲亲密接触厦门爱乐乐团。

从“歌剧车间”到“先讲解后演奏”

学成回国后的郑小瑛，重返中央音乐学院担任教职。1965年，中央歌剧院的前身中央实验歌剧院要排练新歌剧《阿依古丽》，找到了她担任指挥。郑小瑛回忆当时的场景，由于那时关于音乐的土洋之争很厉害，说歌剧的“洋嗓子”演不了表现中国人感情的戏。“我们都想借排演新歌剧《阿依古丽》，为歌剧打个‘翻身仗’。”

郑小瑛曾说，指挥要能一目二三十行地看二三十种乐器构成的总谱，以自己理解的乐曲应有的速度和力度，率领乐手们进行二度创作。因此，指挥是乐队的灵魂，甚至没有不好的乐队只有不好的指挥。但在以往的中国歌剧排练中，由于排练流程的不科学，乐队和演员都很辛苦。

“那时候我国剧院通行的排练方式是导演带着乐队排戏，大家心里都没谱，都在即兴地做，排练过程拉得很长。”郑小瑛将在苏联留学时指挥歌剧《托斯卡》的经验，运用到《阿依古丽》的排练中。

国外歌剧排练流程是指挥先给演员作业，把音乐处理的要求告诉演员和钢琴排练的指导，把技术上的问题、表现上的问题都解决了，才跟乐队去配合。指挥按自己的要求练乐队，导演在这个音乐里排戏，练完以后这两家才合乐。

按照这一模式，郑小瑛对歌剧的排练流程进行了优化，排练效率大大提高，她将这一模式称为“歌剧车间”。在她的指挥下，《阿依古丽》演出获得成功，有媒体甚至以歌剧里的台词“谁说母燕领头飞不远”，赞扬郑小瑛的指挥有大将风度。然而受当时种种条件影响，这部歌剧还是受到了批判，而创作者们也被集体下放劳动，歌剧自此在中国舞台上销声匿迹十余年。

1978年底，郑小瑛再次在中央歌剧院的舞台上执棒指挥了《阿依古丽》，她在日历上写下了“女指挥的复活节”几个字，中国歌剧迎来了复苏。次年，她又指挥了中文版《茶花女》，在天津连演39场，创造了世界纪录。1981年，由郑小瑛主持译配并指挥排练的中文版歌剧《卡门》，短短四年里上演了100场。

与一般的歌剧演出不同，郑小瑛在指挥的音乐会曲目开始演奏前，通常会用20来分钟向听众讲解曲目的时代背景和相关音乐知识。这种形式她已经坚持了近40年，听众们称为“郑小瑛模式”。

创立这一模式的想法，始于中文版《茶花女》的一场演出。尽管是中文演唱，但观众还是不理解为什么整场演出要从头到尾唱，剧场里也慢慢开始从安静变得喧闹，甚至有听众在悲情处笑出声来。

“面对这样的观众，我无法置之不理，我们更不该曲高和寡。我领着乐队劳心费力地表演给谁听？对牛弹琴？我不希望。我希望我的这点劳动能够换来听众的共鸣，希望这点知识能够进入观者的心灵。”自此，只要是郑小瑛担纲歌剧指挥，开演前20分钟，她都会给观众讲解该如何欣赏歌剧。一个雷打不动的演出惯例——“郑小瑛模式”诞生了，而且一直延续至今。

后来，郑小瑛又把音乐讲座从剧场延伸到了校园。她介绍说：“我把讲座办到学校，北大、清华都要我做歌剧、交响乐系列讲座。在北师大开讲座时，学生把窗户都挤破了，窗台上也坐着人。刚开始时，有人提出这不是指挥的事，也不符合音乐会的惯例，但我希望经典音乐能够‘阳春白雪，和者日众’。”      

▲假日里的露天音乐会。

从“爱乐女”到“厦门爱乐”

上世纪80年代末，港台流行歌曲大行其道，音乐厅观众急速减少，一场音乐会只能卖出几十张票。许多正规文艺院团演出受到影响，一些演出骨干外出“走穴”，这让郑小瑛深感苦闷。一次，她与中央乐团首席大提琴司徒志文、总政歌剧团首席小提琴朱丽说起这种现象，三人深有同感，都希望能让年轻人有机会领略经典音乐的美妙，产生了组建一支由志愿者组成的乐队，到学校、工厂、农村去为市民无偿演出的想法。倡议发出后，得到了十多位演奏家的响应，大部分是女性。郑小瑛说，都是女同胞，就叫爱乐女室内乐团吧。

1990年3月10日，爱乐女室内乐团成立首演音乐会在北京海淀剧院举行。郑小瑛用不到五分钟的开场白，向听众宣告中国第一个女子室内乐团成立，五次被全场爆发出的热烈掌声打断。演出结束后，全场更是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喝彩。

演出是无报酬的。郑小瑛说，乐团出去演出，唯一向对方提的条件就是派车来接我们。乐团成员接到演出通知，从来不问给多少钱，而是问“到哪里集合”，无论寒暑，只要有演出，大家都会下了班从各自单位赶到集合地点。有一次北京下着大雪，接最后一位二胡演奏家宋飞时，比约定时间晚了一个多小时，大家都认为宋飞可能已经回家了，没有想她抱着两把二胡在雪中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乐团后来得到了一些社会赞助，才在演出时发给每个人一次20元交通费和误餐补贴。

