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外景(摄影叶辰亮)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外景

图为中共四大纪念馆珍藏的李大钊用于防身的手枪。

图为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珍藏的第一部党章。

图为中共四大纪念馆珍藏的“口袋书”，封面写有“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议决案及宣言”。(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馆方提供)

本报记者　邵岭　李婷　单颖文　范昕

上海，中国当代的国际化大都市，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光荣之城。在她绚烂缤纷的五光十色里，有一种颜色最厚重、最深沉：那是永不褪色的红。

穿城而过的黄浦江，铭记了中国革命史上的许多个“第一”：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平民女校……

更不用说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早期，一大、二大和四大都在这里召开———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望志路106号　(今兴业路76号)　召开，制定并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7月16日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　召开，通过了我党第一部党章；

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1月11日在今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召开，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

从一大到十九大，中国共产党走过了96年的风雨历程。我们深情回望这一段段足迹，细心触摸这不可磨灭的红色记忆，时刻不忘初心，矢志永远奋斗。

中共一大：平均年龄28岁的代表走入望志路的石库门中途闯入“包打听”，一刻钟之后租界巡捕房就派人来搜查

1921年7月23日，平均年龄28岁的十余位代表从各地来到上海，与两位共产国际代表走入望志路上的106号(今兴业路76号)，翻开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新的一页。当时，沿望志路只建了一排五幢一上一下的石库门房屋，房屋簇新，马路对面是一片菜地，菜地旁仅有一所庵堂，沿马路西边仅有一些平房和几家小手工业工场。

中共一大之所以选址上海，在学者看来，有着多方面的考虑。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一大城市，上海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为党代会的召开提供了最适宜的环境。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处派出的全权代表维经斯基，携带李大钊的介绍信到达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商讨建立共产党组织。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建党大业在上海正式展开。

位于上海法租界望志路的一大会址，是李书城、李汉俊兄弟的住宅。尽管是在法租界，但危险仍然时时存在。7月30日晚，会议正在进行，突然，一个穿灰色竹布长衫的中年男子闯入，朝室内东张西望，代表们问他干什么，他含糊其辞：“找各界联合会王会长。”忽而又说：“对不起，我找错地方了。”之后匆忙离去，富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当机立断：此人一定是“包打听”。于是，众人迅速收拾文件，从前门分散而走。仅留下李汉俊和陈公博二人。一刻钟不到，两辆法租界巡捕房警车开来，严密搜查一个多小时，并对二人详加盘问。此后，在李达夫人王会悟的提议下，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一条游船上，王会悟则坐在船头充当会议的哨兵。

中共二大：在一大一年后举行，通过了我党第一部党章以小型的分组会为主，每次会议都要更换地址

1922年7月16日，中共二大召开，八天的大会共召开了三次全体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会址位于上海市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　(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即时任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的寓所。剩下两次全体会议会址仍待考证。

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时，李达的妻子王会悟抱着孩子在门口放哨，警惕地注意着来往行人。12名党代表热烈地讨论了中国的时局及对策。为了安全，大会决定以小型的分组会为主，尽量减少全体会议的次数，且每次会议都要更换地址。目前的资料显示，第二次全体会议和第三次全体会议分别在英租界的其他地方举行。

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讨论通过了11个文件，其中就包括《中国共产党章程》。

值得一提的是，二大会址纪念馆的规划、保护、重新开发，其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今天的人们路经延中绿地老成都北路、延安中路口时，如果细心就会发现，延安中路高架路在这里有个细微的转弯。从展馆的旧址模式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老成都北路同期建造的石库门建筑共四排，中共二大会址位于深巷中的第二排，现在却成了沿街楼房。原来，为了保护二大会址，高架拆迁方案实施到二大旧址所处的那排石库门建筑时便戛然而止。1999年，为配合延中绿地一期工程建设，静安区动迁了这一地块上居民，并把这片建筑保留了下来。

中共四大：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

以英文补习班的名义召开，会场布置成课堂，八仙桌上摆着英语教材

中共四大纪念馆的序厅中，一座巨大的主题雕塑　《工农联盟》　引人注目。它寓意着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登上历史的舞台，成为民主革命运动的重要力量。序厅两侧的浮雕，描绘了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中共一大到国共合作，从五卅运动到北伐战争，展现了中共四大召开前后的重要历史事件。

纪念馆中最有特色的一个展厅，是场景再现厅。跟随讲解员走进根据会址原建筑模样复建的“石库门”展厅，穿过客堂间，走上狭窄的木板楼梯，便到了开会的二楼。小小的会场被布置成学校课堂的样子：有黑板，有讲台，正中是几张八仙桌拼接成的大桌，桌上放着英语教材。

原来，当年中共四大是以英文补习班的名义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扮演的是英语老师的角色。开会时，20位正式代表就挤坐在向街坊邻居借来的椅子上，当听到响铃声———楼下负责警戒的女工在报信———代表们就赶紧收起议案文件，拿起英文书作为掩护，原本声音不大的二楼，便传出阵阵英文诵读声。再往上的阁楼，是外地代表的临时宿舍。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这种艰苦又隐秘的状态下，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展开了系统的探讨。

在这些红色纪念馆看什么

到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看“中国红色经典第一书”

一本出版于1920年的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可谓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不可不看的藏品。这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被誉为“中国红色经典第一书”。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纲领性文献，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由马克思执笔写成。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在伦敦第一次以单行本问世。

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涌现出思想启蒙高潮，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诸多有利条件。1920年2月，应上海《星期评论》社之邀，陈望道悄悄回到浙江义乌分水塘村的老家翻译《共产党宣言》全文。为了保密，也为了避免乡亲的打扰，他躲在老宅的一间柴房里，夜以继日地秘密从事翻译工作。陈望道深知这篇约稿的分量，经过两个月的日日夜夜不懈努力，费了比平常译书的五倍工夫，终于将这本经典著作译成了中文。1920年8月，正式出版发行。

首版本的封面上印有马克思半身坐像，开本为小32开，全书竖版直排。首版本的售价大洋一角，印数1000册，很快售罄。9月，又印行了第二版，封面马克思肖像的底色改为蓝色。这两版《共产党宣言》已成为非常珍贵的文物。

《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对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成长，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到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　看第一部党章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珍藏着一本铅印小册子，32开，里面包含了在二大上通过的十个文件，最后部分收录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党章，共有六章29条，详细规定了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对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党的纪律和制度等也都作出具体的规定。它的诞生，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的最终完成，党的事业由此走向更广阔的新天地。

1921年7月，党的一大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纲领》。它规定党的名称、性质和纲领，提出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同时也对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和发展党员作出明确的规定。从一大到二大的一年时间里，党的组织有所扩大，特别是在吸收党员、开展工人群众工作方面，积累了较多的经验，在学习研究和传播建党理论方面有新的提高。制定党的正式章程，已是党组织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因此二大担负起创制首部党章的历史重任。党章是二大上由代表们推举产生的起草委员会成员起草的，提交二大通过。1922年7月，二大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通过《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

到中共四大纪念馆　看“口袋书”

在中共四大纪念馆的展品中，有一本纸张已经发黄的小册子，大小为15厘米×9厘米，还没有成年人一只巴掌大，也就是今天人们通常所说的典型的“口袋书”。这本“口袋书”的封面是竖排版，写着“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议决案及宣言”“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印行(一九二五年二月)”。这是一份珍贵的革命文物，也是中国共产党那段历史的见证。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虹口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召开。来自各地的20位共产党员代表全国994名党员出席了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从理论上把有关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加以系统化，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中共四大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健全党的组织，加强党对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运动的领导，强调改善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会后不久，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中国革命形成了新的局面。正是在中共四大的推动下，以五卅运动为序幕的大革命高潮迅速到来，中国共产党成为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

(综合自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人民出版社《中共四大轶事》)

(摄影　袁婧)