1995年，在爱乐女室内乐团的基础上组建的爱乐女交响乐团在世界妇女大会开幕式演出，此时，乐队成员已发展到108位。受当时政策、法规的限制，这支乐团只能挂靠在中央乐团。上世纪90年代中期，首都各大乐团纷纷重新组建，在改善演奏员各方面待遇的同时，又强调严格的纪律，要求一般情况下各乐团正式演奏员不能够参加其他乐团的演出。

中央乐团改组为中国交响乐团后，爱乐女乐团在赞助经费使用上又面临新的问题。1996年，郑小瑛在一场演出后，突然宣布这是“爱乐女”最后一场演出。在乐迷们的惋惜声中，这支成立6年，利用业余时间到学校、厂矿、农村义务演出近300场的女子乐团宣告解散。

告别“爱乐女”一年后，郑小瑛定居福建，创办厦门爱乐乐团。之所以选择厦门，一方面厦门是她的家乡，另一方面是受当时厦门市领导的盛情邀请。在筹建厦门爱乐乐团期间，她被查出罹患直肠癌。这时乐团应聘者的资料已经汇集来了，她就在病床上听应聘者的资料进行初步的筛选。

经历了4个月的手术、化疗、放疗等一系列的煎熬之后，她出院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鼓浪屿面试。对她来说，大病初愈是死而复生的一次考验，“我要告诉这些被‘冷却’了半年的应聘者，办乐团这件事情没有骗人！让我们一起来到厦门开创全新的事业！”

厦门爱乐乐团是我国第一家“民办公助”的全职业化交响乐团。经历了初创时期的艰难，这支年轻的乐团得到了厦门市政府、企业的支持和市民的认可。郑小瑛说：“没有哪个乐团坚持每天五个小时排练，每周推出一台新节目的。是我们的努力和辛勤耕耘，吸引了那么多的观众，换来了社会的承认。我经常打车，司机对我说：‘你为厦门作了这么大的贡献，能拉到你是我的荣幸’，就是不肯要钱。我们租房时，一说是‘爱乐’的，人家就很热情；一说是’爱乐’的，人家都给我们打折。”

郑小瑛说：“我父亲是闽西客家人。我去寻根时，发现当地的‘土楼’都是按照‘八卦’建的；还有那些楹联、族训等，都充满了文化气息，我就想，应该有一部交响乐来表现它，就请了青年作曲家刘湲写了交响诗篇《土楼回响》。

2000年11月21日，在闽西龙岩的客家祖地，郑小瑛指挥《土楼回响》在第16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首演，她特地请晚会主持人宣报指挥的名字为“永定客家女——郑小瑛”。一首有五个乐章，长达37分钟的器乐作品，在一个从来没有听过交响乐的山区体育馆里演出，听众们不仅坐住了，还听得入了神，最后还随着她的指挥棒齐声击掌，高唱一曲客家山歌。她说：“这样的经历，在我的指挥生涯中还是第一次。”

2006年，厦门市政府发动市民票选代表厦门的十大城市名片，厦门爱乐乐团名列其中。郑小瑛觉得特别高兴。她说：“我们这个全部由外来移民组成的乐团当选为名片之一，我觉得好不容易。厦门爱乐代表这个城市了。我们可是跟鼓浪屿、厦门大学一起参评的。”

2013年起，郑小瑛不再担任厦门爱乐乐团艺术总监，但她仍将美妙的音乐和歌剧的种子留在这里，乐团“周末交响”音乐会一期接一期举行，为听众献上了1700多场音乐会。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自2011年在厦门理工学院成立后，先后推出歌剧《茶花女》(中文版)、《紫藤花》《伤逝》（校园版)、《帕老爷的婚事》(中文版)、《岳飞》(音乐会版)、《快乐的寡妇》(中文版)等多部中外经典歌剧，在全国各地演出累计达20余场次。

时隔9年，2020年7月30日，由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排演的《茶花女》(中文版)在厦门歌舞剧院再度公演，从主角到配角，难觅大腕踪影，演员都是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学歌剧来厦门”演员培训班学员。9年前，中心成立之初，曾以这种方式排演了中文版《茶花女》。与9年前相当，此次培训班报名者更加踊跃，吸引了全国各地近百人报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最终通过视频，挑选出20多人来厦门学习。

总结自己的“90后”人生，郑小瑛说：“我想今天我是最幸福的人，我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个女指挥受到世界上许多女同行的羡慕。我感谢我的祖国，感谢我的人民。”

人物档案

郑小瑛，1929年出生于福建，幼年因战乱辗转重庆等地，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父母移居上海。新中国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家。爱乐女乐团音乐总监和创办人之一，曾任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中央歌剧院乐队首席指挥。厦门爱乐乐团的创办者。

指挥演出了《阿依古丽》《护花神》《热土》《屈原》 《屋外有热流》《茶花女》《卡门》《费加罗的婚姻》《蝴蝶夫人》《波希米亚人》《托斯卡》《奥尔菲下地狱》《弄臣》《帕老爷的婚事》《图兰多特》 《魔笛》《塞维利亚理发师》等20余部中外歌剧。1980年后，多次赴中国香港、澳门地区及日、澳、美、意、芬、新、德、法、荷、比、英等国举行音乐会、参加“国际艺术节”、指挥歌剧或讲学，是第一位应邀在国外排演世界著名歌剧的中国指挥家。

作者：郭大誌

编辑：付鑫鑫
责任编辑：刘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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